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陈三立的除夕诗写了什么

客：今天是除夕，可否谈谈晚清人的除夕诗？我知道除夕诗起源很早，最早的一首，是南朝梁徐君蒨的《共内人夜坐守岁》。历代的除夕诗多极了，谈的人也不少，不如谈谈晚清遗老的除夕诗。

主：你的建议很有意思，不过晚清人做的除夕诗，也多是“例行公事”，大同小异，其实很少能翻出新意的，因为节日诗，无非也就是那点意思，难以出奇制胜。这是可以预料的。

客：这倒也是，因为横竖不过这个节，大家都在纷纷做诗，人同此心，意思被做尽，也不是奇怪的事。我读南宋蒲积中编的《古今岁时杂咏》，其中共收节日诗两千多首，除夕诗有一百多首，读来读去，也就那些意思。不过，你有没有好玩的与除夕诗有关的事说说，这个也是可以的。

主：这么说，我倒想起陈三立在民六那一年（1917）除夕做的几首诗，那几首诗，我读了很被它打动，在别的场合也与人讲过，这倒是可以一谈的。

客：那太好了，我很想听听这个，散原的诗，我当然是感兴趣的。《围城》里的那个董斜川，不是说过“近代诗人以陈散原为第一，这五六百年里数他最高”的话么？你且说说他的除夕诗是怎么写的？

主：散原的这个诗，题目叫做《除夕得周印昆由张家口税关寄诗和酬四绝》，总共是四首，诗为：

荒城角起烛初烧，斗柄斜檐对一瓢。忽仰帛书传塞雁，声声听入可怜宵。

一身万里别三年，想得呵毫雪满天。细字作行杂呜咽，惜花故事出灯前。

我长落拓四立壁，公亦蹉跎反抱关。招隐恐无干净土，得钱烦买画中山。

边徼沙黄车驮移，指挥云物照刀锥。遥怜旧俗人扶醉，念乱伤离独捻髭。

第二首的结句，有一个自注：“君居湘，逢戊戌政变，有《惜花词》。”

客：这个周印昆是什么人？

主：周印昆就是周大烈，字印昆，是湖南湘潭县辰山桂花堂（今黄荆坪乡辰山村）人。他生于同治元年（1862）十月廿三日，生肖属犬，比散原晚生九岁，散原生于咸丰三年（1853），属牛；民国二十三年（1934）七月二日因肺炎病逝，早于散原三年下世。著有《夕红楼诗集》《桂堂清故宫诗》，编有《民法总则》等。他是散原长子陈师曾（衡恪）小时的老师，也是陈寅恪先生的老师。这是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提过的。他在陈家教书的时间，是在1895年。1905年，他四十四岁时，尚设法去日本留学，肄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在日本期间，去谒见过孙中山，共商国是。辛亥后，被选为众议院议员。晚年住在北京。

客：说起周大烈，我是知道的，记得他是许地山的岳父，据说他生了七八个女儿，没有儿子。老先生为此很不高兴，订了一条规矩，说谁娶他的女儿，生的第一个儿子，必须随他姓周，否则就不同意婚事。这人实在是很好玩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人？

主：正是他。他生了七个女儿，长女名懋先，嫁了留学日本弘文学院的湖南湘乡人左光策；四女名盖季，毕业于湘潭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嫁了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山西人何厚伟；五女兆元，毕业于上海艺术专门学校，嫁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土木工程学士、上海宝山人朱有骞；七女铭洗，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圣特立萨大学的文学士。次女仲恒、三女叔鲍，均早亡。嫁给许地山的是六女俟松，生于1901年，192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士；晚年住在南京。据说俟松与许地山恋爱时，周大烈见了许地山，认为：“从相貌上看，许君属短命之人。”所以很反对这门婚事。

客：哦，原来是这样的。今天知道许地山的人很多，知道周老先生的人却寥寥无几了。

主：其实，不仅他的女婿是大名人，他的另外一位亲戚，说起来，更是声名震耀一世，那就是他的祖姑父左宗棠。他的祖姑名周诒端，是他的曾祖母王慈云的长女，能诗，有《饰性斋遗稿》。一次，他的祖父周诒昱带左宗棠来家，被王慈云看见了，特别欣赏，就把女儿许配他了。王慈云也能诗，有《慈云阁诗钞》，是左宗棠编刻的。

