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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新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挑战与措施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共同体”
在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共同体”的提法并非始于今日。早在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前,国外就已经有人在使用这类概念。
比如,欧盟的前身就叫欧盟共同体,当年简称欧共体。1973年加勒比地区各国成立的区域合作组织,称加勒比共同体。2011年12月,拉美和加勒比地区33国又共同组成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简称拉共体。
在东南亚地区,东盟10国于2003年提出了打造东盟共同体的构想,决定在2020年前建成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为实现这几个目标,东盟先后形成了好几个文件,并且建立了东盟共同体理事会。
2015年,东盟宣布,它们已经建成了共同体,但在我看来,东盟国家的区域合作程度和水平并不特别高,还没有达到欧盟的程度。
习主席首提“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国在外交理论和实践中,过去没有使用过“共同体”的概念。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强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致力于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积极争取建立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大环境,没有使用这样的概念。
现在,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外交概念和构想,这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最早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是在2013年3月。当时,习主席访问莫斯科,第一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的身份,对整个国际形势发表看法,阐述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主张。
他分析了当今世界的时代特点,指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时代潮流。这与我们党的十八大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在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认识基础上,比过去又前进了一大步。
他特别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中,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你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这是我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地、详细而清晰地阐明了人类社会是个命运共同体的思想。
随后,在同年4月上旬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他又提到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提到了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强调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
在短短两周多的时间里,习主席两次使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体现了他对当今人类社会相互关系的基本判断和思考,体现了他对目前国际形势与未来趋向的认识和理解。大家知道,过去我们是不用“地球村”这个概念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还曾经批判过“地球村”的说法。
那时,我们长期受国际关系中的传统理论影响,观察人类社会和国际关系,更多地着眼于矛盾、差异和斗争。
而现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之间,包括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文化交往日益广泛和密切。我们观察世界形势,观察人类社会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视角,更多地看到了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可以说,目前我们强调人类社会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在理论上是一大进步,是重大突破。
当前,我们在外交理论方面,面临着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在我们党内,在我们的社会中令人信服地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新概念,并且让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接受我国领导人所提出的这个崭新概念。
美好愿景与严峻现实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十分美好的愿景。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世界依然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依然充满了矛盾和冲突。
首先,世界大国之间矛盾重重,特别是结构性的矛盾,根深蒂固,甚至难以克服。
现在世界上几大重要力量,主要是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欧盟。
中国正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心,在国际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俄罗斯目前面临新的挑战,可以说处在新的危机边缘,但它是世界上的重要力量。欧盟的内部问题也很多,但也是世界多极化过程中的重要力量。
这几个“极”的矛盾长期存在,错综复杂,这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现实。我们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世界上的这些问题。
此外,还有大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
世界上的矛盾是多方面的,不仅大国之间存在矛盾,大国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有时候是难以调和的矛盾。
美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矛盾,俄罗斯同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矛盾。它几年前曾经出兵格鲁吉亚,两年前又利用乌克兰内部矛盾和冲突,夺取了克里米亚。
从国际关系上讲,这是俄罗斯对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一种新挑战。这种做法,引发了周边很多国家对它的恐惧和不安,也导致欧洲形势,特别是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更加复杂。
大国和小国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也是长期和广泛的,这也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又是发展中的大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所以,我国跟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存在时隐时现的问题,将来这些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表面化。
我们同菲律宾的关系,同越南的关系,某种程度就是大国和小国的关系。现在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构想,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去帮助它们发展,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和猜测,也会引发一些矛盾。
对此,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必要的准备。
还有一点,也就是第三类矛盾,即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这类矛盾和冲突也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二战后世界上发生的动乱和冲突,实际上更多的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的。
譬如,巴以冲突持续近七十年,至今看不到结局。还有印巴冲突,时起时伏,是短期内解决不了的。在非洲地区,曾经有安哥拉问题、利比里亚问题、索马里问题,等等。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也将长期存在。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美好,任务艰巨,前程复杂
面对这样一种国际形势,我们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和主张,确实显示出超常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因为我们坚信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趋势不会改变,各国之间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不会改变,各国的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相互交织也不会改变。
因此,不管今后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如一地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面旗帜,都要全力以赴地引导国际社会与我们相向而行,共同推动这个历史进程。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实现这个任务,道路是漫长的,同时也是曲折的,甚至会有大的反复,遭遇预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
由于世界上固有的和不断产生的各种矛盾,由于可以预测的和完全不可预测的各种因素,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会一蹴而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愿景是美好的,任务是艰巨的,前程是复杂的。
在现阶段乃至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要在国际舞台和地区事务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担起大国的责任,就必须继续高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面旗帜。
要让国际社会认识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中国因一时之需而想出来的外交辞令,而是中国领导人外交政策中的核心理念,是中国引领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长远目标。
我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一而再、再而三提出这个问题,表明这个理念已成为中国的国家意志,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追求。
全面复兴的中国,要想在国际舞台上有大作为,要想为人类进步做出较大贡献,一定要打出一面耀眼的旗帜,一定要占领道义制高点。“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我们的外交旗帜,就是我们的道义制高点。
让国际社会接受和认同我们的理念与主张,绝非轻而易举之事。让美国和西方国家与我们相向而行,携手共进,更是难上加难。
譬如,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中国曾提过几个概念,但美国不愿意用固定的或是稳定的概念框定两国关系。
现在,我们将中美关系界定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并没有完全接受。
连中美关系中的新概念美国都不愿接受,更何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了。
另外,在我国周边地区,让各方普遍接受和认同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并不容易。
譬如,中国与越南关系非常特殊。习主席访越时提到两国社会道路相近,制度选择相近,理想信念相近,历史上曾并肩作战反对外来侵略。他主张中越携手共进,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
但越南国内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存在不同声音,中越合力打造命运共同体,必定会有许多阻力。
可见,要让整个国际社会都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协同动作,难度非常之大。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有切实措施在国际事务中,光喊口号不行。我们提议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有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就要有切切实实的行动。要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正在尽最大努力,寻求发展利益的公约数和安全合作的契合点。
为此,首先我们要努力推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指中美关系,也包括中国与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这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最核心的一项任务。
如果大国关系不稳定,不能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势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句空话。
第二,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过程。
当前人类社会面临很多共同的威胁和挑战,应对这些威胁和挑战要有新规则、新办法和新方案,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展示自己的智慧,提出自己的方案。
第三,我们要更加广泛地参与解决全球热点问题和地区冲突。
中国要当世界大国,要引导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潮流,必须勇于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推动解决朝鲜半岛、阿富汗、叙利亚等许多问题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四,我们要大力推动南南合作进程。
南南合作搞了几十年,许多任务未能实现,现在的形势和任务更加复杂。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应在帮助改变发展中国家落后面貌方面发挥表率和示范作用。
第五,我们要继续营造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不仅要巩固和加强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同东盟建立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同时还要推动建立整个亚洲的命运共同体。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应当把实施“一带一路”的伟大计划,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信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于洪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此文是他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主办、东方早报/澎湃新闻协办的“2016:国际形势前瞻与中国角色研讨会”上的演讲稿,经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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