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春节杂忆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三五个春节就过去了。小时候是等春节，盼春节，现在是春节冲着你来，还没准备好，它就过去了。既然眼前的春节日渐乏味，那就做一点回忆吧。想当初……

在家过春节，邻居很重要

过去，我住在北京一个单位的院子里。是与胡同不同的那种所谓的“大院”。开始时，上班的部分和住家的部分合在一个院子，后来砌了一道墙，把办公区、生活区分开。因为是一个单位的人，很熟悉，本来就爱打招呼，到了春节，招呼打得分外多，人们喜气融融，笑脸带春风。那时的感觉，光在家里吃好的还不算，走出家门才是春节，只见邻居们都穿出新衣服，拿着过节玩意儿，整个院子是喜气洋洋。我也有新棉袄、新棉裤，只是裤腿、袖子都还没有打弯，人套在里面，十足一个傻小子。大院里人来人往，招呼拜年，拜年最多的是领导，一家也不能落，他们平时一脸严肃，现在都是和蔼可亲，还带头大笑。

我们这个院子，住着的，大多是拍电影或演电影的。邻居里有不少是明星（那时不大这么叫）。因为住在一起，管他什么明星，尿盆一端（家里没有厕所，早上要端着尿盆到公用厕所去倒），就是邻居。过春节，会在院里的礼堂表演节目，上面的邻居在演，下边的邻居嗑着瓜子看。有一次演的是喜剧“三不愿意”，大家看得很开心。戏散了，礼堂地上厚厚一层瓜子皮。

一直记得一段诗朗诵：

微风吹在头上，啊，春的感觉

雨点掉在头上，啊，夏的感觉

树叶落在头上，啊，秋的感觉

雪花飘在头上，啊，冬的感觉

棒子打在头上，啊，（观众抢话：疼的感觉）不对，不对！

啊，痛的感觉！

（朗诵者：陈强）

节目似乎是春节不可少的。现在说春晚是1983发明的。可我印象里，1956年就有一次春晚了。当时没有电视，是用收音机听实况转播，事后拍成电影，全国上映。主持人是当红演员郭振清（演李向阳的），嘉宾有戏剧大师梅兰芳、科学家钱学森（1955年才从美国回来）、数学家华罗庚、史学家范文澜（可能是史学家唯一一次上春晚）等等。侯宝林也是嘉宾，可是迟到了，他告诉大家，本来想加塞儿上汽车，不成，所以晚了。还有“祖国的花朵”里面的小演员，包括曾在天安门上给毛主席挥手指方向的张筠英。

邻居是一个生活圈子，串门，打扑克，喝两口，一起看电视球赛，借酱油（没有还的），“用一下你的缝纫机”……我总觉得邻居五嫂做的菜比我妈做的好吃。过春节，我心里想：五嫂家里做什么吃？

不过，我们这个院儿过春节，有年味，却没有京味。京味在胡同里，我有不少同学家在胡同，节前去他们家，看着他们准备这准备那，样样新鲜。可是京味最厉害的，还得说厂甸。

有人说过，节日不只是时间上的点，也是地图上的点。这讲的是大社区、大社会。北京城范围不小，当然有地图上的点，那就是厂甸。厂甸是清末民初形成的热闹地点，尤其春节，整条街全是卖东西的。商品不一定新奇，但聚集量令人亢奋。我住在城北，厂甸在城南，从厂甸回来的人，扛着长长的大糖葫芦，从我家门前过。“这都是从厂甸回来的”。直到上了中学，我才逛了一回厂甸，开了眼。只见拥挤不堪的人群两侧，各种宝剑腰刀，风筝空竹，还有吃的，茶汤爆肚、炸糕面茶。不记得买过什么、吃过什么，那时候兜里没钱，逛厂甸只是干看。看了，也很满意，回来跟邻居聊，还很得意。

现在没有聊春节的邻居了。如今邻居之间变得陌生，虽说住在同一个小区，不但楼上楼下陌生，甚至对门也陌生。邻居一般看不见，看见了也不认识。一起进了电梯，也都绷着脸，不打招呼。现在过春节，是私家事，缺少邻里气氛。比如穿了新衣服，给谁看呀。

在村里过春节，老乡比你快乐

我后来插队到农村，学着老乡的样子过春节，还看过村里的大戏。

快到春节时，村里家家的菜刀都忙起来，因为过节的五天，按规矩，不动刀。该切的都要事先切好，肉、菜、粉条子、豆腐，切好后，一团团放在大缸里冻上，过年时，拿出来直接下锅，这样一直吃到“破五”，就是初五。我们知青也学着做，插队同学中有生活能力强的，是我们的大拿。