客：这么说来，周大烈也是大有来历的人了。那么，他寄散原的诗，又是怎样写的呢？

主：周大烈的诗，是一首绝句，题目很长，为《陈伯严自戊戌政变后，久客金陵，屡徵不起，近惟杜门作诗，中年皮肉脱落几尽，因以一绝奉寄》，诗云：“承平门族多残破，并数陶谭记二三。老病迦陵诗见骨，一身枯瘦卧江南。”次句后自注：“清末伯严与陶葆廉、谭嗣同同称三公子。”就是这四句诗，引得散原一口气做了十六句，大大地来劲了。

客：这首诗有什么特别处，让散原这样激动？

主：可说的可以有两点。首先，是周与散原很交好，比较投合。散原有篇文章，数过他在湖南时的挚友，共四位，里面就有周。友朋之间，如果关系好的，说话也就易于投机，做起诗来，也就易于起劲。陈衍有一个说法，深为人所首肯，他认为：友朋之间，为有些人作的诗便佳，为另一些人则不尽佳。如郑孝胥为顾云作的诗，就特别佳；陈宝琛为谢章铤、张佩纶作的，也每佳于他作。这就好比《南史》中谢灵运说的“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周大烈是卓荦之士，怀抱很高，与散原的为人、气味比较接近。所以他寄的诗，自然易起散原的“共鸣”。

客：是、是。那么，第二点又怎么说？

主：其次，是周的这首诗，文字固然不多，但却字字搔着了散原的痒处。唐人杜牧不是说过：“杜诗韩集愁来读，如倩麻姑痒处搔”。搔着了痒处，读了才能过瘾，才会来劲，否则不痛不痒，是没什么意思的。散原的和诗，有句说“声声听入可怜宵”，换成我们的大白话，便是“你老周的每句话、每个字，都说进了我心坎”。当然，作诗与说话不同，作诗必须蕴藉、必须典雅，言在此而意在彼，兴发感动，不能过于直白，那样也太浅、太不好看了。所以，收到了周大烈的诗，这里就写作了“忽仰帛书传塞雁”；周的话说进心坎，就写作了“声声听入可怜宵”。这才是合乎诗艺的。

客：你这两点说得太浮泛了，能否说具体些，如究竟是哪些地方，“拨动了散老的心弦”？因为周大烈的诗，在我看来，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总之我读了并不激动。

主：你不激动，是因为你不是他们的“通心粉”：“通心”了，一两句就够了；不“通心”，说几箩筐也没用。从周诗来看，首先它的题目，就足以把散老的魂魄勾起来了。我们知道，散原的一生，是截然以戊戌政变为分水岭的，在戊戌之前，他的父亲任湖南巡抚，与黄遵宪、江标等先觉之士，共办新政，他从旁多所赞画；政变作，他们父子俱被革职，“永不叙用”。1900年冬，他父亲乃被慈禧赐死，并取其喉骨，命人奏报。散原作了一篇很长的《先府君行状》，而于父亲之死，却只能说是“忽以微疾卒”。毫无疑问，“戊戌政变”之于散原，是其一生的伤痛所在，可谓“刻骨铭心”。在除夕的晚上，在“急景凋年”的光景里，你单提“戊戌政变”四个字，也就够刺激他的了，更何况，还要提及“屡徵不起，杜门作诗”，“中年皮肉脱落几尽”？什么叫做“皮肉脱落几尽”？这自然不是谑散老的瘦，——你看过散老的照片，确乎是枯瘦的——而是用了一个典故，来称赞散老的精神，这就是山谷《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之八云：“皮毛剥落尽，惟有真实在。”不过在这里，为了与后边“一身枯瘦”呼应，周诗把山谷的“皮毛”，易作了“皮肉”，这在散原，也是一见即知的。

