国内思想周报｜门当户对和城乡差距

“见饭分手”：门当户对和城乡差距

新年伊始，一则上海姑娘陪男友回江西农村的家中过年，看到第一顿饭后立马后悔分手回上海的新闻刷爆了社交网络。尽管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尚难以确认，但由于在春节期间同时涉及到农村、婚恋、阶层、地域等多种话题性要素，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而在大量就事论事的评议之中，也浮现出一些较为严肃的理性讨论。

“门当户对”对婚姻有多重要？

破土网公号发布了左楠的“孔雀女凤凰男，一顿年夜饭毁了一桩婚？”一文。作者援引相关数据指出，上海、江西两地之间人均收入差距在1.5到2倍左右，计入3到3.5倍的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大致估算出上海市居民与江西农村的农民收入差距大约为5到7倍。

左楠认为，尽管“真爱战胜一切”的呼声不断，但社会以及网络上关于“凤凰男”的舆论实际上已经判了“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死刑。女性与经济地位较高的男性结合不会遭到诟病，而情况相反的“凤凰男”却饱受非议，原因是只有既符合“经济地位高才能说话”的逐利原则，又符合男性中心的封建家庭制度的，才被认为是正确的家庭格局。这次事件的背后是贫富差距和男权中心家庭观念的影响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敬之在公号“社会学了么”发表“‘见饭分手’：家庭出身有多重要”一文，从人口学对“同类婚”、“异质婚”的区分出发分析了不同家庭出身的男女在婚姻中结合的情况，提出家庭出身虽然从统计意义上会影响个人发展，影响个人性情，但家庭出身对个人的影响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来改变的。

他引用2015年的一项相关研究指出，“超过半数的样本是在教育、社会阶层地位或收入相当的群体中找到配偶的，超过9成的样本是在相同的户口群体中找到配偶的。他同时指出， 基于真爱或者是投资“潜力股”的基础上的，2015年的异质婚也是靠谱的。同年的另一项社会学研究指出，我国总体社会流动率在逐步提升。具体而言，专业技术阶层与农民阶层和其他阶层之间的流动障碍大大缓解，与附近阶层之间的流动大大增加。也就是说，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仍然可以通过获得高学历，找到好工作，谋求社会地位的提升，实现向上流动。

但是，尽管家庭出身对个人的印象可以改变，但背后的家庭网络无法改变。实现了向上流动的个人，对这个社会网络存有道义上的责任，一旦接受了这一责任便会形成负担。对于另一方而言，这是结婚时需要慎重考虑、沟通的维度。

“凤凰男”的污名化

新京报书评周刊公号刊登的杜㮶的“凤凰男，一个让污名尴尬的时代名词”则深入分析了“凤凰男”这一名词的流变。

“凤凰男”出自“鸡窝里飞出金凤凰”，指那些经过个人努力，基于先天过人的天赋和后天过人的勤奋而实现阶层跃升，从乡村底层流动到城市社会中上层的农村精英分子。按照这一定义，“凤凰男”自科举时代已经存在，并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封建社会的中流砥柱。改革开放以前，少数进入城市的农民子弟反而获得政治资本优势，成为婚姻市场的抢手货。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重新分层的阶段更是农民子弟阶层跃升的黄金时期。

而在城市化逐渐扩张的今天，凤凰男们开始被打上“敏感”、“功利”、“直男癌”的标签 。“凤凰男”这一带有污名性质的新名词体现的是这些社会阶层分化下农村精英分子跨越阶级所面临的社会困境和压力，也折射出城市对农村的歧视以及对农村所依然携带的镌刻在凤凰男身上的封建残留的抵抗。

杜㮶指出，对“凤凰男”的诟病并非全然是无理取闹，其中有部分确实反映了一种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家庭观，即父母子女、夫妻等共同屈居于一个家族体系之内，亲密关系缺乏界限，生命个体不独立。从反抗这种“乡土式”家庭观的维度来看，女性对凤凰男的攻击具有一定进步意义，反映了女权意识正在觉醒的城市中产阶级女性对婚姻生活和家庭关系的重新定义。

但是作者同时指出，这些攻击又携带着城市中产阶层女性视角的局限性。凤凰男这一社会群体遭遇整体污名化，被冠以许多糟糕的刻板印象，客观上形成了社会对这一群体的歧视；并且，这一名词把对传统家庭观念的反抗和婚姻中对出身以及家境的选择强行捆绑在一起，抹杀了文化和观念冲突的复杂性，仅仅指向其经济状况，只会在消费时代让拜金变得更加合理而无益于女性地位的改变。

作者还提到，凤凰男带来的讨论也包含着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城市对乡村自上而下的审视，往往带有主观和猎奇的色彩，缺乏对其经济和文化发展现状的理解与包容。

学者的“国师情结”

郑永年

上月，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一篇批评中国学界的文章激起热议，讨论持续发酵。其中，凤凰国际智库研究院李江近日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中国学者的‘国师情结’”一文引起了大量关注。

郑永年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短缺的时代”，以近来的“供给侧改革”为例说明中国学界都在“炒作概念”，论证政策而不是研究政策。他认为长期以来有效知识供给不足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在对郑永年激进观点的反驳中，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聂辉华指出他犯了三个错误：高看了中国知识界、逻辑错误和避重就轻。聂辉华认为，“知识界对中国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有锦上添花的功能，却不是必要条件。”

李江指出，郑、聂两人的文章反应出中国当下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学术界埋怨政府不支持而政府却又不满知识界“无能”。许多政策制定者感叹拥有扎实理论功底、了解政府政策制定程序和社会实际状况的学者少之又少，知识界则诟病政府不透明以及资源分配不均。

李江由此叩问，现存体制为什么可以吸纳学者却缺乏可以选择出优秀、负责任的学者并使得决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相互有效配合的机制？他认为最大问题在于现存体制是为了选拔“国师”的，一些学者一旦从事政策研究，很容易激起一种强烈的“国师”欲望。这种欲望阻碍了他们做出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研究，反而将研究对象或重点转向政策制定者本身。

李江认为尽管“国师梦”的表现形式不同，有人向往儒家所倡导的君臣关系，有人为满足甘愿为奴的心理需求，有些人则是投机分子，但无论是哪一种，都会影响他们的政策研究能力和质量。他进一步指出，“国师梦”的由来与社会科学界的特性有关，由于社会科学界必须通过影响实际政策制定，观察实施过程，检测政策结果才能检验自己的理论，这使得社会科学学者对政策制定者有种天然的亲近感。加上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特征的影响，以及政治权力对资源的支配，学者很容易出现自我矮化的意识。

文章最后指出，由于学术和政策研究的空间有限，导致投机的“国师”拥有了大量的市场，而他们“利己至上”的属性和对体制内优秀人才和良好品质的排斥会给体制带来巨大危害。至于要解决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之间的矛盾，李江认为“通畅、宽容的沟通渠道和反馈机制、对德才兼备人才的有效选拔机制或许才是关键”，并建议，“政府及社会各界不妨先从治理‘学阀’乱象、整顿大学和学术研究风气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