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眸︱中国工业开启现代转型的第一次飞跃

编者按：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中国GDP同比增6.9%，首次破7%，虽然增长速度依旧位居世界前列，但廉价劳动力和开放策略带来的改革红利已逐步褪色，民族工业再次站在了转型的风口浪尖。如何抓住机遇，才能实现民族工业的再次飞跃？

回顾历史，百年以前的1916年，孙中山赴浙，在宁波演讲，肯定宁波商人的经商能力，“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彼时清政府放松民族工业政策，西方处于一战之中，在夹缝中的民族工业抓住时机，迎来了第一个“小阳春”。

在很多人那里，1916年是作为2016年的百年轮回而在今天为人记起，但在宁波人心目中，它或许是一种永恒的存在。

这一年的8月23日，看似平淡无常的一天，但正是在这一天，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莅甬考察。此前，他去过了宁波的近邻杭州和绍兴，并在杭州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就在结束杭州演讲的当天，宁波的浙江第四中学校长励建侯即电请孙中山来甬。

这一天的上午，孙中山在四中，以“地方自治”为题发表演讲。根据8月25日的《民国日报》的刊载，在他的发言中，既有对宁波在民主共和进程中勇于担当及争先的肯定，“良以浙江地位、资格均适宜于共和，而民心又复坚强，故能有此结果。今观宁波之情形，则又为浙省之冠。”又有对宁波人经商才能的赞赏，“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还建议，“宁波人素以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急宜联络各省巨商，共筹资金，组织一极大之商业银行，实为紧要之举。”最后“展望未来”，“以宁波既有此之土地，有此资力，苟能积极经营，奋发自强，宁波不难成为吾国之第二上海。是在诸君之努力耳。”

这并非出于台面的肺腑之言，可以看作孙中山对宁波帮多年来矢志不渝支持革命的一次真心回应。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宁波帮，以及以其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工商业作为他数载革命的坚强后盾，要钱出钱，要人出人，辛亥革命能否成功是个疑问，与此同时，中国的民主共和事业虽然也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向前推进，但一定会更加崎岖和坎坷。

为革命而经商

在这后盾之中，肯定少不了当天全程陪伴的赵家艺——他曾和兄长赵家蕃一起，紧密地团结在孙中山周围，是“为革命而经商”的典型代表。

在宁波本土学者孙善根所作的《孙中山与宁波帮》一文中对此便有所提及，“清光绪三十年（1904），赵氏兄弟同赴日本留学，期间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即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忠实的追随者。次年，赵氏兄弟与革命党人张静江先后去法国巴黎经商，以所获利润全部用于资助孙中山从事的革命活动。‘计人杰〔即张静江〕先后所输金百数十万，君亦数万。’”这种支持到辛亥革命前夕更是登峰造极。他从蒋介石把兄弟也是上海光复后的首任沪军都督陈其美那里得知孙中山日困愁城、无以为计的窘况之后，和赵家蕃双双赶回宁波，将自己的父亲遗留下来分授给他们的大批田产悉数贬价出售，得到一大批现款后以救济孙中山的急需。这也让赵家兄弟落得了个“有求必应”的好名声。到今天，这段变卖祖产支援革命的义举，还在宁波民间广为流传。

为革命的还少不了日后曾参加“开国大典”的红色资本家包达三。这位在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法的穷二代，折服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并剪去辫子、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同时还广泛阅读各类革命书籍，并亲自动笔撰写了《评俄国武力外交》等多篇揭露清政府腐朽统治的战斗檄文。也就在光复上海攻打江南制造局的过程中，他亲自冲锋陷阵，不怕牺牲。在胜利之后，又驰援杭州，最终成为辛亥革命中的又一功臣。1916年，他从日本潜回中国，匿居租界，秘密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不过，袁世凯虽因复辟闹剧树倒猢狲散，但继之而起的军阀混战，却让他痛感国事日非，前途茫茫。在苦闷和彷徨中，他不停地思索自己今后要走的路。最终想到了弃政从商，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今天回头再看，他的选择既有偶然的因素——他在广州结识了出身富商之家的王文宁并结婚，来自妻子家族的雄厚资金成了他最初投资实业的原始资本；但与此同时，也有必然的原因——这便跟中国商人的地位变迁有很大的关系了。

