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然：年要过得好，得有规矩

辞旧迎新的行事历

这几天，年关是切切实实地一天天近了。

小时候，一进入腊月，夜饭后一家人围坐在火炉前就开始数日子：二十四，过小年；二十五，炒薯皮；二十六，作豆腐；二十七，打弹毛灰；二十八，杀猪；二十九，送节礼；三十，吃羹饭；初一，拜年。

这里面有些地域性的知识要解释一下。寒家位于湘东南，祖上是从江西迁过来的，到现在还说着赣语。上面这套程序只是个标准模式，实际上能否这样操作取决于一些客观因素。其中最大的变数是杀猪。首先，家里得有猪可杀。那时候集体化，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养得起年猪的；寒家人口多，这一点不大成问题。其次，得看屠夫哪天有空。杀猪是手艺活，乡下屠夫就那么几位，一年到头没几天有用武之地；但到了年关前，往往做手脚不赢。得预先排档期。其三，要配合赶场的日子。那年头经济紧张，杀猪是大事。猪杀完后，除了尽可能少地留下一些部件自用，大部分得指望它换钱。本湾（本村）当然会销掉一部分，其余的就得挑到场（集市）上去卖。周围几个集市，要么一四七，要么二五八、三六九，想去逢哪个场，就得排在那个日子的前一天。

过小年是没什么花头的。那天晚上送灶神上天，伙食方面会略有表示，比平常丰盛些，但不至于大办。那个日子主要是标志年节的开始，从第二天起，得进入紧张的忙碌程序。排好的那些事，都是不得不做的大事，须刻日计功。

炒薯皮，就是准备炒货。那年头粮食不足，一年当中有好几个月得靠红薯解决口粮问题。将一些红薯刨成片，晒干，俗称薯皮。这是将红薯保存的重要方式。白薯皮（白芯红薯刨成的）口感较差，只宜于煮粥；红薯皮口感稍好，可以炒了吃。按当地风俗，家里来了客，总得端出一盘零食，称“换茶”，以佐酒。年头年尾，人来人往的，没有足够的“换茶”不成个人家。其中除了点缀一些从外面买来的糖果瓜子，主要是一些自家的土产，如薯皮、落生之类。因为消耗量大，将这些炒货准备好是个大工程。过了小年就不断会有客人来，炒薯皮这件事的重要性显然要排第一。

作豆腐这件事也同样重要。那个年代食谱简单，农村的菜碗里平时主要是萝卜、青菜、豆角、茄子，到了过节才会有鱼、肉、豆腐。过闲节只过一餐，可以从作豆腐的人家调剂一两块；到了过年，从过小年到正月半前后二十天，自己家里不作豆腐显然不够用。作了豆腐，除了留一些“水豆腐”，还要做相当数量的“煎豆腐”，并且还要留一些做豆腐乳，这么大的工程量也需要一整天。

炒薯皮、作豆腐都要不停地烧火，而且必须烧柴火。烟尘比较大。这两件事忙完，才可以搞卫生，俗称打弹毛灰。“弹毛灰”本意指灶间因烧茅柴而产生的浮尘，在此不能理解得太狭义。那一天除了扫墙壁、楼顶（天花板），还得洗锅盖、刮锅底，以及水缸架、脸盆架、碗柜等等，凡能拿得动的要拿到水塘里洗，搬不动的就擦。最后，还得把衣服、鞋子清理一遍，能洗的都得洗。不言而喻，又须忙碌一整天。

以上这些都属于内务，此外还有“外交”，那就是送节礼。按亲戚礼套，闲时不来往也就罢了，过年过节了总归要表示一下。就算有些亲戚关系较疏，端午、中秋不来往，到年关了也得来往。过年不送节礼，基本上也就意味着亲戚关系断了。

