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张伟：小校场年画诞生最晚，消亡最早，但极具特色

年画是中国古代一种寓意吉祥的形象，大都张贴于新年时节，祝福新年，装饰环境。在中国传统年画中，上海的小校场年画诞生最晚，消亡最早，只有百余年的历史，然而它极具都市性，在各类年画中独树一帜。

近日，学林出版社出版了《晚清都市的风情画卷：上海小校场年画从崛起到式微》，这是上海小校场年画诞生以来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记者采访了本书著者张伟。

澎湃新闻：相较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上海的小校场年画较为晚出，它的兴起有何背景？

张伟：小校场年画诞生晚，消亡早，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与其他传统年画相比，它独具特色。

年画是随着年节风俗的演变而衍生形成的，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远古时期的自然崇拜观念和神灵信仰观念。我国早期的年画都与驱凶避邪、祈福迎祥这两个母题有密切关系，在祈祷丰收、祭祀祖宗、驱妖除怪等年节风俗习俗化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年节装饰艺术，如画鸡于户，画虎于门等等。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文献中都记载了宋代京城春节期间出售年画等吉祥装饰品的景况，可见当时年画的张贴已普及于城镇居民之中。

我们比较熟悉的几个年画创作基地，比如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苏州桃花坞是在明代兴起的，颇具规模，俨然成市。当时，小说、戏曲插画的勃兴对年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创作年画、张贴年画成了一种节日风俗活动，寓意吉庆祥瑞和表现民间风俗的年画内容得到重视，像“一团和气”、“八仙庆寿”、“万事如意”等这些典型年画主题趋于定型。

清代年画进入鼎盛阶段，清初年画的一个最主要特征是，在题材上，出现了大量以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戏曲人物、演义小说为主要内容的作品。由于各地年画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因而在表现手法、行事风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如杨柳青年画因邻近京城，深受宋元院画的影响，注重写实，描绘细腻，画面精细绚丽，颇具皇家气象；桃花坞年画出自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擅长描绘盛大的场景，叙述完整的故事情节，追求重彩异色，呈江南富态，而杨家埠年画产生于齐鲁大地，又受四川古文化的影响（杨家埠杨氏祖居四川梓潼），作品风格质朴、简洁，乡土气息浓郁。

上海小校场年画发轫于苏州桃花坞，早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清嘉庆年间，上海开始年画生产，沪南城隍庙一带因庙会聚成街市，汇集起不少制作和销售纸锭、香烛等民俗用品的店铺，同时代销外埠年画，但不成气候。鸦片战争后，上海的小校场年画异军突起成为年画生产中的一股新兴力量，而且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年画创作的海派风格，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史上最后一个繁荣阶段。

澎湃新闻：“小校场”在近代上海城市空间中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上海传统木版年画为何以“小校场”命名？

张伟：上海年画以“小校场”为名，因为“小校场”是年画生产、销售的核心地带。据文献记载，最早来沪经营桃花坞的画商是在清道光年间，当时就是在小校场设摊的。1860年太平军进攻苏州以后，不少桃花坞年画业主和民间艺人为避战乱纷纷来沪，落户城南小校场，有的开店重操旧业，有的受雇于上海的年画店主。到了光绪初年，印制、贩卖年画的日渐增多，年节时分则销售更旺，小校场一带经营年画的店铺工场有几十家之多，于是有了“年画街”之称，小校场年画也成为上海年画的代名词。

上海年画的生产销售集中在小校场周围（黄浦区旧校场路一带），确实有其历史渊源的。小校场位于上海城隍庙西边，原为操练士兵的练武场，明正德九年，由上海知县黄喜英主持开辟建造，清康熙五十九年提标右营全军移至上海县城，于是，原来的演武场顿显窄小，于是又开了一个新的大演武场，原来的演兵场就称为小校场，小校场日渐荒芜，慢慢就成了街市。