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

1905年-1910年间，中国年均设厂数超过洋务运动30年检所设厂数的20多倍，民族企业大批兴起。图为“面粉大王”荣德生在上海开设的荣福面粉一厂。

自1900年以来，随着其时还在台上的清政府，在西方列强轮番“问候”之下，犹如老牛一样，被抽上一鞭子，便勉力向前一步，但这也让中国商业的发展拥有了相对宽松的氛围，同时让数千年都被贬抑的商人阶层开启了其在中国的“上升通道”。

这尤以慈禧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被八国联军赶到了西安吃羊肉泡馍之后，她不仅反思了自己的一些行为，更是在返京之前，以光绪名义发布《变法诏书》，继而推动了自己在晚年的一番振作革新。日后，清政府的每一项改革，都是在她的关照和默许下逐渐推进的，其中的许多措施，不仅实现了百日维新的目标，而且完全超过了当时康、梁的胆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除了实行新政、正式编练新军，还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放开了对商人阶层的压制，转而给予商人应有的支持。其中包括专门设立了商部，并于1904年1月，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内容有《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法。此后，商部又颁布实施《商会简明章程》等一系列商事法规，建立了第一套比较完整的商法体系。

也正是在这样一段“小阳春”的日子里，“1905-1910年间，年均设厂数分别超过洋务运动30年间所设厂数的20多倍与甲午战争后的2.5倍，投资额分别超过5.7倍与2.9倍。民间投资范围也更为广泛，除原有的缫丝、棉纺、火柴等产业有了较大发展外，烟草、肥皂、电灯、玻璃、锅炉、铅笔、化工等产业也有了民族资本企业的出现。股份制公司到1911年时已达977家。”〔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与此同时，各种商会组织也相继建立和发展，如宁波帮鼻祖严信厚便在盛宣怀的支持下，于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即日后著名的上海商务总会）。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组织充当了各个领域中代表中国团体利益、对抗西方竞争者的发言人和保护人，另外，还让实业救国成为了其时主流的思潮。

然而，随着光绪、慈禧的双双离世，新人当政却没有更新的气象，反而因为自身的短视，导致了进一步退三步，尤其是皇族内阁的推出，使得“小阳春”过后便遇倒春寒，最终也让清政府成了被抛弃的对象。就在上海光复的过程中，宁波帮的大佬朱葆三、虞洽卿相继站到了革命的阵营，其中，虞洽卿组织的华人体操会加入上海商团公会，成为革命的主要战斗力之一，另外，他还和朱葆三一起承担了在上海工商两界的筹饷任务。甚至，在上海光复的前后，他还亲自游说江苏巡抚程德全成功起义……这些作为让他们在胜利后获取了不菲的政治利益，虞洽卿先是成为沪军都督府8名顾问官的第一人，随后又被任命为闸北民政总长，朱葆三则在沈缦云因故去职之后，接任了财政总长。

这不得不让人发现，“上海光复后的沪军都督府中，除了都督陈其美等人外，基本上就是一个绅商领导集团。”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年至1949年（上卷）》对此便直言：“虽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场革命对资产阶级的命运起了重要作用。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政治，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至于这一次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政治，还有待争论，但他们由此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却是万无一失的。

联系到1916年孙中山对宁波帮的赞赏，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自殷商而绵延下来的商业力量，正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施加着自己的积极影响，并对1916年前后于商业上的“某些成功”，做了重要的铺垫。