在一切亲戚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舅舅。但来而不往非礼也，姑妈家来送了节礼，做舅舅的不能没有表示。于是去姑妈家也显得很重要。此外姨妈家总归也不好不走动。这样一来，就得按各家距离远近，编一个路线图，串起来走。这一过程从过小年开始，到三十午饭前均可，尤以二十五至二十八为宜，越早越恭敬。寒家两个姑妈向来关系亲近，特别小姑妈家，两代亲，几位表哥每年早早地就来送节礼。这种送节礼不同于做客，都是来去匆匆；赶上点了吃顿饭，没赶上饭吃碗米粉，着急的甚至喝杯酒（俗称“丰杯”）就走。为了节省大人的时间，这种事也就多由小孩子完成。

一到三十，过年的气氛开始显现出来。之前连续多日的紧张也突然放松。这一天主要的任务是洗澡，接下来女人洗衣服、弄饭，男人则张罗帖春联，敬神、祭祖。那时候“文革”还在进行，按照一些人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但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那时敬神、祭祖这些事情还是照旧。大队支书就住在村里，他家也得敬神、祭祖。只是“四类分子”要稍加注意一点，毕竟他们属于“贱民”一类。

祭祖比较简单，吃饭前在神龛前摆上一桌饭菜，点起香烛、烧点纸线，请祖宗享用即可。此所谓“祭如在”。敬神的手续就复杂很多。灶神、神龛、门神、天神、老爷、福主各处，都得敬。每个地方焚香、烧纸，放小鞭炮一挂，作三个揖。要点是须由家长主事，且各处次序不能乱。前三处的位置勿庸赘述；后三处，祭天神就在院子里，面向前方即可。“老爷”为“老爷树”——当地每个村里面都会有一两棵老爷树，守护着村口；祭的时候在树下焚香烧纸，对着树作揖就行了。这个老爷姓甚名谁不清楚，平常什么都管，吓了魂的、生了病的、想发财的，种种事情都可以向怹祈求；初一、十五烧香，怹脚下不可少，到了过年，他这炷香自然更是必须。福主老爷有个庙，附在祠堂右侧。文革中，福主老爷的神像被砸，但房子还在，烧香的或者把这道程序省了，或者就在门外意思一下。

敬完神、祭好祖，接下来就是过年前最庄严的时刻——吃“羹饭”了。长大后负笈离乡，知道外地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年夜饭”的说法，但在我老家，年三十的正餐不是晚饭，而是中餐。不光过年，我们那一带凡“做酒”一般都在中午，仅嫁女例外。何以形成这样一个习俗，从来没有人产生疑问。反正我们从小就感觉，举凡一些吉祥喜庆的事，就得堂堂正正在光天化日下进行。酒席摆到晚上，吃完后怎么回家呢？吃羹饭虽然是自家人一起，但道理跟吃酒席应该没有两样。

饭而称之为“羹饭”，顾名思义，是因为这顿饭桌子上必得有一碗羹。平常做喜事摆酒一般也有羹，但那没有资格叫羹饭。“羹饭”特指年三十的正餐。正因为如此，当地也把一些特别轻松愉快的事比喻成“吃羹饭”。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大人训小孩：“叫你做作业就要了你的命，要你玩了就跟吃羹饭一样！”好象这碗羹有多大魔力似的，实则它的做法并没有什么特别，无非是勾一些芡粉，加一些肉末，再放些姜末调个鲜，闻起来有一股特别的香味。自然，这个香味构成了那个年代最美好的一种记忆。

羹饭吃完，年三十的大事就了却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是到临近半夜关大门，俗称“闭财门”。之所以要临近半夜，是因为财门一旦关闭，就不能再开。否则很不吉利。一定要等到确认全家人不会再出去了，才能把财门闭上。闭财门要放一挂很长的鞭炮。之前的一段时间，通常是全家人围坐在火炉前，吃吃“换茶”，说说话。说话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大人叮嘱小孩，在新年期间该遵守哪些规矩。

