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五味杂陈的春节故事

闲来翻阅宋人蒲积中编的《古今岁时杂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有个小小的“发现”：同是吟咏节庆，好诗不集中在分量最重、名气最大的春节，而更倾向于元宵、清明、中秋、重阳。单从篇数看，除夕（卷四十一、卷四十二）加元日（卷一、卷二），总共四卷，是规模最大的。可惜多有应景之作，或故作高深，或堆砌辞藻，或豪言壮语，或叹老嗟卑……相反，那种清新、家常、优雅、豁达，不学诗也都过眼不忘的，少而又少。王安石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除日》），算是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此外，唐人高适的“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除夜作》），也能为无数远游的今人所记忆。至于唐人李约的“称觞惟有感，欢庆在儿童”（《岁日感怀》），以及宋人苏轼的“白发苍颜五十三，家人强遣试春衫”（《和子由元日省宿致斋》），在节日的喜庆中不乏感慨与无奈，还包含着某种童心与顽皮，让我称羡不已。

春节放爆竹

读多了岁时纪胜之类诗文，很容易误认为唐宋元明清乃至当代中国人，都过着同样长短、同样色彩、同样声响的春节。其实，不仅南北不同，城乡有异，时代更是千变万化，稍有年纪的，大都经历了诸多“截然不同”的春节。这里的“不同”，一半缘于自己，一半归属时代。因此，添上唐人刘希夷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或许更有说服力。

小时候只知道喊“过年啦”、“过年啦”，记忆中，除了剪头发，穿新衣，吃甜粿，放鞭炮，再没有别的滋味了。长大后，方知这古今中外、东西南北、富贵贫贱的“过年”，其实不是一个味。落实到个人，更大的可能性是“五味杂陈”。记录在书本上的，是普天同庆的“民俗”；留存在脑海里的，方才是自家的“真生命”。正是这些带着时代印记的悲欣交集的故事，值得你我再三追忆与琢磨。

我记忆中最为凄风苦雨的春节，当属1968年。那年的大年初一，我是在广东汕头农校的养猪场里度过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展开”，父母亲都进了牛棚，农校家属区的气氛变得异常诡异。表面上，太阳照样升起，可谁家出事，谁家得意，大家心里一清二楚。同是落难，没多少信息可以交流；革命群众警惕性又很高，你不仅问不出所以然来，还可能给父母添乱。我家唯一的“信息源”是农校养猪场的大在叔（很抱歉，不识大名，只记读音）。他出身好，又无一官半职，说话无所顾忌。因此，我喜欢与他聊天。在力倡“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时代，他只能在养猪场过年，无法回十几里外的老家团聚。于是，大年初一，我陪他打扫猪圈，顺便听他讲述学校搞运动的诸多内幕。听到批斗会上父亲如何挨打，心里很难受，回家后狠狠哭了一场。时隔多年，我还记得回荡在养猪场里那句朴实的话：甭（勿）惊，人生就是这样，有时星光，有时月亮。

1979年的春节，我是在广州度过的。作为七七级大学生，刚念了一年书，这回的寒假不回家，一来路途遥远，二来经费紧张，三来也想见识见识这大名鼎鼎的羊城花市。多年后，读到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的长篇乐府《花市行》，其开篇固然喜人：“花拥五羊春满路，倾城争说买花去。东风浅笑过墙来，轻逗几点黄昏雨。”更让我感叹不已的是其结尾：“重霄乍觉彩云开，仿佛花魂喜满腮。如许春花来不易，寄语东风着意栽。” 这首初刊于1979年除夕《羊城晚报》、现收入《岭南新语》（花城出版社，2014年）的《花市行》，除了描写热闹的花市光景，还夹杂若干时代氛围的渲染——那种意气风发，日后难得一见了。还记得拥挤的街道两旁繁花似锦，人海如潮，虽略显杂乱，自有浓浓的喜庆味。在广府人必买的金桔、桃花和水仙中，我挑了一枝桃花——因为便宜，而且绽开的时间比较长，这符合穷学生的趣味。至于“行桃花运”或“大展鸿图”（桃），非我那时的学识及方言所能及。