同光体诗人的诗，从精神上说，大抵都受了山谷的影响，散原也不例外。就此二句而言，山谷是本于药山答马祖语：“皮肤脱落尽，惟有一真实。”又《涅槃经》云：“如大村外，有娑罗林，中有一树，先林而生，足一百年，其树陈朽，皮肤枝叶，悉皆脱落，惟真实在。”这是任渊注指出过的。是的，人生所最可贵的，在于自性的真实，一切身外是非得失，不过皮毛而已。山谷另有名句云：“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二首》）人间世的是非，究其实而言，皆为外在的、虚妄的，于我们一己的精神，并无足重轻，如是则皮毛脱落、返于“真实”，就是诗人所当追求的境界了。散原的为人，是真足当得起这两句的。

1898年即戊戌政变后，直至1917年，在这二十年间，中国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但是散原始终未再出，他的怀抱和志节如何，是用不着多说的。有人称散原：“先生知事不可为，自是纵情山水，殚心著述，绝口不言时事。”（陶在东《关于散原老人》）可见散原的为人行事，是当世所共知的。而在政变之时，有人竟为联嘲笑散原父子，以与徐氏父子（徐致靖、徐仁铸）为对仗：“徐徐云尔，陈陈相因”；“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徐氏父子，陈氏父子”（徐一士《一士类稿》）。所谓的“北看成南”，在散原来说，正是身所经历的事。不过，在散原的心中，其伤痛必是永不能忘的。所以周大烈的诗里一提，他也就大受刺戟力了，他的诗不是说：“细字作行杂呜咽，惜花故事出灯前。”其实，“杂呜咽”的不是周大烈，是他老先生本人；他自注里说的《惜花词》，周诗也没有提，而是他的脑海里翻腾起的往事的影像！

周大烈的诗，有六个字最好，我认为写出了散原，那就是“诗见骨”、“卧江南”。“诗见骨”，是呼应“皮肉脱落尽”的，散原的为人，是可谓“真实在”的，其为诗，则也是“豪华落尽见真淳”，真而“见骨”了；而“卧江南”，更把散原的姿态，描摹得立于纸上。散原不造显贵之门，友朋之间，也多为君子之交，通问较疏，不那么殷勤往来。近人《睇向斋逞肊谈》中说他：“岁逾八十，高卧匡庐，虽尺笺之微，罕与人通殷勤，澹旷殊似魏晋间人。”有一次，友人易顺鼎六十寿，特请他为作寿诗，他答易书札云：“仆于海内故旧，例不通问，若一破格，则于我疏懒之性习，不能成就。”“疏懒之性习”，“似魏晋间人”，与“卧江南”，是完全搭调的。至于“老病迦陵”的“迦陵”，是陈维崧的号，他与散原同姓，又同是名父之子，所以用之指代散原。这是那时人的惯常写法，不必多说。

客：你这么说我明白了，原来散老被周大烈捧得好，看来捧人也不能乱捧，要捧必须知心。《象山语录》里说：“文王不可乱赞，须是识得文王，方可称赞。”其道理是一样的。周大烈对于散原的诗，是不是也是极推重的？

主：是的，周大烈对于散原的诗，作了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最精准的评价。其语见于散原长子衡恪为其岳父范当世之子范罕、也就是其妻兄的诗集《蜗牛舍诗》做的序中，其语云：“吾师周印昆先生论吾父诗为有清诗人之殿，亦旧诗之殿。”这两句话，没有大眼光是说不出的，在今天看来，这一评论的正确性，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其实，就是在1917年，散原写这四首绝句的几个月前，还发生了一次关于评价散原诗的笔仗，那是南社柳亚子与闻宥、朱鸳雏等人干的，不过，如柳亚子等此种蚍蜉撼树的小丑式攻击，散老是并不以介怀的。附带一提，后来有一个号黄山樵子的人，与冒效鲁论诗，也诋散原为“豁鼻老牛”，冒为之气不平，写了几首诗，来为散原辩护。前面说过，散原生肖属牛，此诋固属诞妄，而就属相说事，却也有几分幽默，一笑了之可矣，实不必与之辩的。

客：你说散原的诗，是受了山谷影响，我记得他本人不承认，近人的笔记中，也记了他对门人胡翔冬说的：“我四十岁前，于山谷、后山诗，未尝有一日之雅；以我为西江派诗，岂不冤哉？”陈衍则以为其诗出薛浪语，又遭到钱锺书的驳斥，这些人都是诗学的大行家，而意见如此分歧，莫衷一是，我也摸不着头脑，也不想再为此纠结了。我现在只问你，这几首除夕诗里，有没有山谷的迹象？