过年跟着长辈学规矩

按照我老家的习俗，新年过得好不好关乎全年的气运。特别初一这一天。要是年初一没过好，全年都没好日子过。因此规矩特别多，也特别严。首先是，新年要早起，早起早发财。不能让人催，尤不能让人催了还不起。那样不吉利。其次，见了人得拜年。不一定要做拜的动作，关键在打招呼，说吉利话。这里面很有学问。最好是能切合对方身份，说一些让对方受用的话；至不济，不能说了话让人讨厌。再次，切忌跟人置气。为了避免惹人厌，小孩子就得多管教，切忌跟人“讨相骂”（吵嘴）、打架，切忌恶作剧。复次，年初一要持重，不能摔跤。摔了跤意味着这一年可能有坎坷。万一不慎跌倒，不能哭，不能叫，应该自己爬起来。这意味着就算遇到坎坷也能凭自力站起。既如此，看到别人摔了跤，也就不能马上主动去扶。老家人活得硬气。要是自己能站起，你伸手去扶，对方不仅不感激，反而还会怪你没给他一个自己站起来的机会。这就需要心明眼亮，要确认对方已经不帮不行，这才能向前施以援手。

以上这些规矩，打我记事起，每个年三十晚上都得听母亲唠叨一遍。先是讲给我听，然后是讲给弟弟听。印象中，过年就是学这些做人的规矩。从初一映射全年，从少年到一生。

上述这些规矩都还好理解，此外有一些现在看来已经匪夷所思的规矩。例如，初一不能扫地。地上的浮尘象征钱财，扫地意味着把它们扫走了。此其一。其二，新年三天不出财米。这几天不能买卖东西、不能付账。职是之故，据说过去有些三十、初一还在赶路的客人住伙铺（旅馆）食宿都免费。其三，初一不能午睡，否则不吉。谁在初一那天打了瞌睡，他家的田埂或塘埂就会崩塌。这一点如何天人感应不得而知，反正到开春后看到某处田埂或塘埂塌了，大家就会猜疑谁在年初一睡了午觉。因此，年三十晚上大人们总会教育小孩子，年初一上午不要太疯，要节酌体力，避免在年初一睡午觉。

尽管叮嘱了又叮嘱，大人们终归不放心。晚上等孩子们睡了后，总要拿草纸在孩子们嘴上象征性地擦一擦，以示年初一孩子们即使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含义了。

年初一早上，照例总是远近高低的鞭炮声把人惊醒。有道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有些图吉利的人家就跟通宵不睡似的，很早就放炮开财门。醒来之后，大家都庄严肃穆地穿戴、洗漱，绝对不乱说乱动。刹那间，新年的感觉沁人心脾。照规矩，年初一不能向外泼水、扔东西，因此用过的废水得用容器攒着，到初二以后再倒。整理毕，全家人衣冠楚楚到神龛前向祖宗行礼，然后就是开财门。照例须放一挂很长的炮，从神龛前放起，一直放到院子里。湖南人爱鞭炮，一般人家都会放到千响以上，有些人家甚至会放到几千响。

现在很多人对于放鞭炮比较反感。确实，在城市环境，住处逼窄，加之现在作炮的技术与以前不同，引线奇快而且声响刺耳，放鞭炮、听鞭炮基本上已无美感可言。在我小时候，作炮都凭手工，从熬硝、搓引线到卷炮、编炮。那种炮燃放节奏奇慢，悠悠的，响声很柔和。在住处高低错落的南方乡村，无论放鞭炮还是听鞭炮都算一件赏心悦目之事。每当鞭炮燃放过后，空中飘荡的那种淡淡的硝烟味，弥漫着一种特有的气息，绝对没有替代品能比它更真切地诠释新年的喜庆与祥和。

鞭炮放过，照例地上总会留下一些未放响的炮，将它们捡起来再玩也就成了小孩子的一大乐趣。此事当然也有禁忌。很多小孩子在捡炮时一边翻拣一边会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有个比我小一点的家伙曾在三十晚上别人家闭了财门后，打着灯笼到各家门前去捡炮。此事本来有些出格，问题是他还不看准了再捡，而是在炮碴里一通乱翻，一边翻一边感叹：“呃去！空的！——呃去！空的！”此事让各家主人大为恼火。人家好端端闭了财门，你跑人家门前说是“空的！”这算啥意思？不是触人霉头么！此事成为一笑话流传了几十年，大家都拿这当作反面教材训诫小孩子。有些人干脆就禁止自家小孩去别人家捡炮，省得讨嫌。特别是三十、初一。

