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专稿 | 为什么说“印度梦”是不确定的荣耀？

本文发表于《读书》2016年2期，原标题为《印度学人的科学发展观和印度梦》，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读书》的微信订阅号是“dushu_magazine”。

2015年2月，阿马蒂亚·森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奖。该奖项刚刚设立，意在纪念著名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森是第一位获奖者。

在我们的近邻印度，和谐发展和民族腾飞的愿景与理念，是由一位举世闻名的学人所阐发的。他就是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亚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九八八年）阿马蒂亚·森。

森在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贡献，若以理论创新性为衡量标准，首要为其对社会选择理论的拓展，如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公告所说，“森澄清了使个人价值汇聚成集体选择的条件，以及使集体决策的规则与一系列个人权利相一致的条件”；其次是在福利经济学的框架内对经济不平等的考察；再次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专注于工具理性而缺乏伦理关怀的批判；最后是关于生活质量和社会福祉的全新度量方式。

森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而且还是一位伦理学家、社会理论家和社会政策研究者。他在人文研究领域的贡献亦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二〇〇二年，他获得了国际人文与伦理学联盟的国际人文主义奖章；二〇一一年，他获得了美国专门致力于人文研究发展的知名民间组织国家人文基金会颁发的国家人文奖章。森最受媒体追捧的成就是其对权利保障与饥荒治理之关系的杰出研究，而这项研究与其说是经济政策研究，不如说是社会政策研究。

在森的字典里，“发展”从来就不止于经济增长，必须是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不仅 GDP主义在森的学问中没有一席之地，而且对他来说，即便是经济理性，也不应该止于物质利益最大化。

他在一篇题为《理性白痴》的著名论文中，对于主流经济学漠视价值理性，不关注目标与价值选择的理性，只关注达标手段的理性，即马克斯·韦伯所称的“工具理性”，予以严斥。伴随着对“理性白痴”的批判，在森的作品中，所有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都具有伦理和价值的维度。基于价值理性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思考，贯穿在他的众多论著之中。森的最新论著，将其新理性思考倾注于对印度奇迹的剖析，及其对印度梦的展望。

这部新的论著，题为《不确定的荣耀》，英文版于二〇一三年由企鹅公司全球发行，副标题为“印度及其矛盾性”，由让·德雷兹与阿马蒂亚·森合撰。第一作者让·德雷兹是比利时人，自一九七九年移民印度，二〇〇二年归化为印度公民。德雷兹是森的长期合作者，他们合撰的《饥饿与公共行动》和《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都有中译本。德雷兹长期倾注于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研究，近年来他与阿马蒂亚·森合撰的《不确定的荣耀》中译本（以下简写为《荣耀》）于二〇一五年秋出版，但更换了作者的署名次序，并略去了副标题。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增长为什么重要》

该书英文本出版之际，正如两位作者在序言中所说，“适逢印度社会和政治舆论哗然”，关于国家政策重点（尤其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孰先孰后）的争论，正在印度以及国际媒体上上演。事实上，《荣耀》的大部分早已展现于印度媒体。其实，“好辩的印度人”（这是森的一本书的书名）就公共政策唇枪舌剑，可以说是无日无之。但在二〇一二至二〇一三年间，印度学界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大辩论，由于有另一位世界级印度裔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的加入而劲爆异常。巴格瓦蒂与另一位知名印度经济学家阿尔温德·帕纳格里亚合著的《增长为什么重要》，早于《荣耀》出版，招招剑指森的发展观。在《荣耀》出版之后，巴格瓦蒂还投书国际著名刊物《经济学人》，批评森的主张不仅具有误导性，而且相当危险。于是，巴格瓦蒂和森在国际媒体上上演了一轮隔空论剑的好戏。更何况，斯蒂格利茨（二〇〇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迪顿（二〇一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德里克（二〇〇七年赫尔希曼奖获得者）等国际顶级经济学大师都加入了战团，一时间刀光剑影，这使得“印度梦”即刻变成了“全球梦”。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中国奇迹”和“印度奇迹”双星闪耀。然而，两国荣耀的幕后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集中体现于社会进步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用《荣耀》中的话来说：“在这段高速增长时期，虽然一些人，特别是特权阶层得到了好处，但是更多的人过着被剥夺和不稳定的生活，他们本来不该如此。他们的生活条件并非完全没有改善，但是大多数人的改善速度非常缓慢。”

在德雷兹与森看来，印度的经济增长不具有包容性。就印度与其同文同种的孟加拉国（森的出生地）相比，除了人均收入之外，在许多关涉生活水平与质量的典型指标上，现在的孟加拉国遥遥领先于印度，而在二十多年前，则是印度遥遥领先于孟加拉国。就此，《荣耀》评论道：“在世界历史上，经济增长如此迅速、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对于消除贫困却如此低效的例子并不多见。”这种直面负面现实的情怀，不仅为森以及印度学界提供了无穷的正能量，而且也为他们赢得了国际赞誉。

