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和马铃薯为什么有那么多名字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对同一种东西往往有不同称呼。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热衷于记录这些不同的叫法。如《左传》里面就提到楚国把“虎”称作“於菟”。而《尔雅·释器》中则记载对“笔”的称呼各地也有不同，如有叫“不律”的。汉朝杨雄的专著《方言》里更是详细地给出了很多物事在当时不同方言区的说法。

这种习惯至今亦然，如同一种蔬菜，上海叫“青菜”，北京叫“油菜”。江浙人说的“包菜”西安人就称“莲花白”。荷花的茎大多数地方称作“藕”，西安则是“莲菜”。广东人熟悉的“芽菜”在岭北却是“豆芽”。海南人所谓的“石榴”在台湾成了“芭乐”。

不过，比起两种食用根茎类作物的名称的多样性，以上所有都是小巫见大巫，只得甘拜下风。

这两种作物的学名分别是“甘薯”、“马铃薯”。

名字有多少

虽然两种作物分别有名义上的通名“甘薯”和“马铃薯”，但其实这两个名字都没有那么通用。相反，中国各地对这两种作物命名上的想象力可谓异彩纷呈。

以“甘薯”为例，全国至少有薯、薯子、薯仔、薯薯、苕芋头、山药、山药儿、茴、番薯、番苕、番芋、番萝、番葛、山薯、山芋、山萝卜、地瓜、红薯、赤薯、朱薯、红苕、红芋、白薯、白苕、白芋、白山药、黄薯、黄苕、黄山药、甘薯、甜薯、糖薯、甘萝卜、花薯、花芋、饭薯、饭芋、沙芋、粉葛、红山芋、白山芋、回子山药等称呼，总共不下四十种。

“马铃薯”更是不遑多让，有“薯”、薯仔、薯囝、薯崽、薯菇、芋头、山药、山药豆、山药蛋、山药圪蛋、洋薯、洋苕、洋芋、洋芋子、洋芋头、洋芋卵、洋芋哩、洋芋崽、洋芋艿、洋嗯艿、洋芋果、番芋卵、番芋囝、番仔薯、番仔芋仔、番人薯、番人芋、番鬼薯菇、番鬼芋、红毛芋、荷兰薯、山芋头、山芋蛋、山豆子、山蔓菁、山蔓菁蛋、山蔓菁儿、地豆、地豆儿、地豆子、地蛋、地蛋子、地瓜、地瓜蛋儿、地瓜子、地蔓菁、地蔓、土豆、土豆儿、土豆子、土蔓菁、花生芋、麦子芋、马铃薯、马铃芋、马铃豆、冬薯、雪薯、冬芋仔、冬菇、洋番薯、洋番芋、洋山芋、洋山薯、洋红薯、洋黄芋、洋花芋、番仔番薯、红毛番薯、洋毛番薯等，名字数量超过七十种。

为什么甘薯和马铃薯的名字如此之丰富呢？

为什么会有不同名字

一种东西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叫法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是长期方言隔离、音变不同导致名字发生了变化。如上述“笔”被称作“不律”，实质上是上古汉语pr-复辅音在不同地方的不同演化，叫“不律”的将这个复辅音拆成两个音节分别发音。

称呼老虎为“於菟”很可能也是这样的情况，这两个字上古汉语音qaadaa，而一般的“虎”上古汉语则是qhlaa’。和汉语的诸多亲属语言比较可发现，古代缅语对老虎的称呼为kla，成书于唐朝的《蛮书》则记录当时的古白语称呼“虎”为“罗”，对应la音。对应一个词根。

但是甘薯和马铃薯的情况则截然不同，这两种作物洋洋洒洒几十种叫法，并不是由于一个词的方言分化而成，而是选择了不同的语素和命名方式。

这两种作物之所以名字如此丰富，实在是因为出现得太晚，作物传播路径太多样，以至于名字无法统一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从域外引入各种各样的农作物，现今中国人熟悉的很多蔬菜水果究其根本都非中原土著。从最早的麦、后来的葡萄石榴、更晚的西瓜等，中国人不断用舶来品充实自己的餐桌。

但是比起甘薯与马铃薯，这些早期引进的物种引进路线较为单一，基本上是从西域进入中土。又有充足的时间让其通名通行全国，加之如葡萄、石榴更是进入时就带上了名字（分别来自巴克特利亚语bādāwa和帕提亚语Aršak），因此其名字较为统一。

可惜的是，甘薯和马铃薯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番薯变甘薯

甘薯属旋花科，原产中南美洲，很早就为印第安人所栽培。作为一种产量高、味道好的块茎类作物，其栽培历史可直追史前时期。

但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甘薯基本上只限美洲人食用。除了美洲人之外，唯一有幸共享番薯的则是南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先民在哥伦布之前就已经通过某种方法登上了美洲大陆并顺利返航，带回了甘薯。至今新西兰英语中仍然把甘薯称作kumara（来自毛利语kumara），和其他英语国家称其为sweet potato或者yam不同。

不过，当时在中国，也有一种被称作“甘薯”的东西。

西晋惠帝永兴二年，嵇含写了《南方草木状》，其中记载了一种叫做“甘薯”的作物。他认为甘薯“盖薯蓣之类或曰芋之类”，根和叶片都和芋很像。果实像拳头，“皮紫而肉白”，味道和薯蓣一样。