开过财门，全家人得雍雍穆穆地端坐在堂屋丰杯。八仙桌，上辈坐上边，两旁及下边按辈份年齿依次入座。这也是一种象征。照例气氛庄严，须正心诚意，坐有坐相，吃有吃相，不得开玩笑，不能“骨头轻”。丰杯毕，大人们在家张罗早餐，小孩就得去伯伯、叔叔家拜年。

显而易见，这种拜年是一年当中最愉快的时刻。不仅因为有好吃的，更难得的是心情特别轻松。那时候虽然尚未承担成年人的责任，但在那样一个残酷的时代，生活压力无处不在。只有在新年，在对接下来三百五十九天美好日子的憧憬中，才会暂时忘却各种烦恼，燃起对未来幸福生活的热望。

拜好年，用好早餐，就进入年初一最重要的程序：上祖山“挂地”（扫坟）。这是男人的事。女性顶多小孩子跟着。那时寒家人口多，加上叔伯姊妹，总共二十余口，其中男丁十五。这一大家子在大伯父率领下，带着烧纸、线香、鞭炮、米酒，按照路线远近，每一处“地”（坟）都要挂到。最远处祖母所在的全族祖山其位置已在茶陵县境，一大圈转下来，得一整上午。

记忆中，跟着父辈上祖山挂地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大伯父是读书人，写得一笔好字，善写各种文章，在周围数十里内薄有名声。打我记事起，四下里红白喜庆，都是请他去当文礼生，引导主事者如礼如仪。他领着一众人上祖山，一路走，一路娓娓地晒他的学问。除了偶尔讲一些文史典故，讲得最多的是本族内部祖祖辈辈口耳相传的“时闻”（故事）。比如，某丘田以何因缘姓了张，某处山又缘何如此划界。每个故事里面都包含着一些特定的做人做事的规矩，不仅让后辈眼界大开，而且传递了一种浓浓的宗族情绪。前几年，我突然意识到，在乡村，我大伯父这种人就是所谓文化的最富集的载体，种种传统其实主要是依赖于他们而得以传承的。可惜已再没有机会听他讲述，不胜惆怅。

祭扫归来，下午左邻右舍会有一些团拜活动。这个不打紧，重要的是从初二开始的走亲戚拜年。初一崽（儿子）、初二郎（女儿），初三初四拜姑娘（姑妈），这是老家流行的拜年顺序。但我家有点特别。我家两位姑妈比大伯父大，所以从初二起，全家男丁得跟着大伯父去姑妈家拜年。初二在大姑妈家，初三小姑妈家。都得住一晚，以示尊重。初四才能轮到其他亲戚。那时大伯父家的堂兄已结婚多年，三伯父的岳家也另在一处，他们都得在年前送节礼时打好招呼，彼此取得谅解。

初六以后，在单位上的人都出去上班，乡村的新年气氛也渐渐冲淡。按传统说法，正月十五灯节过后，新年才正式结束。但我家总有个余兴。那就是到春暖花开时节，接两个姑妈回来小住。姑妈都是小脚，行动不便，春节期间客多，无法长住，只好等天气暖和了再说。总由我和堂兄、堂侄三个人去接。接回来各家住几天，一共呆上十天半月，然后再由表兄来接回去。此事结束，一个年才算正式过完。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先是小姑妈去世，继之家父、大伯父先后凋零。九十年代中，大堂兄也突然走了。然后其他长辈也一个个走了。十几年前，从小一起长大的二堂兄对我说，什么时候放寒假了回老家，像小时候那样过一个真正的年；以前父辈们主事，现在该我们了。我答应着，还没兑现，不期然在我访美的那年，他也突然走了。真是不胜其悲怆。去年暑假，我带孩子回乡祭扫，看着先父坟上高过人头的青草，当时发愿这个年要回乡去过。可是，事到临头，考虑到春运，考虑到手头积压的事情，这一宿愿又化作了泡影。罢了，山河陵替，民人迁徙，这恐怕是我们必须适应的新常态吧。谨以此文作为新春之际献给列祖列宗的心香，愿他们在天上一切安好。

201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