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导演范立欣：农民工是春运途中最大的弱势群体

【编者按】

猴年春节一天天临近，归心似箭的人们奔走在回家的路上。受连日暴雨和设备故障等因素影响，高峰中的广州火车站再次遭遇挑战，最高峰时超过10万旅客滞留广场及周边地区。

春运期间，澎湃记者对话了中国纪录片导演范立欣。2006年他所拍摄的纪录片《归途列车》，获得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纪录片奖”、“伊文思奖”等四十多个世界性奖项，而他也成为春运的一个持续观察者。

澎湃新闻：2006年你拍摄《归途列车》，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关于春运，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个话题？

范立欣：《归途列车》从开拍到今天整整有10年的时间了。春运这个话题，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是熟悉又陌生的。为什么呢？这部纪录片虽然历时了三年的时间把它做完，但是这个话题实际上一直都在延续。因为春运它毕竟是一个关于全中国，关于我们民族的，每年都会发生的一个故事。当然在不同的时间段，即使同样的一个故事，它实际上隐含着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的隐喻。

我们的交通工具在不断发展，春运的返乡大潮当中，有农民工、有学生、有探亲族，他们旅行的方向、旅行的方式都在变，每年都不一样。所以这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话题。

本文配图均为《归途列车》剧照。

澎湃新闻：《归途列车》开头几个镜头就是春运，火车站人山人海，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当时拍摄这些镜头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范立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广州火车站，早晨下着蒙蒙的小雨，我们已经在那等了三天两夜了。然后我和摄影师走到广州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天桥上，我们要俯拍一个所有人群等火车的镜头。因为下着小雨，很多伞五颜六色的，还有很多人没有伞，人头窜动，估计那个场子应该能站了十几万人。就在这个广场里面，所有人就像蚂蚁一样。

我站在那看着镜头，就在想，如果聚焦到画面当中的每一个人，他都有一段鲜活的但是又令人痛心的这种历史。从一个遥远的山村来，他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他之所以今天站在这个十几万人的人堆里，站上几天几夜，想踏上那辆回家的火车，去看一看他的家人，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情节。他在为自己的未来，为自己孩子的未来打拼，也恰恰就好像是这个国家在为自己的未来去努力。

澎湃新闻：片子中间，多次是故事主人公在春运返乡大潮中，拼命赶回家的情节。你怎么理解他们，怎么理解春节必须回家的这个中国人的情怀？

范立欣： 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个农耕文明，一个特征就是祖祖辈辈在乡土生活，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大工业生产和全球化的这个浪潮的冲击下，上亿原来的农民，顺应时代潮流，他们的身份也从农民转换到产业工人，离开乡土去大城市打工。

这实际上可能是西方几百年的一个社会变化，但是在中国几十年给完成了。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巨变当中，我们每个人的这种乡土情节，你不可能在一代或者在几十年当中就消失。就是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和我们最深层次的文化结构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每年春节的时候，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无论你是坐飞机也好，还是坐高铁也好，还是坐绿皮火车或者是骑摩托车、坐汽车，哪怕你要在高速公路上堵上三天三夜，哪怕你要在火车上站上几天几夜，你都必须回到那个你离开的那个地方，那儿才是你真正的家。

我觉得这是中国人最浓重的一个文化标签，所以就导致每年我们都看到春运，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周期性迁徙，有它的文化和社会的必然性。

澎湃新闻：当初拍摄《归途列车》，为什么会选择农民工这个群体，为什么会选择你故事中的主人公进行拍摄？

范立欣：春运这个题材我关注很久了。

春运有它的矛盾性，在这样一个矛盾当中，产业工人或者说农民工，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收入比较低，他们归家的路途却可能非常遥远。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果我要拍一部关于春运的纪录片，首当其冲，应该是关注农民工这样一个群体。我看了很多的资料以后，发现要找到这样一个农民工家庭，它应该极具代表性。