商战，商战

当时的部分厂房外观

一战在1914年的爆发。对世界来说，这是不幸，但对中国民族工商业来说，倒算得上好事。远离欧洲主战场，加上西方列强忙于欧战，难以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加上战争又导致列强对中国部分商品的需求增加，这也意味着进口下降，出口增多。此前，因清末的政治、军事的萎靡不振，让西方势力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地侵入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肌体。如今，随着压在身上的外力一松，感觉被踩在地上，只能匍匐前进的中国民族工商业，顺势有点爬起来直立行走的意思。

它们不仅有底气在国内和西方斗，甚至还将斗争的战火，烧在了西方的后院。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让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大声疾呼的“商战”，变成现实。

这种商战在1916年前后显得更为突出。一方面，中国近代工业——如纺织、面粉、烟草、工矿业，在出口增加和国内市场需要的刺激下，都有了大发展，这也让实业救国更是盛极一时。荣德生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有名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正在于他敏锐地抓住了一战时粮食、纱布进口锐减的时机，不断扩大再生产。到1937年，荣氏企业“各厂有利，气象极佳”，经营状况达到了历年来的最好水平。根据严中平等人编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11-1913年我国注册设厂有72个，平均每年24个，1914-1918年，五年间注册设厂183个，平均每年近37个，其中钢铁冶炼厂9家。全国华商机器采煤量1912年为80万吨，1919年增至330万吨。”与此同时，“据海关统计，1914年至1918年，我国进口货物价值1915年比1913年减少了20．3%，出口每年比1913年增加14．8%至20．5%，入超由每年2亿多海关两减至约3000万两，1919年更减至1600多万两。”

另一方面，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兴盛，在1916年前后，我们便看到了很多来自民间的银行，继“毋任外人银行专我大利”的中国通商银行之后，纷纷成立。这其中就包括民国时期著名的“南三行北四行”——1915年，袁世凯长兄袁世昌的内地张镇芳，在北京创办了盐业银行（并在1928将总行迁入天津）。同年6月2日，陈光甫与庄得之、李馥荪等人共同集资创办了为广大民众服务、一元就能起存的“小小银行”——上海银行；1917年5月15日，曾师从大名鼎鼎也是王国维亲家罗振玉的周作民，于天津创办了金城银行——这一银行对天津的意义尤为重大，直到今天，于天津成立的中国首批5家民营银行之一，也是目前中国北方唯一的一家民营银行，便叫金城银行，意欲承继“金城”之衣钵；此外，1919年4月1日，谈荔孙与王桂林等人创办了大陆银行，印尼侨商黄奕住则与《申报》董事长史量才、银行家胡笔江等人，谋设中南银行，并于1921年6月正式开业，总部设在上海，以此为名，“中南之者，示南洋侨民不忘中国也。”因为其日后和金城、盐业、大陆实现联合经营，中南乃以“北四行”的面目而广为人知。这些打着“中国”的旗号的民间银行，既为自己而战，同时也在力拼来自国外的汇丰、花旗，还有麦加利（即渣打银行）……

在某种意义上，从民国成立后，一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都算得上中国商业发展难得的“黄金时期”。有人曾做过这样的统计，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这段时间，也可以算得上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第一次现代化飞跃”。（程光炜：《左翼文学思潮与现代性》，《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5期）

虽然，这一现代化飞跃跟1916年没有太多直接关系，但也正如我在2015年出版的新作《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中，将孙中山莅临宁波的1916年，作为这本书的完结点，同时，也是下册的起始时间一样，它同样开启了这段黄金时期。

只可惜的是，数载之后，抗战的爆发，由外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于内，蒋政府为了加强自身的集权统治，“国进民退”再次轮回复活。

这段时期便如绚烂却短暂的烟火，最终消失在渐见阴霾的冷幕中。

（注：王千马，知名作家，城市文化及商帮研究者，现任蓝狮子〔中国〕企业研究院创意总监。近年来出版有《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全面纪录中国民间金融跌宕成长的第一本书” 《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以及《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