因为做饭不动刀，就变得比较省事，吃完饭，老乡们穿上新衣服，揣着手聚到村里的太阳地儿，或者在村里转悠。有后生踩着高跷出来，人比墙头还高。那时流行黑条绒，条绒裤子一穿，腰腿显得很直溜。谁说村里女孩儿土？她们三五成群，打扮干净靓丽，都很袭人（当地话，招人看的意思）。爹妈给她们起名字，一点也不含蓄，比如：美玲、绿叶、水仙……

高潮是唱大戏。村里中心有个老戏台（后来学考古，知道那是个很标准的传统戏台），前面一个大空场。平时在这里开会，给四类分子训话，现在过节，村里人请来剧团。剧团是坐几挂大胶车（胶皮轱辘马车）进村的。还没开锣，戏台前早已聚满了人，有从外村来的。知青们对地方戏不懂，也不爱看，但看着唱大戏的场面，做个旁观者，也很兴奋。真正高兴的还是老乡们。他们那种由衷的喜悦是没有人能够模仿的，劳累一年，等的就是今天。摄影发烧友应该会捕捉老汉脸上的笑容，那是从老横皱纹里面浮现出来的，不是“茄子”出来的。对于中国人，什么叫春节，答案就是这些黝黑而快乐的面孔。此刻，贫困、辛劳都忘了，就是真心的来过节。节日有什么深意吗？没什么复杂的，就是大乐一回。

春节把全村动员起来，炮厂、油房、磨房，都忙起来。炮厂，就是做鞭炮的作坊，不是每个村都有，我们村大，所以有。做炮药的硝，是从墙根角下的尿（主要是人尿）土里熬出来的。卷鞭炮的纸是从外面买的。有几次，炮厂拉回来几胶车书，是从城里图书馆买来的“四旧”书，准备卷炮。我们看了心疼，去交涉，炮厂说我们得拿纸来换，一斤换一斤。我们尽可能换回一些书，但绝大多数还是被撕开，卷成二踢脚，点火崩掉。况且，我们挑的书，只是自己熟悉的西方小说之类，而更加老旧、更加“封建”的旧书，都没有挑出来。卷炮是危险的营生，炮厂不时有爆炸的事情。但是利大，村里还是很重视。正月十五晚上是放鞭炮的时候，我们知青也跟着放。一次，有个女生不小心把棉袄袖子弄着了。

在农村过春节，社员是真过，知青总有几分旁观，“乐点”没有社员高。还有，女知青常常被社员叫去吃饭，男生没人叫，有些失落感。

在美国过春节，中国人分三拨

留学到美国，所以在美国过春节。

三十晚上（比中国晚12小时），中国学生会组织聚会。借个大会场，事先把节目落实、食物落实，进会场时象征性地交一点钱，节目都是中国同学们自己出演。因为在国内常有这样的活动，所以组织起来并不费力。

一些美国人喜欢中国春节的热闹，也来参加。我记得有一次在春节聚会上，一个美国男子每次跟中国学生对话，开头一句都是“I am the son of Cressey.”我们听了也不知什么意思，就哼哼过去。后来才知道，Cressey是雪城大学地理系的已故教授，有个中文名字叫葛德石，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教过书，跑过中国二十多个省，对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他是世界级的大地理学家，做过国际地理学会的主席。他也非常热爱中国，曾在英国的学术大会上，当众宣布“My first love is China!”。但在我们那次春节晚会上，中国学生没有一个知道的。最近，到雪城大学读书的张雷编了关于葛德石在中国的三大本书，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算是一种补偿吧。那晚葛德石的儿子找到我说（因为知道我是地理系的），他家里保存不少葛德石的书籍什么的，可以送给我。我当时不知葛德石的分量，没有抓住这句话顺杆爬，错过了机会，现在回想起来，相当后悔。

在美国大学念书的中国人有三类：大陆人、台湾外省人、台湾本省人。办春节晚会，常常分三拨，三个场子。一般美国人弄不明白。后来有合有分，要看海峡形势。中国学生里，总会有几个搞过专业的，所以表演水平不错。有一位台湾女生表演二胡，拉得很好听，谢幕时，她自我介绍：“大家听过电影《倩女幽魂》的主题二胡曲吗？就是我拉的啦。”这段二胡曲确实不错，我一直爱听。

中国学生在美国过春节，有两件事成为俗套，一个是寄贺卡，一个是往家里打越洋电话。贺卡都是买最便宜的，一盒一盒的，单张买不值。打越洋电话，算好时间，拨过去，让家人听到“美国之音”，小有得意之感。

1993年，美国忽然发行了一张中国鸡年邮票，就一张，上面一个鸡。这是美国首次发行中国年纪念邮票。大家马上联想到中国首发的那张可以发财的猴票，于是纷纷到邮局抢购。我也抢到好几个整版，认真收藏好。但是行情一直没有起来，现在砸在手里了。

关于春节的事情，不会都记着，但总有一些忘不了。感觉着，春节的号召力就是大，不管你在哪儿，春节一到，什么都要放下。过节，这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