此后这种名为“甘薯”的作物还多次出现于各种古籍之中，甚至有人认为此“甘薯”就是现代说的美洲甘薯。

从中国海外交流史看，这显然不太可能。上古时期中国人并没有和美洲人有接触，也无从引种这种产自美洲的植物。而美洲甘薯作为粮食，产量很高，味道也很好，很难想象中国人如果真的已经取得了美洲甘薯的种源会长期将其束之高阁。中国古籍中所谓的“甘薯”更可能是山药之类的作物。

美洲甘薯首次成功引入中国在明万历年间。关于甘薯进入中国，其故事大多是在海外的华人在异邦见到甘薯、因对方贸易封锁求购不得，遂冒着被抓捕的生命危险以各种巧计带回中国。如传万历十年东莞人陈益从越南引番薯至东莞，同期电白人林怀兰引越南番薯入广东电白皆历经千辛万苦。

而最可靠、影响最大的一次引种则是万历二十一年陈振龙引吕宋甘薯到福州长乐县。吕宋人同样不准外国人带甘薯回国，于是陈振龙把甘薯藤编入船绳之中方逃过检查。回闽后其子陈纶献甘薯于福建巡抚金学曾。金在试种后饬令全省各州府种植甘薯。

甘薯并非一次引入中国，在中国广为栽种甘薯后，尚有外国优良品种输入，如清朝就数次有文来薯（产自今文莱）输入的记载。而且输入路线也不光从东南沿海一地，地处西南的云南也是最早栽种甘薯的省份之一，而其薯种可能直接引自东南亚，西部地区的甘薯很有可能是从云南北传。

虽然甘薯万历年间就已引入闽粤并开始广泛种植，但由于其薯种不耐严寒，清朝以前在各北方省份栽种并不广泛，甚至连江苏在乾隆以前栽种甘薯也未成气候。但乾隆以后，由于中国人口膨胀，加之技术瓶颈获得解决，甘薯的栽种面积骤然扩大，遍及大江南北，而其名字也经历了爆炸式增长的过程。

早期甘薯主要种植于闽粤地区，闽粤对甘薯的外来属性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和“番人”、“番仔”一样，闽粤地区对甘薯的称呼多以“番”冠之。

但当甘薯北传后，它的外来色彩就渐渐减低。当其传入长江中下游的平原地区后，平地人只注意到这种作物来自闽浙的山区，所以多称其为“山芋”之类。而在广大华北、西南地区，人们对其颜色更感兴趣，各种红、白、黄的搭配也就应运而生。

洋气的马铃薯

而马铃薯传入中国就更加晚了。

相对甘薯的香甜可口，同样起源于美洲的马铃薯味道寡淡。其主要优势是耐贫瘠土壤，在美洲分布于高海拔的安第斯山区。由于马铃薯味道不如甘薯，欧洲人对它起初并不感冒，只有爱尔兰这样粮食生产困难的欧洲边区为了生存才不得不大规模种植马铃薯。

疑似马铃薯的作物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同样是在万历年间，当时寓居北京的绍兴人徐渭记载了北京出产一种叫“土豆”的作物。不过对于这种土豆到底是马铃薯还是中国本土的某种作物尚有争议。

马铃薯真正在中国大规模铺开种植发生于19世纪。自此开始，马铃薯大量出现于各种方志之中，开始为解决中国人的粮食问题做贡献了。

相比甘薯，马铃薯较为适应北方干冷的气候，在中国的传播路径也更加多样。又因为时间更加晚，名字也更为丰富。

闽粤地区继“番薯”之后再次引入薯类作物。但是因为“番”已经被甘薯占用，因此不得不变换花样，变成“番人”、“番鬼”、“红毛”、“荷兰”薯之类。更有甚者如厦门把马铃薯称作番仔番薯，番上加番。

而在19世纪，西南西北也多次独立引入了马铃薯。由于西南西北多高寒山区，马铃薯的出现意义尤其重大，如在四川凉山地区的会理州、雷波厅，马铃薯均成为山区人最重要的粮食来源。

对这些地方而言，马铃薯来自更西的西洋，最常见的称呼往往是“洋芋”或其变体。在山西，则因传说其出自西方的“回国”，故而回回山药的说法开始流行。当然，北京的“土豆”作为一个显不出半点洋气的土名仍然得到沿用。

由于马铃薯扩散得实在太晚，各种简单的名字早已被其他根茎类植物占用，因此马铃薯在很多地方被迫和其他作物共享名字，只是多了个修饰而已。上海常见的“洋山芋”出现于20世纪早期，即为此中代表——和马铃薯比起来，甘薯已经被视作土产了。

只是神奇的是，在诸多汉语名称中脱颖而出的“甘薯”和“马铃薯”在口语中的普及度都不算高，往往限于少数地区，殊为难解。同样源自美洲，俗名众多的“玉蜀黍”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未来，这三个名字到底能否像“葡萄”、“石榴”这样一统华夏，实在让人很难乐观起来。

延伸阅读：

姚尧：《从甘薯、马铃薯的名称分布看外来作物的命名方式》，《语言科学》2015年06期

郑南：《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