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再谈上海未来|张轶超：愿人们走出家门都能找到公共绿地

39岁的张轶超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是教师也是NGO管理者。多年来，他致力于这座城市随迁子女的教育，开发他们的文艺天赋，使他们拥有宽广的眼界和兴趣。很多人感动于他的工作。但他这样做，并非出于奉献和牺牲，而是源于更高的精神追求：可交流、公平协商、自由发展。

两年前，他表示，因为做NGO工作的关系，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市区级领导，感觉都比较平易，没什么架子。他也向往城市能以一种更加平等也更加人性化的方式，给随迁的孩子们以机会。这个愿望至今没有变过。

张轶超自述：

两年前，上海浦东新区川沙镇黄赵路，当我去那里参加一个帮助外来工融入的活动时，看到的只有工地和工人。而两年后的今天，那里已是上海迪士尼主题乐园，大概再过五个月，届时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带着他们的孩子前去体验梦幻般的快乐。

距离黄赵路大约十公里的唐镇创新中路地铁站，两年前,那里还是一个被叫做机口村的热闹的外来工聚居区。即便在寒冬里，各种小摊贩也会趁着阳光明媚叫卖着各种小百货和小吃。网吧里永远充斥着小年青和中学生。不过如今，这个地方已经被拆得差不多了，下了地铁，你几乎找不到一家小卖部，唯有地铁站口的各种黑车，令这里还保留着一丝商品社会的气息。

大多数外来工搬迁到了顾唐路高科东路附近，那里搭出了比两年前更多更密的临时建筑，有的简陋到你几乎无法相信会有人住在其中。如果一个游客偶然来到那里，首先映入其眼帘的一定是那些红色屋顶外面包裹着瓷砖的漂亮小房子，然后才是围绕四周的各种农民房和简易房。当你走近时，你会诧异地发现，原来那最为漂亮的小房子竟然都是公共厕所，至于那些低矮逼仄的棚屋，才是人们所栖息的居所。

住在机口村的许多孩子，两年前尚刚进入初中不久，他们对学习还抱着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对未来还抱着天真的幻想。然而两年后的今天，被分配在外地孩子班级的他们，看着那不忍直视的成绩单，以及面对因为拿不出租房合同（住临时棚屋里的人不会有合法的租赁合同，而没有租房合同就无法办理临时居住证，没有临时居住证是连中专职校都没有资格报考的）而痛苦无奈的父母，第一次真切意识到现实的残酷和弱者的无力。

然而，除了迪士尼之外，我所描述的所有图景，都不属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上海”，不属于那个不断繁荣发展的国际化大都市。即便我们将之纳入视野，也可以把这一切看作是进步和发展的代价。农民房的拆迁，外来工聚居区的外移，都是为了新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为了更好的生活，更美丽的城市。那么，对低收入外来工及其子女的一些政策，或可视其为必要的牺牲：为了保证迁入上海的人口质量，降低上海的犯罪率，为了更安全、更文明的城市。

不过，如果这一切的发生，并非来自每一个城市建设者的意愿，并非来自经过充分协商和讨论后的共识，那么，我想，这个城市已经不属于我们。它既不属于那些被视为只能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建设者们，也不属于出入高科技园区和高档写字楼的人们。原本的矛盾被掩盖。至少，我不认为那些从小被剥夺、长大之后挣扎在最底层的人们会对这个城市心怀感激，对未来心怀希望。

罗斯福纪念公园有一段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言：衡量我们进步的标准，不是看我们给富人们带来了什么，而是要看是否给那些一无所有的穷人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当有一天我们的父母被推进医院，即使身无分文也能得到悉心医疗，我们的孩子能进学校，不管这些孩子来自哪儿，都能得到一样的对待。我会说，这才是我的祖国！

这段话许多人觉得很天真，其实我也觉得如此。这太不切实际了！我不敢期望上海马上能变成这样，不过，我想，人还是应当有所期待的。我心中的上海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这里不该仅仅是富人们的天堂，我希望，除了高尔夫和帆船俱乐部之外，任何一个居民，当他走出自己的家门，都可以找到一块小小的公共绿地，那里有长椅，有电子阅报栏，有Wi-Fi，有雕塑，有免费的热水，然后你可以坐下来，和朋友聊天，或一个人看书，甚至因为某个新闻而直接给市长发一封建议邮件。

我希望这里不该仅仅是消费娱乐的乐园，除了国金中心和迪士尼之外，任何一个居民，当他走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都可以随时找到一个开放性的电子图书馆，那里有别致的设计，可能是一个艺术品/艺术家的介绍，也可以是某一位上海历史人物的传奇，更重要的是，这里有免费的电子阅读器，你可以立即接入这个城市的电子图书馆，查找浏览你感兴趣的资料。

然后，即当这个城市真正成为每个居民的家园之时，我们便可以好好谈谈那些困扰我们的问题，比如本地人与外地人，便可以好好思考下罗斯福的天真念头，看看是否能够朝着那个美丽的理想去努力。

2014年初的记录：

　　期望上海能改变随迁子女教育政策

　　张轶超

　　性别：男

　　年龄：37岁

　　出生地：上海

　　户籍：上海

　　职业：教师／NGO管理者

　　月收入：1万元

　　日常生活范围：浦东、杨浦区

我目前和父母、奶奶住在一起。居住环境挺好的，因为小区里的居民基本都是原来一个村的村民，所以邻里关系很融洽。

作为教师，我在上海平和学校担任高中部IB教师，教的是IBDP（大学预科文凭）项目的TOK（知识理论课）课程。

作为NGO的管理者，我主要负责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这是一个为来沪随迁子女提供课外教育，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的公益组织。我的具体工作是课程活动的开发策划，以及为机构拓展外部资源与合作机会。我是上海人，但从2001年开始就从事服务来沪随迁子女的工作，很高兴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这些孩子提供丰富多彩的机会。

在上海，我的生活有两个重大变化。第一次是1989年，我家所在的虬江村拆迁，全家搬进了新公房，我也从农村户口转成非农，进入普陀区的曹杨三中。这也使我的生活圈子被大大扩大了，视野也更加开阔。第二次是2001年，当时我在复旦念研究生，因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来沪随迁子女，开始从事志愿者工作。从那时开始，我就和这群孩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个开放的城市不仅应该有包容力，而且也应该如源头活水一般有流动性，即不同阶层，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可以自由流动。形成这种流动的中介，应该是教育，是平等的教育。

因为做NGO工作的关系，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市区级领导，感觉都比较平易，没有什么架子。

目前上海处在一个很微妙的时期，因为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涌入，而上海在对待这些人的态度上，有着一种我不太喜欢的势利。比如对待随迁子女入学问题。一个高中文化没有什么特长的农民工，无论他怎么努力，即便认认真真交了20年社保，都无法让子女参加上海的中高考。而如果是一个研究生学历的人，那么只需要一年，其子女就能够参加中高考了。我认识很多老实本分的外地人，他们的孩子也都很努力。

所以，我期望这个城市能够改变目前的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为一种更加平等的、也更加人性化的方式，给这些孩子以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