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为何要花十年时间译写《资治通鉴》

【编者按】

《资治通鉴》是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台湾作家柏杨曾耗时十年（1983-1993）将其译成现代语言，亲手增绘地图，并注入自己的观点，以方便更多普通读者阅读。柏杨为何要花如此心血翻译这部规模庞大的史书？

本文为柏杨的长子郭本城先生回忆父亲译写《资治通鉴》的前因后果，摘自郭本城《背影：我的父亲柏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标题及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现代语文翻译《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这书名，意思是“帝王的镜子”。这是宋王朝六任皇帝赵顼，对司马光这部巨著的命名。想了解中国，我们就应该详细阅读这公元前四○三年到公元后九五九年，包含有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迹的中国中古时代编年史。

透过《资治通鉴》，可以看出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和面对的祸福命运，也可看出统治阶层的心态和行事轨迹，用来作为对他们的评鉴标准。《资治通鉴》是十一世纪知识分子使用的文言文，对二十世纪的我们来说，明显地过度生涩艰深。从前，人们生活单纯，知识分子可以把全部生命投入经史，而现今社会节奏迅速，对这佶屈聱牙的文字，谁有这种闲工夫嗑牙？

父亲认为，假如再没有现代语文本问世，这价值连城的《资治通鉴》将遭到尘封的厄运。我想也是，有几个人对这套文言文有兴趣？看了头不昏才怪。我是指一般人，没有意思跟高级知识分子抬杠。连司马光先生都曾感叹曰：《通鉴》完成之后，只有王胜之借读一次，其他的人还没读完一页，就打起哈欠，昏昏欲睡了。

一九八三年，父亲开始着手筑砌这庞大的文化工程《柏杨版资治通鉴》，他希望能使更多的人，有能力阅读这部沉睡在图书馆里的智能宝典。而他在“臣光曰”之后，加注“柏杨曰”，同时写出自己读史的心得。

《柏杨版资治通鉴》是仿效英国《牛津词典》分册出版的策略，于是同年九月，第一册《战国时代》问世，直至十年之后的一九九二年底，最后一册《小分裂》脱稿作结尾，这长达十年埋首查卷的“译作苦旅”，终于大功告成。书在出版后第二年、第三年分别获选为一九八三年度台湾“最具影响力的书”以及“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书”，并因创新文体、史观、古今对照，成为年度“出版界十二大新闻”。父亲说：“翻译是一种细胞复活工程，假如一个字就是一个细胞的话，我们终于看到《通鉴》所有细胞都已再生，再生的时间，恰恰十年。现在我们终于完成，诚惶诚恐，呈献在爱护和信赖我们的读者先生面前。”

中国历史为何充满血腥和诡诈？

父亲生日，本来是十一月一日，出狱以后，他就更改为三月七日，那正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他入狱的日子。我们不懂为什么不把生日改在出狱的那一天（四月一日）以兹庆祝，父亲回答说：“我没有必要感谢他们还给我自由。”

远流董事长王荣文先生就定一九九三年三月七日为“柏杨日”。那天，在台北诚品书店举行庆祝酒会，为庆祝父亲柏杨的生日，也为庆祝《柏杨版资治通鉴》全书问世。上午时分我跟弟弟本垣就到了现场，我们前去跟陆铿先生、孙观汉先生握手致意，再跟小牛、丽真寒暄时，听到致辞的蒋纬国将军，极有风度地说，他要代表老哥向“柏老”致歉，并走下讲台，两人双手紧握，令在座百位嘉宾为之动容。

父亲表示，他用巨大的心力来撰写评论中国历史，只是想追究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历史为何首尾流离、循环往复，而又充满了血腥和诡诈？他说：“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思想，包括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都没有发展出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观念。”而这些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

司马光是伟大的历史学家，拥有“端明殿大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的官职，又有皇上圣旨加持，经费和人员十分充足，在资源不匮乏的条件下，耗时十九年才完成了《通鉴》。而父亲是以一个人的能力和简陋的条件在从事翻译，抒发自己的史观。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大臣看的，父亲的《柏杨版资治通鉴》是写给今天的官员和百姓看的。他语重心长地说：“希望读者都能从中获取人生的经验与借鉴。《通鉴》提供的观点和智慧，可以让人做个‘清明的第三者’，小至市井人事，大至国情世局，都可用大时空的角度冷静地去检查。”

纽约大学唐德刚教授称之为“一书定天下”。历史本身就是最好的故事，而中国历史更是世界所有历史书籍中最丰富的，没有一国的历史，能像中国追溯到四千年之前。可惜的是，中国有这么悠久、丰富的历史，自己却看不懂，那是多大的悲剧和遗憾。

翻译《通鉴》是另一个“十年牢狱”

从这套书，我们可以看得懂，也透过种种事迹，去学习判断、批评我们的民族、生活，并帮助我们展望未来。我们要在这些历史故事中，看到千古以来人性的善良与邪恶。

在父亲开始着手译作时，我还没结婚，到他七十二册全部完成时，我儿中中都已上了小学。而我从第一册开始，就和所有的同事、朋友，以看历史故事的轻松心情开始阅读，十年之后，当我们看完最后一册时，全公司都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研究员了。

回顾那段日子，我们登“揽翠楼”柏杨居探望父亲时，他除了睡觉，就是埋首在四周堆积如山的参考数据里面，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着，因为他强调，不但要忠于原文，还要译出一部可以代替古文的《资治通鉴》，更要发挥神韵，使它简单清楚，不依靠任何工具书都能畅读。

父亲从六十四岁译到七十三岁，虽然没有一九六八年在调查局黑牢里那种“甲尽血出，和灰成字”的悲凄，但是《通鉴》十年，是另一个“十年牢狱”。他案牍劳形、翻书阅卷、一笔一刻、一字一格，能译出这一千万字，真够壮烈，幸未成仁。《柏杨版资治通鉴》每册首刷一万本，在台湾只有两千万人口，这种成绩值得欣慰，这也都是现代语文的伟大功绩。

译写工作完成之后，父亲在《中国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诚挚的感言。他说：“感谢这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的黄金时代，我有幸能够逢到，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心灵自由和人性尊严。假使柏杨版有什么贡献的话，请了解这贡献来自许许多多在这块土地上为民主开放、人权平等的争取，一起流过泪、流过血汗的朋友，希望这个时代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永远。”

我认真地读到最后一册的最后一页，才知道《柏杨版资治通鉴》的“家族成员”，竟然多达四十多人，这组专属的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地努力耕耘，加强了丰收的成果，我们诚挚地表达钦佩和感谢。同年《中国人史纲》也被列为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父亲高兴，我们也都与有荣焉，他一生岁月之中，没有几次能有这样的鼓舞和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