自1984年9月入京念书，此后的春节大都是在京城度过的。伴随着旧时民俗的逐渐复兴，我逛过不少“与时俱进”的庙会，从卖平民小吃为主，到假扮皇家礼仪，从高挑的风车及冰糖葫芦，到号称无污染的电子鞭炮，唯一不变的是拥挤与嘈杂。记得清人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描写京城的“元旦”：“闻爆竹声如击浪轰雷，遍乎朝野，彻夜无停。更间有下庙之博浪鼓声，卖瓜子解闷声，卖江米白酒击冰盏声，卖桂花头油摇唤娇娘声，卖合菜细粉声，与爆竹之声，相为上下，良可听也。”今天即便你逛庙会，欣赏到的也不再是如此“市声”——那些有腔有调的吆喝，属于“表演”而非日常生活。眼看京城里的景物及声音日渐单调，加上“天增岁月人增寿”，若无特殊需要，就不再往庙会挤了。

我在京城所经历的最为惊险的春节，乃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具体是哪一年，记不清了。除夕晚上阖家团聚，这是过年的最大兴致；若有可能，一般人都不会错过。忙乱了一整天，酒菜都准备好了，正想喊开饭，突然发现岳父不见了。他有傍晚外出散步的习惯，可今天是除夕，好不容易三兄妹回家团聚，岳母一大早就叮嘱早点回家。可等啊等啊等，六点不见人，七点不见人，七点半还是不见人，沿着他平日散步的路段来回寻找，挨个给常见面的老朋友打电话，全都未见踪影。岳母急死了，不知如何是好，打电话到附近的派出所，问有没有走失的老头……一直到八点半，他老人家才慢悠悠地推门进来。全家人又喜又气，喜的是终于平安归来，气的是他竟然看电影去了。说是走在街上，看到《木棉袈裟》的电影海报，忘记今夜是除夕，一头扎进去，经历了好一番腥风血雨，才散场回家。在《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后记》中，我提及“父亲少时练过武术，连带喜欢武侠小说。去年读了我论武侠小说的文章，父亲旧瘾重发，让我二弟给找了一部《神雕侠侣》，一拿上手就不愿放下，以致因对病弱身体非常不利而被我母亲勒令‘下不为例’。”现在想来，除了父亲喜欢武侠小说，还得再添上岳父的酷爱武侠电影，方才成就我那本“雅俗共赏”的专著。

1994年的春节，我和妻子是在东京度过的。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阅读日本》中《“初诣”》一则，说的便是我们在日本“过年”的故事。先到音乐厅欣赏新年音乐会，再到位于千代田区永田町的日枝神社参拜。临时搭起的棚子里，参拜者依次品尝屠苏酒，我自然从俗。新正时节，饮屠苏以防病驱邪，这习俗大概起源于汉代，起码《荆楚岁时记》中就有记载。从日枝神社转到港区芝公园的增上寺，已是凌晨两点。不知是夜深游人倦呢，还是日本人更喜欢神社，反正大雄宝殿里奉纳者不多。回家补睡了一觉，元旦下午还赶了一场明治神宫的热闹。没错，这里说的是新历“元旦”，而不是古书上说的“元日”。原因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历法改革，将原本属于春节的礼仪及民俗，全都转移到了“新年伊始”的元旦。

这回可是有照片为证，2008年的春节，我是在香港度过的。那年1月起，我应聘出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除夕下午，偕妻子到港岛的朋友家过年，顺路观赏了香港摊位最多、最为热闹的维多利亚公园花市。与我二十年前看到的广州花市不同，这里既不拥挤，也不喧闹，一切井井有条，但同时又少了那种杂乱中不断升腾着的洋洋喜气与勃勃生机。香港春节放假三天，不可谓不重视；可整体氛围就是不及圣诞节。这不是政府决断，而是民众趣味以及商业驱动——我在香港过了好几个圣诞节，深知在这座中西合璧的国际大都市里，节庆的文化、政治及商业力量如何携手并进，相得益彰。

这就该说到最近的一次“过年”了。翻查日记，很遗憾，去年的春节我过得很窝囊。除夕那天上午，改定了书稿《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随即将电子版发给了北大出版社；下午略为打扫房间，晚上外出吃饭。不幸的是，回家路上略有耽搁，因此受了凉。初一至初七，全都在与感冒顽强抗争。

事后想想，古人之所以设计各种节庆，宗教意味之外，不就是为了因应张弛有度的生命节奏？因此，不该违背古训及自然规律。过年了，不再赶工，管他公活私活、俗事雅事，全都暂时搁置。

这你就明白我今年的春节准备怎么过了吧，两个字：歇着。

2016年2月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