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所|亚洲最全球化的地方，竟是这座魔窟一样的大楼

1994年诞生了太多殿堂级电影，其中有王家卫的代表作《重庆森林》。片名中的“重庆”，与香港一座叫“重庆大厦”的大楼有关。我们这里想说的正是这座大楼。

在香港这座高度商品化和媒介化的城市中，导演用碎片化和拼贴的场景，表达人们感情的游离、迷惘和落寞。影片中，这座以“森林”形容的大厦，呈现出五光十色的迷乱意象。

笔者数年前一次经香港回国，到港之后，匆忙查找了《Lonely Planet》上的住宿指南，定了一个位于香港中心城区核心地带、交通极其便利的旅店。因为不了解粤语拼音拼法，直到坐地铁出尖沙咀地铁站时，我才发现，旅馆所在的Chungking Mansions，便是那座著名的重庆大厦。

就这样，我阴差阳错在重庆大厦住了几天。我刚入住这座大厦时的确震惊，并产生强烈不安全感。大厦破旧衰败的外观与周边的建筑对比非常显眼，仿佛几十年历史浓缩于此。破旧的墙体和内部凌乱的布局，与周边玻璃幕墙的现代化大楼对比鲜明。

大厦里的一切，与我们常见的香港全然不同。这里遍布南亚人和黑人，中国人反而成了少数，大陆人更少。而大厦内幽暗封闭的室内环境，更让人紧张忧虑。刚到这里的游客，脑海中会闪过西方电影中的城市贫民窟画面，进而担忧自身安全。

重庆大厦确实有不太光彩的过去。这座九龙尖沙咀的楼宇，位于弥敦道36－44号，于1961年建成。一开始作为住宅楼建设，后来逐渐演变为混合功能的大厦。

大厦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的重庆市场。1958年，大厦所在地块被一位菲律宾华侨购并进行了临海商住楼房建设。大厦由五栋楼连在一起，十七层楼中的一至三层为商场，上面为住宅。

重庆大厦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刚竣工时，它是当时整个区域最高的楼，里面不乏上流社会居住的豪宅。

但后来，整个九龙地区不断发展，各种更新的大厦不断拔地而起。重庆大厦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和运营，开始不断衰败，中低收入阶层渐渐聚居于此。在导演王家卫成长的年代，重庆大厦由上流人士居住的地方，逐渐变为黑社会、赌徒、毒贩、妓女和偷渡客云集的场所，在相当长时间内被香港人视为“龙蛇混杂、九反之地”。大厦一直是犯罪活动的温床。在《重庆森林》电影中，女主角到重庆大厦找印度人帮忙贩毒，并在没有成功之后将其枪杀。

大多数香港人，曾走过九龙这一段繁华的街区，但不曾踏入这座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大厦一步。我的一位香港朋友听说我住在重庆大厦时，露出一丝不解，说：“那里……我只是路过，不敢进去。我的朋友们也没去过。不过听说那里有最正宗的咖喱饭。” 在凤凰卫视的节目《冷暖人生》中，一个嘉宾提到，本地朋友的父母告诫她，“你可以在香港任何地方行走，除了这座大厦。”

国内游客对这座大厦的印象以负面居多。在穷游网的重庆大厦旅游目的地页面，许多驴友纷纷留下此类点评：“这是一个不适合一般人去的地方”、“重庆大厦就是个贫民窟，臭名远播”、“不能因为租金便宜就进去住”、“听说还是不太安全”、“感觉像城中村一样”、“各种脏乱差”。当然，也有因《重庆森林》造访的游客。有人评论，“如果你之前看过重庆森林，你会觉得这里好刺激”；也有人评论，“胆子大一些的话还是可以参观一下的”。

整体来看，重庆大厦的物理环境相当低劣。破旧的外墙遍布着密集的窗户，窗户外是杂乱安置的外挂式空调机和晾衣杆。进入大厦，各种牌匾密密麻麻映入眼帘，继而是开裂变色的墙面、逼仄的过道、狭窄的电梯间。仿佛时间停滞在七十年代香港胶片电影中。从电梯正对的窗户往下看，昏暗阴森的天井直通地面。一个来自欧美的游客，拿着最高端的单反相机，倚着肮脏的窗棱上向下拍照，然后激动地说自己拍摄到了地狱的感觉。