小校场成为上海繁荣的商业区，或许可以说有两点因素。

其一，这里邻近城隍庙，以庙会而兴起市场。这里主要供应日常百货和笺扇、玉器、书画、香烛等古玩、民俗商品。

其二，小校场位于上海城墙的新北门之内，是开埠以后上海县城连接租界洋场的最重要通道，也是当时商品交流最为繁荣的地方。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开埠初期，上海各城门按时开启、关闭，民间有事进出，钟鸣六点为期。随着经济发展，城内外交通日益繁忙，各城门关闭的时间先后延迟到晚10点到晚12点，不过行人进出最多的新、老北门，则得以享受“格外待遇”，每次都比其它各门“下锁稍迟”，以等待夜归之人。有首竹枝词是这么说的：“沪上风光尽足夸，门开新北更繁华。出城便判华夷界，一抹平沙大道斜。”所以说，年画商人选择在小校场集中开店，既有地利之便，又造成了商业上的集聚效应，一举两得。

澎湃新闻：脱胎于上海这么一个近代都市，上海小校场年画在制作、生产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张伟：这么说的话，大概有两点。早期桃花坞用色使用的中国自产的染料，颜色淡雅，有文人画的意境。光绪中叶以后，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洋纸、洋染料价格低廉，颜色鲜艳，小校场年画铺近水楼台，纷纷使用洋染料，所以色彩浓烈。当时德国禅臣洋行代销的普蓝和禅绿两种染料特别便宜，所以格外盛行，这两种颜色在小校场年画中用得特别多。

再者，小校场年画尺寸较小，这是因为上海地价昂贵，住宅窄小，而且年画的消费群体主要是中低层经济程度的市民阶层，大尺寸年画不适应市场。月份牌最初也是脱胎于年画。清末民初，商品流通繁荣，加上西洋石印技法的传入和绘画技法的发展，催生年画艺术的变革，月份牌年画在上海孕育诞生，又取代了小校场年画。

澎湃新闻：所谓的“小校场风格”，与其他传统年画有何不同？

张伟：传统题材的年画，我们前面讲了，主要是吉庆喜乐的内容，以体现传统社会生活为主。而所谓的“小校场风格”，其不同就在于，除了传统题材外，还有反映上海租界生活和洋场风俗为题材的作品，而且一些新闻事件在上海小校场年画中也有体现，它充满了城市生活气息。

上海小校场年画比较有特色的有两类作品，一类是时装仕女画，这跟上海商业经济的繁荣发达、肖像画的需求比较旺盛有关，而且在表现新闻时事、社会风情见长的《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上，人物形象的描绘更是考验画家水准，当时也的确涌现了一大批擅长人物画的高手，比如吴友如、周慕桥、费丹旭、改琦、任伯年等等，他们在画坛颇有名声。另一类内容是反映洋场生活，比如表现租界新事物，还有以重大历史事件、时事为内容，反映市民对时事的关注和评价。

另外，再多提一点的是，这些海派画家不像过去文人画家那样清高，他们视卖画为生为理所当然，经常参加公众活动，当时上海画会活跃，画家经常一起交流观摩，相互影响。

澎湃新闻：小校场年画的都市风格，能举例谈谈吗？

张伟：举个例子，有一幅《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图》的年画，这是上海小校场沈文雅年画铺为庆祝1893年上海开埠通商50周年而刻版刊印的。这幅画人物众多，场景繁复，展现的是上海商界欢庆游行的场面。画面上，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寓沪西人的消防队，当时，在盛大的庆典中消防队往往应邀进行水龙演练来增加喜庆气氛。在消防队的后面一人手擎“令”字大旗，威风凛凛；随后有锦牌、锣鼓开道，花轿、花灯、舞龙、舞狮等节目夹杂在队伍之中，而全套行头的戏班则紧跟在队伍后面，马路上到处张灯结彩，道路两旁站满了围观的市民，一派喜气洋洋的热闹气氛。

这种题材的年画，对于新兴市民阶层来说，喜闻乐见，颇受欢迎。清末民初的上海年画商们一方面紧追时代潮流，创作、生产受市民欢迎的年画，另一方面他们尽可能地减少商业成本，以最大限度赚取商业利润，所以，某些题材内容的年画会被其他商家不断翻刻，流行于市面。

