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严“禁燃令”见成效：销售额从近亿元降至不足千万元

2016年春节，上海实施了史上最严“禁燃令”。

从严格的立法论证，到高效的执法落地，“禁燃令”带给上海的，不仅是锐减的鞭炮碎屑，还有对未来城市公共管理的启发。

“这一关过得很漂亮”，2月14日，烟花爆竹的立法推手之一，上海市人大代表厉明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

立法提议者：“感觉人大特别重视这个事情”

2016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

这是时隔约20年后，上海再次修改烟花爆竹管理条例。与上一版相比，2016年版的《条例》不仅将禁燃范围，从内环扩大至外环，还明确了处罚的金额数字，更具有可操作性。

2014年两会期间，上海市人大代表厉明提交议案，建议修订《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他还曾与138名人大代表一道，共同向市民呼吁春节期间不燃放烟花。

厉明回忆，2014年两会结束后，上海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这一议案。会场里，除了他，基本都是消防、公安、安监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方方面面的部门都来了。”

他本提议，将禁燃区域从内环线，扩大到浦西的外环线和浦东的中环线，但最终讨论的结果是，扩大到全市的外环线，“力度很大，感觉人大特别重视这个事情。”

对于厉明的提案，大多数人大代表支持，还有些人大代表的态度是“又支持又反对”，他们觉得，这件事是对的，应该支持，但又很担忧，如果很难执行下去，还不如不颁布。

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中国禁燃，已有百年历史，但最初效果并不显著。

1907年，天津巡警总局发布公告，称鞭炮的“贩卖燃放 , 均于禁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旧年俗的批判，《申报》屡次发文，以火灾等为由，呼吁上海市民“避免爆竹伤人”，但随着时代变迁，这些禁令最后都不了了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各大城市陆续颁发“禁燃令”。与其他城市一样，上海也曾出现过”禁燃令”与民俗民意相悖的争议。

“以前的执行力度和民意基础都不够，大家觉得，放放比较有年味，即使对环境有污染，也污染有限。”厉明说。

今年春节，是新版《条例》遭遇的第一场大考。春季前，厉明有点忐忑不安，“如果有人放，没有得到及时制止，就会得到效仿。

批发商：今年不再进货

这场大考，考验的第一个，是烟花批发商。

金麒麟鞭炮烟花公司，是上海唯一指定的烟花爆竹批发商。澎湃新闻从相关部门获悉，为了从源头控制烟花爆竹的销售量，政府有关部门多次和金麒麟公司沟通，最后达成共识，今年春节，金麒麟公司不再从外省市进货，仅销售去年存货，约5万余箱。

管住的，不仅是上游的进货渠道，还有下游的销售渠道。

2014年，上海发出烟花爆竹销售许可证1400张，2015年发出697张，2016年，这一数字锐减至87张，而实际在售的销售点只有66个。

与此同时，销售过程也被严格监控。民警、消防警官和志愿者每天在持证销售点巡查，部分销售点还装上了监控探头。

同时，市民购买烟花，需要采取实名制。66个销售点里，共登记到18个户籍地址在外环线内的顾客，大部分人的实际住址在外环线外，住在外环线内的市民，已由民警上门劝阻。

烟花爆竹的销量，是“禁燃令”效果最直观的晴雨表。

一位烟花相关行业人士称，近年来，上海烟花爆竹销量，已呈逐年减少的趋势。

数据显示，2013年，上海全年销售额为9000多万元，2014年则为7000多万元。2015年是3000多万元，今年销量呈“断崖式”下降， “2016年，估计上海全年的销售额只有几百万元。”

执法者：全社会动员

这场大考，上海市派出了5万公安民警、消防官兵。在除夕夜、年初四和正月十五，实施一级加强警务，全员上岗。

民警、消防官兵与30万平安志愿者通宵达旦，对外环线内的7301个居民小区实行“守小区、守门洞、零燃放”措施。

12月31日，《条例》实施的前一天，长宁区新华街道梅安新村居委会主任孙元珍组织社区党员、居民楼组长、物业保安队长、居委会干部开会。

孙元珍回忆，“此后，几乎逢会必讲烟花爆竹的新条例。”

梅安新村居委会有十几个居民自治团队。每次小组开会，就宣讲新修改的烟花爆竹条例，同时也开始招募志愿者。

澎湃新闻获悉，上海有30余万名平安志愿者参与烟花爆竹安全管控工作，在禁燃区域开展守护、巡查、劝阻工作。

上海市公安局法制办主任范宏飞表示，从执法操作来看，落实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法律效果和倡导移风易俗社会效果的统一。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肖敏对澎湃记者表示，在全国范围内，上海本次的“禁燃令”，效果比较好。

出乎厉明的意料，上海圆满经受了这样的大考，“这一关过得很漂亮。在社会上实现了共识，老百姓享受到了法律的红利。”

“以前一部法律颁布之后，往往投入的执行力度不够。违法的人没有得到很好纠正，遵纪守法的人就会感到很吃亏”，厉明说，“大家会慢慢意识到，违法就要承担后果。”

在他看来，本次禁燃令的执法过程，是一个很好的样板，对于未来上海的公共管理，提供了良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