首先，它要能够展示在改革开放这30年中，农民工群体是怎么一年又一年地离家、打工，在春节回家。与此同时，它也能够表现农民工在工厂制造的城市里，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可能要面临的挑战，比如他们的孩子是不是能够受到教育，有没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医疗，他们最终在生产线上工作了10年、20年，有没有可能融入到这个城市，还是说他们的宿命就是在春节这样一个传统的日子，不断地要返回到自己的乡土去。

我当时是希望有一个故事把所有的这些话题都包含进去，我就一直在找。最后，我找到了《归途列车》这部纪录片里面的张昌华他们一家人，他的经历可以折射出很多的社会问题，非常有代表性。

澎湃新闻：那张昌华他们一家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范立欣：他们家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有两代人，关注一个农民工家庭内部两代人的命运。

对于张昌华夫妇这一代人来说，他们在90年代初期从四川广安农村老家到广州去打工，就像千千万万农民工一样，打工赚的钱全都寄回老家，养老人、养孩子，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支撑他们去做这样牺牲的一点就是，他们希望能够牺牲自己的青春，然后给孩子奠定一个未来通往城市的基础。他们在城市里打了20年工以后，收入依然无法让他们真正在这个城市里扎根下来。可能他们的孩子还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城市里，接受城市的教育，享受城市的福利和待遇。

他们的梦想实际上是一个破碎的梦想。我最关注的就是这两代人的命运在整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30年，这个穷人的孩子是不是依然是穷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需要去讨论。

澎湃新闻：《归途列车》里面的打工一代张昌华夫妇，打工二代他们的女儿张琴，他们之间的矛盾很明显，比如有一次爸爸打女儿，您觉得这种冲突是怎么造成的?

范立欣：在任何社会阶层，不管是农民工还是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两代之间总会有各种的矛盾。可能在农民工家庭里面，这种矛盾会更加的尖锐。因为这些孩子是留守儿童，他们实际上都是被自己爷爷奶奶养大的，他们的父母都是远在异乡打工，他整个成长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缺失父母的爱。

更糟糕的是，当他们长到青春期十五六岁时，他们开始认识这个世界，构建自己价值观。他的爷爷奶奶在农村年纪也大了，一些老人就去世了，那个曾经给予他们所有的爱和关怀的人，突然就去世了，他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他。他的父母也不在，有很多这种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这部纪录片，虽然讲的是一个农民工家庭的遭遇或者经历，实际上可以折射很多社会问题。

这些社会问题可能是围绕农民工这个阶层的，也可能是围绕城乡二元体制的，也可能是围绕春节这样一个传统的中国文化标识。但是在这么多纷繁的话题当中，其实我创作的初衷是最希望能够让观众能够认识到或者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非常津津乐道地去谈论中国这30年来飞速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强盛的同时，我们应该仔细想想，谁为这样的繁盛付出了最大的代价，谁是真正中国的脊梁。

如果我们很幸运生活在城市，享受着低廉的服务，在网上买到很便宜的各种物资，那么我们应该想一想整个经济背后，是谁在生产线上，生产每一个产品？是谁在工地上一砖一瓦地建起这些高楼大厦？是这个庞大的农民工、产业工人群体，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但是从春运这样一件事情上来看，他们是最明显的而且是数量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在辛苦一年之后，他们希望有一周或者两周的时间去见一下他的亲人。就在这么小的一个愿望都有可能无法实现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为我们自己的这种自豪感，中国的这种崛起要去反思一下。最终我们说经济发展也好，经济发展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个手段。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人民的福祉提高，让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幸福。

澎湃新闻：那《归途列车》片中的女儿张琴，她现在是什么状况？

范立欣：张琴今年应该26岁了，变成一个大姑娘了。我从她16岁的时候拍她，她的变化非常大。我知道的是后来她就打工去了深圳，然后又去了厦门，从一个工厂到另外一个工厂，漂来漂去。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生活的期待非常高。可是如果没有受到好的教育，没有好的起点，他很难摆脱穷人的命运。可能这些人当中有一些幸运儿，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接受教育，在社会上有一个上升。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财富过度集中，资源过度集中，底层人民的上升渠道是非常少的。张琴这样一个在农村长大，16岁就辍学没有太多教育的女孩子，实际上你可能看不到太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