国际背包客

回顾历史，我们也能看到重庆大厦持续发生的变化。1970年代起，许多印度、巴基斯坦的南亚商人开始在这里聚集，将这里逐渐变为国际贸易重镇。2000年之后，大量非洲人纷纷到来。随着国际贸易开展，大厦的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的商店、餐饮、外汇兑换、旅馆等逐渐成为这里的主流。

同时，大厦内的消费水平却相当廉价。在寸土寸金的九龙半岛，离开维多利亚湾仅有两三分钟步行距离的黄金地段，住多人通铺只要几十港币，住一晚小单人房也不过一百多港币。楼下的餐厅里几块钱就能买一个牛肉馅饼，十几块钱就是一份咖喱饭。这些廉价的食宿吸引了大量国际背包客。

上世纪70年代，背包客的圣经《Lonely Planet》的创始人托尼•惠勒在环球旅行中入住这里，后来他在亚洲的旅行导游书上写：“要是在香港找廉价住宿，‘重庆大厦’是个有魔力的词。”随后，大量西方嬉皮士和背包客蜂拥而至，一方面因为这座大厦位于香港中心地段，另一方面又有着仿若探险的刺激。重庆大厦还被一些旅游指南列入香港十大必去之地。不过直到如今，大厦里还是很少有大陆游客，游客主要来自欧美国家。

客观说，香港特别是九龙地区，治安总体不错。重庆大厦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恐怖，完全不可入住。2004年，重庆大厦进行了内部改造，安装了200多个摄像头，并进行24小时保安巡逻，其治安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有时仍有一些犯罪事件发生。

笔者当时入住了一个印度锡克人开的旅馆。一个大约6平米的小房间内放了上下铺的四张床。同屋居住的一个是德国年轻人，亚洲来边教英语边旅游。另外两个是马来西亚的女生，从别的国家经香港回国时顺便逛逛香港。在拥挤狭窄的走道上，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游客大多是欧美白人，商人大多是南亚和非洲人。隔壁一个房间的一头花白头发却仍留着一个小辫子的背包客，自称来自伦敦，但一直想成为地球公民，一辈子在世界各地漫无边际的流浪。我入住登记时遇到的一个深肤色北非人，告诉我他来自阿尔及利亚。我问他是否是阿拉伯人，他一口否认，“我是柏柏尔人，虽然我会说阿拉伯语”。他告诉我，他是来香港商务旅行，看香港或大陆是否有商机。他狡黠的目光中，多少流露出商业的野心。他问我要电子邮件地址，说如果今后发现大陆在某个领域有市场，可以进行合作。

低端全球化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公民来说，如果要去发达国家，或中国大陆，都需要申请签证。但香港则是世界的一个无边界的世界岛，任何国家的居民前往香港都无需签证，并可停留几天到几十天。因此，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的商人来到香港，住在这里考察商机，并以香港为跳板，进入中国大陆更加广阔的市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大厦向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各色人等敞开怀抱。有人将其称为“香港少数族裔的九龙城寨”，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人。这座有300多个商铺、160多家宾馆和旅店的大厦，成了各种肤色的淘金者的乐园。《经济学人》杂志用“世界之家”（Home to the world）来描述这尊每天有129个国家和地区的人进出的大厦。据估计，撒哈拉以南非洲交易的20%的手机，都从这里发货。

在大厦内，人们能看到在香港其他区域很难见到的各种东西，因为要满足大厦内4000多个住客的不同需求。除了能吃到最正宗的咖喱饭，你还能在这里做黑人的小辫子发型，看宝莱坞的电影，听非洲的说唱音乐。你能买到穆斯林用品、印度的纱丽、尼日利亚的电话卡、安卓操作系统的苹果手机。你还能兑换几十个国家的货币，办理去大陆的签证，并且随时往非洲任何一个国家发货。任何一个小商铺的店主都能随手拿出五六种货币，讲出三四种语言，当然，你耳朵听到最多的依然是粤语。

混杂居住的各种族裔，依据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了不同的团体和关系网。一个团体内部的人，将各种生意互相介绍，形成密切的、跨越国界的经济网络。我在那个旅馆居住期满后，想多住一天，包着巨大锡克头巾的店家告诉我，旅馆已经满了。但他却带我去了一楼的另一位经营手机商铺的锡克族朋友，他的这位朋友一个电话，就联系到另外几家可以入住的旅馆，并有各种床位或房间可供选择——当然，还可以讨价还价。在这里，每个人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发生关联。如同《重庆森林》电影中金城武的台词：“每天你都有机会跟别人擦身而过，你也许对他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会变成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麦高登（Gordon Mathews）对重庆大厦进行了深入的田野研究。每周他都抽出几天入住重庆大厦，并对一百多个国家的人进行了访谈。他将自己的研究出版为一本书：《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本书中文版于2015年11月面世。麦高登提出，重庆大厦是“低端全球化”的中心，但他也从多个积极角度，论证这种社会经济复合体存在的意义。

