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莎士比亚最多的人：朱生豪的“书单”

“夫以译莎工作之艰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毕身精力，殆以尽注于兹矣。”

自1935年春开始只身挑战卷帙浩繁的《莎士比亚全集》，到1944年末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朱生豪人生最后十年的译书历程，在他的《译者自序》中化作如此轻巧而沉重的一句。

2月2日是朱生豪104周年诞辰的日子。这位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译介史上的先驱，以32岁的短暂人生译出莎剧31部半，放到如今亦如不可能完成之任务，遑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代、物质条件。一本牛津旧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两本词典、因在战火中佚失而译了三个版本的《暴风雨》，加之疾病贫寒时的四处漂泊……如今的译者们是否过得太安逸，以致当年字斟句酌、苦心孤诣的传统尽失？

在朱生豪的日记、书信、传记中寻章摘句，拉出一张属于他的书单，会发现这清苦、哀怨的读书人亦有无异于常人的乐趣，以及超脱于俗世的精神。

两部词典

若没有苦译莎翁的十年艰辛，朱生豪会从事何种文字工作？他自己已有答案——编词典。

为了躲避战火而栖身夫人宋清如常熟老家时，朱生豪随身所带除了牛津版的莎翁全集，就是两部词典——一部是《牛津词典》，一部是世界书局出版的《英汉四用词典》。仍在世界书局工作时，他曾在书信中简单记述一天的时间安排，其中就有：“七点半起床，八点钟到局，十二点半吃饭，下午一点钟到局；办公时间除了尽每天的本分之外，便偷出时间来翻译，查字典……”

朱生豪1933年从杭州之江大学毕业后，经当时上海世界书局英文部副主任林汉达面试，在此谋得的第一份生计，正是编词典。他在战时随身携带的《英汉四用词典》，其实是自己参与编纂的，所谓“四用”即求解、作文、文法及辨义。这本词典词条不多，部头不大，而主编是当时书局的编译主任詹文浒，也正是他授意朱生豪翻译莎剧的。

但显然，偏重实用性的《英汉四用词典》愈发无法满足朱生豪对于莎剧词句的推敲。在常熟避难的日子，他常常苦于无人探讨，又无书参考的窘境。尤其遇到语带双关、插科打诨抑或一些不雅的用典时，也只得模糊简化，尽失其妙，也成了朱生豪本人的遗憾。

在朱生豪心中，翻译与编纂孰轻孰重？答案竟是后者。虽然已成中国翻译史上之经典，但他初到世界书局时，却最忌讳别人把他叫做“做翻译的”。他后来在书信中写道，在大学二年级之前，“我根本不想我会干（或者屑于）翻译”。此后，但凡有人问他是否在局里做翻译，他无一不回答：“不，做字典。”虽然这编舟记要比翻译更加琐碎和繁复，但他要执拗地强调自己不止一种技能。

但也正是有了词典编纂的基础，加之当时与之共事的詹文浒、葛传槼等前辈的影响，朱生豪对于翻译中用词准确性的推敲，也如编词典一般讲究。以至有时一日下笔万言，有时数日不挪寸步。如严复所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蹰。

课外读物

虽是出生于家道中落的商人家庭，父母早亡，但朱生豪必是有家学渊源的。这从他与其弟朱文振的争论中可知一二。就读于中央大学英文系的朱文振欲试以元曲翻译莎剧，哥哥不置可否，只是说莎剧并非阳春白雪，其精髓在雅俗共赏。于是兄弟俩默不作声地开始了翻译竞赛，而朱文振依照其理念译成的几部历史剧，却并未流传至今。

除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积淀，以爱国之名从事译事的朱生豪，也如那个年代的青年一样，着迷于广泛涌入的沙俄和苏联文学，这也得益于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坛先驱大力译介。有趣的是，当时的鲁迅亦已留意到莎士比亚的作品，并期望林语堂能接过重任，而鲁迅手头正在苦译果戈里的《死魂灵》；最终实现鲁迅夙愿的朱生豪，在清苦寂寥的翻译间隙也与果戈里结缘，在书信中提到“上次在金城看演果戈里的《巡按》（注：即《钦差大臣》）”。

朱生豪也爱看电影。看过根据普希金小说《杜勃洛夫斯基》改编的电影后，他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虽不如《静静的顿河》、《雷雨》那样雄浑有力，却是“纯真的文学电影，清丽极了”。值得一提的是，《杜勃洛夫斯基》最初被译介至中国，正是刊于鲁迅与茅盾共同发起的《译文》杂志之上（1937年出版的第二卷第六期，鲁迅本人主编了《译文》的最初三期）。

在那期间，朱生豪还对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多有涉猎。有一回趁着书店贱卖，他还入了乔治·艾略特的《织工马南》等多本，但读后始终觉得不如《弗洛斯河上的磨坊》那样感人至深。事实上，朱生豪心中也将这些作家逐个排号：艾略特不如狄更斯，狄更斯不如萨克雷，而英国作家整体不如法国、俄国——他曾在字里行间将福楼拜、屠格涅夫称为“天才”，而英国作家只是工于局部，未成浑然之气。

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在囊中羞涩之时一次次走进电影院，观看狄更斯的《块肉余生》（注：即《大卫·科波菲尔》）抑或萨克雷的《名利场》——后者他还刷了两遍。

更有趣的是朱生豪夹杂于信间的书评和影评，寥寥数语，虽未能尽得其义，也算是真情流露，哪怕连男女主角的名字都记不真切。但他这些质朴的评判，在他译莎的过程中也一脉相承。他认为艾略特“写情”颇佳，狄更斯“塑人”有术，而萨克雷则能将世俗风物描摹于笔尖（“文章也许是Thackeray写得好”）。朱生豪译莎之时先攻《暴风雨》，亦是觉得相比起《仲夏夜之梦》那样“抒情的狂想”，《暴风雨》更像“对于人间的观照”；从而“摆脱了句法音律的束缚，有一种老笔浑成的气调”。

再联想到国家与个人的境遇，下笔不免有悲怆。

尾音

比起那个已经封存于中国翻译史与莎学史中的大名，以及与妻子宋清如之间遣词造句高超的情书，朱生豪理应比当代人所理解的鲜活与生动许多。

譬如，他在那个时代就已爱读英文杂志Esquire（即《时尚先生》），并译了其中一则影射阮玲玉事件的故事《钟先生的报纸》。即便战火纷飞，清苦难熬，他也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译者。相反，世间纷杂，所思所感，也都融入阅读与翻译的每一处细节之中，甚至物化为落在纸上的一切。从《暴风雨》开始，深感所谓“理想社会”、“黄金时代”之不存，便只得与主人公那样“迎着怒海呼号，迎着狂风悲叹”，末了感怀“也许更能体味一番作者当时的心境吧”。

也许当代人能用极为规范化的表达叙述朱生豪的成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31部半，打破了英国牛津版按写作年代编排的次序，而分为喜剧、悲剧、史剧、杂剧四类编排……也有研究者赞其因爱国而翻译的义举，虽然我认为这远没有上升到“主义”的高度，但当时那份愤懑的情怀的确是当下不可复制的。

只有如此，才能安然地在《译者自序》中抛出一句“知我罪我，惟在读者”。得失寸心知的译事，“知不足然后能自反”的羞耻心，及呕心沥血然后付梓的释然，如今早已成了稀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