前述的这幅年画《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图》，时代和地域特色鲜明，然而在十多年后又被年画商们翻出来，巧妙地移用来表现当时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后，南方各省相继宣告独立，响应革命。12月28日，独立的17个省份各派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准备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二天，大会投票选举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上海工商各界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这么受人瞩目的事件，年画商自然不会错过。他们闻风而动，移花接木，将《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图》这幅年画中的“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图”11个字剜掉，在同一位置巧妙地嵌上“上海通商庆贺总统万岁”10 字，并将游行队伍中的“令”改为“汉”字，这又成了一幅新的年画作品。此画的木版藏在上海历史博物馆，上面剜刻痕迹很清晰，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

这样的现象并非孤例。再举一例，上海的吴淞铁路是中国最早的营运铁路，1872年由英商怡和洋行为代理人修筑兴建，当时的年画商铺为了迎合市民对这一新兴事物的兴趣，纷纷围绕这一题材竞相印图发行。上洋吴文艺斋发行过一幅题为《上海新造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的年画，画面上各类车辆和各式人物的形象非常生动，充满动态，镌刻也十分精美，很受欢迎，在当时十分流行。而另一家年画铺“孙文雅”也不甘示弱，刊印了一幅题为《上海铁路火轮车公司开往吴淞》的年画，但两相比较，画面内容大致相同，“孙文雅”出品的年画仅是画题略有改动，火车行驶方向正好相反而已，这幅画发行也很广，粗心的人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两幅画。

对于新鲜事物、时事的这种关注，这是上海小校场年画所独有的，在其他传统年画中很少有这样的内容。

澎湃新闻：这么说，对于近代上海的社会生活、文化史的研究来说，小校场年画应该是不错的研究资料。

张伟：应该说，一方面它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它还保存了一些后来已经消失的文化现象、文化元素。

比如在一些清末年画中，“礼拜”一词得到了广泛运用，这说明当时市民在宗教信仰和社交往来中已有对“礼拜”这一概念的普遍需求。在《三百六十行》等年画中，作者对“妇人坐轿男人走”等西方礼节表现出强烈的好奇，题画诗曰“妇人坐轿男人走，后面跟只好猎狗，外洋风俗更稀奇，打躬怎消牵牵手”，这就体现了中外风俗的碰撞和国人的反应。

再比如，反映市井各业的年画，生动再现了修马桶、糖炒栗子、卖成衣、卖水、修电灯、接电话线等上海滩新旧行业的风貌。

而且，如果要考察清末民初时期民俗和语言的流变，小校场年画也是十分珍贵的形象资料。比如，《新刻希（稀）奇一笑图》的年画上，刻有“腌鲤鱼放生——死活勿得知”“屁古（股）浪戴眼镜——屯光”等几十条歇后语，这完全是来自上海底层老百姓的语言，非常生动。还有，《新出清朝世界十怕妻》的年画，画中人物两旁的文字夹杂着当时流行的沪方言，十分典型地描绘了晚清社会里十种惧妻行为，有别于人们对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固有印象。

另外，在表现杨家将、孟姜女等一些长篇历史故事时，画家会将整幅作品分割成四到八个相等的小画面（后来又有分割成十多个画面的），每幅图画有大量文字，拼合起来就是一幅精美的连环画。那么，我想这对连环画的诞生不无影响。

澎湃新闻：最后，简单说一下月份牌吧，它是如何取代了年画的？

张伟：“月份牌”最初实际上是洋商们在商业竞争中为推销商品所做的广告宣传画。其表现形式是从中国传统年画中的气象表、日历表牌演变而来。

清末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口岸城市相继通商，进出贸易空前繁荣。洋商为了招徕顾客获取更大利润，展开广告攻势。最初，他们是把外国现成的西洋人物和风景画片作为推销商品的广告，随货物赠送客户。但是中国人对这些西洋画片反应冷淡，效果不好，于是他们转变策略，学习中国商号赠送顾客年历的做法，将中国传统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戏曲人物、美女寿星等内容印在广告上，采用中国的人物画及工笔仕女画笔法绘制，并在画面的上方或下方印上中西月历节气。洋人在销售商品或者逢年过节时就把这种广告画随商品赠送给顾客，很受欢迎。

月份牌取代了年画，上海的小校场年画也就逐渐衰落、消亡。小校场年画是各类传统年画中诞生最晚、消亡最早的，历史不过一百余年，不过它的诞生和消亡，都与其生存环境有关，近代都市性也使得小校场年画独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