除了严峻依然的现实之外，更为严峻的是理念，即 GDP主义的根深蒂固。事实上，印度近年来出现了经济增长下行的现象。《荣耀》注意到，“印度媒体上大部分的不满都是关于过去几年 GDP增长率下滑的坏消息的”，与此同时，媒体对伴随着经济增长的社会进步滞后却关注不足。最让德雷兹与森唏嘘不已的是，印度“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像加州一样繁华，另一部分像撒哈拉以南非洲一样贫困”。可是，这一最值得注意的事实，却未引起媒体足够的注意。《荣耀》不禁吐槽说：“值得注意的不是媒体对增长率的兴趣，而是媒体对增长过程如此偏颇的近乎沉默。”

看起来，GDP主义的盛行在印度也一样。这或许是发展中国家在赶超型发展阶段所共有的一种偏执症。《荣耀》对此进行反思，有着相当深厚的理论基础，这就是森在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发展的可行能力自由发展理论。尽管这一理论尚未颠覆发展经济学的既有范式，但其思想张力早已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依照这一理论，透视发展的最佳视角是人民基本自由和人类可行能力的扩展。人类自由和可行能力的扩展是发展的目的，而经济增长只不过是达成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可行能力的扩展使得资源和生产的加速发展成为可能，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有赖于此。”经济增长创造出来的资源，应该并且能够通过系统性的方式“鼓励公共和私人的努力”，“去发展教育、医疗、公共设施”，去满足“更完整、更自由的人类生活的其他基本需求”。

《荣耀》第一章的标题，就对“一个新印度”打了一个问号。以人口规模来计，印度早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体，但其经济表现之差亦长期闻名于世。近二十多年来，印度成为“全世界增长第二快的大型经济体”，但由于社会发展的滞后，印度在世人眼中作为“贫困和饥饿的象征”，依然挥之不去。

在指责由特权阶层把持的印度媒体惯于歌舞升平之时，《荣耀》时常以中国为镜：“不仅收入分配近年来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印度与中国的共同特点），而且印度的实际工资水平相对停滞，根本无法与中国快速增长的实际工资水平相比。同样重要的是，经济高速增长创造的公共收入没有被用于以精心计划的方式扩充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这方面印度远远落后于中国）。对于相当大部分人口，基本的社会服务持续缺失（从教育、医疗到安全饮用水和排水）。”“尽管印度在 GDP增长方面已经赶上了中国，但是在诸如人均寿命、识字率、儿童营养状况和产妇死亡率等指标上，印度的进步却比中国慢得多。”

对于社会基础设施的作用，主流经济学尚未有共识，但对于物质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几乎是经济学的常识，而物质基础设施建设的孱弱是印度经济增长的瓶颈，这在稍微了解一些印度国情的地球人当中，同样也是常识。《荣耀》提到，大规模的间歇性停电体现了印度电力部门的产能不足，而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根本没有接入电网，而在中国，这个比例只有1%。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医疗恐怕是最为闹心的社会部门之一。有不少国人对印度的医疗体制颇有羡慕之情，因为他们听说印度实行全民公费医疗。然而，在《荣耀》之中，印度医疗之差与中国医疗之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面上，印度的全民公费医疗好于中国的全民医疗保险，但在二〇一〇年，印度卫生支出的公共开支部分仅占卫生总费用的29%，而中国的这一指标为54%，好于“金砖四国”中的巴西（47%），仅略输于俄罗斯（62%）。这说明，尽管印度实施全民公费医疗，但其全国用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支，七成多还是来自民众个人的支付。

印度阿萨姆邦的古瓦哈提，已经习惯间歇性停电的女孩们就着烛光读书。

当然，更为严重的是，印度的许多社会指标正在落后于南亚除巴基斯坦之外的所有其他国家。《荣耀》通过数据展示，在二〇一一年，印度人出生时期预期寿命为六十五岁，与巴基斯坦持平，但低于不丹、孟加拉国、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印度的婴儿死亡率为47‰，仅低于巴基斯坦，但高于其他南亚国家；印度的婴儿免疫接种率为72%，远低于南亚所有国家；印度儿童体重不足的比例为43%（二〇〇六至二〇一〇年间平均数据），高于南亚所有国家。《荣耀》重点描述了印度与孟加拉国在社会进步方面的差距。孟加拉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在最近二十多年间，其经济增长的表现远逊于印度，但在诸多社会指标上却超越了印度，尤其是妇女社会经济地位大幅度改善，公共卫生服务也有长足的进步，从而在极低人均收入的基础上改善了民众的健康。

与中国类似，印度是一个大国，共有二十八个邦，地区间的不平等相当显著。如果将印度的邦作为国家来处理，其中有些邦的社会发展位列南亚榜首，但占印度一半人口的七个大邦，“长期以来社会指标很低，而贫困水平较高”，“与极端贫穷的非洲国家没有什么不同”。在社会发展水平较好的喀拉拉邦、喜马偕尔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尽管各有特色，但其共同点都是民选的政府致力于推动积极的社会政策，将更多的公共资金投入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