他这样定义了“低端全球化”：“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在低端全球化之下，非洲商人提着塞满几百个手机的行李箱回到家乡，南亚临时工给家里捎去几百美元的应急钱及超乎想象的经历和故事。虽然跨国公司是各种新闻报纸财经版的主要讨论对象，但它们对普通老百姓意识层面上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对于在重庆大厦工作和生活的人来说，许多小商贩和非法工作者带来的货品、想法，包括媒体都对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麦高登把重庆大厦总结为“世界中心的贫民窟”，也是“第三世界国家成功人士俱乐部”。据其观察，这里的很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商人，虽然依赖大厦提供的低廉食宿，但其实都是在各自国家较为富裕的上层社会人士。当然，这里也有很多没有固定工作的国际游民，以及各种原因逃到香港的难民。与移民国家不同，香港是东亚的社会，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很难融入这里，重庆大厦给了他们一个暂时的港湾。

这也是香港这座立体城市的写照。这里是一个综合体，如果愿意，可以在这里住几个月甚至数年，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不必出大厦。迈克尔•康奈利的小说《九龙》将重庆大厦形容为“后现代的卡萨布兰卡”：一切都在一座建筑中。

然而，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精神气质全然不同，如今在重庆大厦，背包客文化让步于全球贸易。一切活动都以金钱导向，简单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跨越了各种界限，将这里的人们融为一体。各种不同国籍、人种、宗教、文化的族群，也都能和平相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不再为国家边界而争论，而是展开了招揽旅馆顾客的竞争；非洲人也不会抱怨美国人对他们的政治干涉，而是从人际交往中寻找任何一丝国际贸易的机会。

城市的多样性

正因重庆大厦的存在，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呈现出了“全球化”的另一面。我们熟知的全球化，是中环、维多利亚湾的绅士化的全球化，而另一面就是重庆大厦那样的低端的、混杂的全球化。这栋建筑身处闹市，却游离于城市之外。

从文化气质上，很难将重庆大厦作为香港的代表。但这里发生的以国际贸易为纽带的全球化，却在另一个层面反映了香港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经济特征。而重庆大厦本身也具有二重性：是香港主流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一种补充，游离于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意象之外；同时具有极强的本地根植性和自发生长的特点，从建筑环境到资本流动再到人际交往，都体现了全球化下香港的多样和混杂性。如果说香港曾经的贫民窟九龙城寨代表了本土化的一种低端经济模式下的城市发展模式，那么重庆大厦就是一座更加国际化的九龙城寨。

参照福柯的“异托邦”的概念，一个城市的国际化区域，就是这座城市内的一种异托邦。与东京六本木、柏林的索尼中心、北京三里屯截然不同的是，重庆大厦这种以第三世界为载体的“低端全球化”区域，往往不是城市闪亮名片的焦点。福柯认为，当年欧洲的移民前往北美新大陆的船，就是一种异托邦。某种意义上，重庆大厦就是一艘载满了第三世界国家为主的乘客的船，在国际化的浪潮下抵达了香港。异域打拼的商人和劳工，使这里不如兰桂坊那样富有某种情调。而刻板印象中的“臭名昭著”与经济互动上的“世界中心”，看似充满矛盾的词语，却恰如其分地融合在这一个事物上。

重庆大厦像一座孤岛，与周遭格格不入，但又井水不犯河水。与它一路之隔的是五星级的香港半岛酒店和诸多奢侈品店，路那边的高端商贸活动与这里的“低端全球化”和谐共生。

全球化进程中，城市多样化的广度和深度被无限放大。在生活和经济方式的多样化背后，更需要注重满足不同参与主体的多样需求。

随着中国大陆不断开放，并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主角，类似重庆大厦的贸易和人口集聚，也开始在广州和义乌等城市出现。从香港的经验看，“低端全球化” 是形成国际大都市必不可少的一环，我们的城市建设和管理必将从重庆大厦的故事中得到许多启示。

（未注明出处图片均为作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