主：你所说的，是追溯源出于谁的问题，事实上，从钟嵘的《诗品》起，此事就争论不休了。这事说来太麻烦，我们姑且不谈它。就说散原的这几首诗，其实也是用了山谷的，如第二首的“想得呵毫雪满天”，“想得”的意思，是“想见”，是山谷诗所喜用的一个词，如“想得扬州醉年少，正围红袖写乌丝”，“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想得争棋飞鸟上，行人不见只听闻”，等等。又第三首的“我长落拓四立壁，公亦蹉跎反抱关”，“反抱关”是用《汉书》的典，山谷也用过的，却不能就说他本于山谷，但“四立壁”三个字，则确乎是从山谷来的，“四立壁”的话，本见于《汉书·司马相如传》，即所谓“家徒四壁立”，但将之变做“四立壁”，则是山谷《寄黄几复》的“持家但有四立壁”。这也是前人称道的，是山谷“善于变动生新的手腕”（潘伯鹰说）。

客：“反抱关”，你说是用了《汉书》的典，我记得《史记·信陵君列传》里的那个侯嬴，就是“夷门抱关者”，为什么不是用《史记》的？

主：“抱关”二字，《史记》前就已有，见于《孟子》；“反抱关”三字，见于《汉书·萧望之传》。这些都是前人说的“无一字无来历”，我们也不去追究它了。周大烈此时是在张家口监督税务，所以散原用“抱关”这个词，这是很雅化的写法，包括第四首的“指挥云物照刀锥”，也是如此。“云物”指云气、景物，“刀锥”语出《左传》，指微末之利，所谓“商贾竞刀锥”（陈子昂诗）；税务监督要与商人打交道，这于诗人而言，总不免是件俗事。

客：周大烈是何时去张家口的？另外，他的诗题里说的“伯严自戊戌政变后，久客金陵”，是否有些问题？我记得辛亥革命后，散原也是住过上海的。

主：是在1917年。周大烈先是在1916年迁居天津的，他的女儿有三人都就读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次年因天津涨大水，又挈家迁往北京。也是在这一年，值梁启超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派他去张家口任税务署监督。赴任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7月。他的《夕红楼诗集》中，有一首《赴张家口车上作》云：“今来七月京张路，才过沙城草又黄。”可以为证。不过他的家人，必定是留在北京的，他是只身赴任的，并且大概也常回家、在北京张家口之间老是跑的。他去张家口，是从德胜门出，经过居庸关、榆林驿、怀来、宣化，中间不过四百里左右的路，坐车的时间并不长。他另有一首诗，题目叫“由京回张家口留别姚重光”，是可以印证我的推测的。而散原诗说的“一身万里别三年”，其实不是写实的，而是一种烘染的写法。

张家口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在当时的张北县南，属口北道，是蒙古同内地买卖、货物进出口的总关门。每天进口的骡子，算来也有几千匹。这里也与俄商交易，出口货以生牛羊皮毛及南方的茶叶为大宗。所以散原诗里说“边徼沙黄车驮移”。

至于散原的“久居金陵”，是从1900年4月始的，直至1911年9月，又因为避乱，而携家人移居上海，住在老靶子路，就是今天的武进路；1915年夏，才又从上海还居金陵青溪之旁的散原精舍。周大烈的话稍欠精确，但也不算大错，他与散原之间，通问未必很多，但肯定是关注他的。

客：好的，我想散原的除夕诗，写了什么，已经是很清楚了。我另想请教的，尚有一事，就是你也每年除夕作诗，自觉哪首是得意之作？也顺便说说吧。

主：我那都是乱写的，是标准的“半瓶醋”，比我乱谈还要坏，不过你既提起，我也不能藏拙。我在癸巳岁除，作了首七律寄友人贺岁，其中后四句，比较的有些气象：“未妨冬雾蛇鳞没，却喜春风马耳吹。明日腾骧先发轫，与君同看踏云姿。”这里不妨摘出，为春节的吉祥语，同时，也算是效颦山谷，来个“打猛诨出”收尾吧。

（本文原题为《陈三立的除夕诗》，刊于2月14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