印度社会发展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其内部社会经济的极端不平等。“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但正如《荣耀》所说，印度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很少有国家要与如此多维度上的极端不平等斗争，包括大规模的经济不平等，以及种姓、阶级和性别方面的严重歧视”。即便对印度所知不多的人，也会对其种姓制度有所耳闻，正是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在印度造就了多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不同类型的严重不平等相互强化，造就了一个极具压迫性的社会系统，位于底层的弱势群体生活在极端被剥夺的条件下”。

种姓制度给现代印度留下了极为沉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历史遗产。不幸的是，这份历史遗产直到今天依然作为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在当今印度的各个社会部门发挥着强有力的影响力，这使得印度中央政府和邦政府的诸多社会政策在拉平效应的发挥上大打折扣。例如，“从国际的视角看，印度在教育不平等的程度上表现也非常糟糕─包括整体的教育不平等和兄弟姐妹之间的不平等”。“不同年龄组人群受教育年限的离差很大，特别是在女性当中。”尤其是，种姓、财富和英语之间具有高相关性，而在这三者中掌握了两种的人大有可能进入统治精英的行列。高种姓不仅在政界呼风唤雨，而且在各种“公民团体”中也占据着统治地位。然而，不大清楚的是，印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释放市场力量之后，市场机制对种姓间社会流动到底产生了什么独立的作用。这需要极为精细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才能加以分辨，而这方面是《荣耀》的短板。

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收入的不平等扩大了，其基尼系数为0.54，高于中国，与拉丁美洲差不多。“在经济维度上，印度对公正原则的最严重侵犯不是富人和超级富豪拥有太多不应得的财富，而是那么多人仍然缺乏有尊严的生活的基本必需品─食物、住所、衣服、卫生设施、医疗卫生，以及子女就读的学校。”就此，《荣耀》再次以中国为镜：“中国也有经济不平等，但是中国的穷人通常不像印度穷人那样缺乏基本生活设施，真正的区别就在这里。”强调满足穷人对基本生活设施需要的满足作为政府社会政策施政的重要性，植根于森在其他论著中大力弘扬的最低人道主义正义论，而这一理论植根于他的首要经济学理论贡献，即在社会选择理论中关于集体共识凝聚的价值观基础和操作性法则。最低人道主义正义论确认，即便全社会不能对何为更好（遑论最优）达成共识，但如果全社会能对何种境况最不能接受达成有限的共识，那么无论是政府进行干预还是社会付出努力以防止最差境况的发生，这就是社会正义的一种体现。森在其名著《正义的理念》一书中曾特别强调，他自己倡导的以正义实践现实化为核心的社会选择研究思路，能让人们更容易明白消除世界上赤裸裸的不公正的重要性，而不是去寻找至善主义的社会公正。

可是，无论基于何种价值观，社会政策的实施毕竟需要政府的作为。问题在于，一个建筑于种姓制度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否能为缩小（暂且谈不上弭平）可怕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提供有效的公共治理？这一最为棘手、最为严峻的课题，是《荣耀》第九章的主题。然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灰色调的。姑且不论政治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对民主实践的暴力破坏，单就印度民主制度的运行而言，就多有缺陷。总体来说，就选举程序而言，印度并不差，但其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民选议员理论上应该代表选民的利益，但实际上其当选离不开庇护主义关系网的运作，而在这类关系网中通过汲取公共资源致富者不在少数。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邦一级，政府行政各部门的施政自然要受到国会的制约，一旦国会中利益集团的格局发生变动，政府施政自然受到牵制。印度的司法体系具有独立性，并且相对公正，但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类似，司法体系的低效率不足以给整个印度社会带来亟需的改变。这一弱点在印度对强奸案的治理上得到了放大性的全球展示。

因此，《荣耀》得出了“印度民主在应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挑战时难逃失败的结论”。如何应对民主失灵的问题呢？放弃民主对森来说并非一个选项。森的选择是诉诸公共理性，即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制度化。这不单是需要改善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而更重要的是让民主协商和平等参与进入广泛的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这方面，媒体和社会组织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可是，在《荣耀》的笔下，种姓制度所带来的不平等也渗透到媒体和社会组织之中。公民社会当中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又何来平等的“协商民主”，又如何使社会层面上平等的民主参与制度化呢？正是在这一点上，德雷兹与森所代表的激进主义经济学和社会理论论述，大多依然停留在乌托邦主义色彩浓厚的愿景表达上，而不是对制度化的实证和经验分析上。

印度学人直面印度梦变为现实的诸多现实障碍，难免会有绵延不绝的焦虑感。《荣耀》的最后一章以“时不我待”为题传递着印度学人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殷切期盼。然而，通览全书，对社会发展滞后的解决方案，可用四个字来概括，即“政府主导”。《荣耀》本身揭示了这种国家主义社会发展观的一个明显问题，既然种姓体系是种种社会不平等之根源，那么基于种姓体系通过民主制度产生的政府，有多大可能性制定出弭平社会不平等的社会政策？又有多大可能有效地执行这些社会政策？总体来说，《荣耀》既没有对行政机制的作用和限度进行分析，也没有对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的作用和限度加以阐释，更没有对三种治理机制的相互嵌入、相得益彰的条件进行分析。这使得其“科学发展观”缺乏坚实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由此可见，对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学术探索依然路漫漫而修远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