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丨边缘化与偏见之间：印度穆斯林的困境

本文整理自2021年7月15日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讲座——“边缘化与偏见之间：印度穆斯林的困境”（Between Marginalisation and Prejudice: Miseries of Indian Muslims）。讲座由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政治学助理教授麦杜尔·伊斯拉姆（Maidul Islam）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助理教授张忞煜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助理教授谢侃侃与谈。

线上讲座现场。伊斯拉姆教授毕业于牛津大学政治学系，曾任教于加尔各答管区大学和塔塔社会科学研究所。其研究兴趣为政治理论、南亚政治与电影，在印度宗教与政治领域出版多部专著，本次讲座基于伊斯拉姆教授的著作《自由化后的印度穆斯林》展开。

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向自由市场私有化敞开了大门。尽管自由化带来了经济繁荣的希望，但三十年后，许多人感到他们被这个新时代的经济变革背叛了。在历史上印度穆斯林一直未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次经济改革亦未能充分帮助其发展。讲座中，伊斯拉姆教授指出，在当前的政治话语中，印度的“穆斯林问题”并没有阐明对公平的要求。相反，政治领导层用身份和安全的辞令掩盖了穆斯林落后、偏见和社会排斥等真实问题。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时期，有三个主要原因导致印度穆斯林的社会经济方面被忽略。首先，政府机构和政治领导层对穆斯林的问题认识不足。其次，印度穆斯林中缺乏进步的领导，习惯性地把社群的问题局限在身份和安全事务上，而不是对公平的诉求。第三，流行的印地语电影用陈旧的刻板印象诬蔑、歪曲了印度穆斯林的身份，却没有展现穆斯林面临的实际问题。大部分印度人对穆斯林存在种种误解和神话，而不关注改善穆斯林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印度穆斯林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

《萨查尔委员会报告》（Sachar Committee Report）指出，印度穆斯林在教育、收入和就业方面比其他宗教社群以及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tes）和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更加落后。此前的许多研究表明，印度穆斯林在经济自由化之前就已经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教育上的“落后群体”。自由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印度穆斯林的整体社会经济和教育状况。

首先，从收入分配问题上看，根据相关报告，84.5%的印度穆斯林家庭的支出不超过20卢比/天，即约609卢比/月，属于印度人口中极度贫困、边缘化和弱势的群体。13.3%的印度穆斯林家庭属于中等收入群体，只有2.2%的印度穆斯林属于高收入人群。因此，很难认为印度穆斯林是一个经济多元化的群体。上述报告还表明，穆斯林、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民众的就业高度集中于非正式部门。2001年和2011年的人口普查报告和印度全国抽样调查办公室（National Sample Survey Office）第71轮调查的报告显示，印度穆斯林在社会经济的许多方面都处于落后地位，特别是在识字率和受教育的平均年限方面。

基于上述情况，伊斯拉姆教授认为有必要认真反思对“印度穆斯林”的刻板形象，并思考在社会经济方面，穆斯林社群内部是否如想象中的那样具有异质性。的确，从某些指标上看，印度南部和西部的穆斯林比东部和北部的穆斯林经济状况更好。然而，与同一地区的非穆斯林相比，穆斯林社群在许多方面仍处于落后地位。为什么印度穆斯林的贫困在自由化时代仍在继续？为什么穆斯林没能像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那样在国家的政治话语中被视为一个贫困和边缘化的群体？

首先，在印度，穆斯林通常不被认为是一个贫困的群体。相反，穆斯林问题更多地被表述为身份问题、少数群体的文化权利以及世俗主义和社群主义问题。社群主义问题并非不重要。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借用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话来说，印度民主受到了“社群法西斯主义”（communal fascism）的威胁。今天的印度正在经历一场世俗主义危机。但即便是那些想要跳脱世俗主义思维以捍卫宗教少数群体权利的人，也需要通过重新思考印度民族国家正在如何实践世俗主义来为“民主平等”辩护。其次，在自由化的时代，印度穆斯林和表列种姓、表列部落一样未能掌控主要生产资料，这是三者的共同之处。实际上，在印度资本主义精英中，穆斯林的代表性严重不足。而且，这些屈指可数的穆斯林大资本家也未能从印度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中直接获益。在印度，高收入的穆斯林精英仅略高于2%。纵观不同年份的印度福布斯排行榜，穆斯林仅占印度前100名富人的4%至5%。位列2016年福布斯榜单的五名穆斯林富豪中，有三名富豪的业务主要在海湾地区，他们的财富主要来自于印度以外的地方。同样，位列2017年福布斯排行榜的四位穆斯林富豪中，有一半在印度以外的地方发家致富。尽管出现了一些包括穆斯林女性在内的新企业家，而且穆斯林领导着一些最成功、最有活力的信息技术公司，但这些仍被认为是少数例外。一项调查发现，仅略高于1%的企业高管是穆斯林。即使在过去25年的经济改革期间，这种情况也没有大幅度改变。在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中也缺乏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穆斯林等少数群体。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时期蓬勃发展起来的软件业中，穆斯林的代表性也严重不足。

印度穆斯林企业家Azim Premji及其创立的IT企业Wipro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南印度，穆斯林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对好于北印度的穆斯林，原因有三。首先，印巴分治和穆斯林精英逃往巴基斯坦对南印度的穆斯林影响有限。其次，从殖民时期开始，南印度的大部分穆斯林就被列入“其他落后阶层”（Other Backward Class，简称OBC）。在后殖民时代，他们受益于教育和工作方面的保留席位政策。最后，20世纪70年代的中东石油产业繁荣也有利于南印度穆斯林移民到中东国家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

另外，印度穆斯林中也鲜有大地主。印巴分治导致穆斯林精英迁往巴基斯坦，而大多数贫穷的穆斯林留在了印度。目前印度超过60%的穆斯林仍然生活在农村地区。相较于印度教徒、基督徒等其他社群，穆斯林失地比例最高。这种情况在过去二十年里仍在持续。1987—1988年印度全国抽样调查办公室第43轮调查显示，40%的农村穆斯林家庭少有或没有耕地，而印度教徒的这一数字仅为34%。到1999—2000年第55轮调查则显示，51%的农村穆斯林家庭少有或没有耕地，而印度教徒的这一数字仅为40%。只有极少数受过教育的穆斯林精英（比如海得拉巴、迈索尔和北方邦的少数人）能够继续占有土地。然而，新自由主义改革后，相比于地主精英，工业资产阶级在制定主要政策方面更具影响力。

印度穆斯林落后的社会经济背景使他们无法享受个人权利和福利。受教育程度低下则阻碍他们的向上社会流动，使他们无法从国家获得某些特定的基本福利。这种双重障碍加上社群主义，更使印度穆斯林的境况雪上加霜。因此，穆斯林不仅未能在印度统治集团的资产阶级精英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甚至都谈不上是中产阶级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综上，尽管印度国内的穆斯林在语言、地域、文化和种姓等方面各不相同，但从社会经济概况（即多数主要集中于非正规部门）、教育落后和对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等方面来看，印度穆斯林内部具有很强的同质性。随着自由化改革的推进，一旦零售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将进一步危及小商贩、小店主、小生产者、烟草行业临时工、裁缝、运输工人和工匠等职业的生计前景，而这些正是穆斯林主要从事的职业。

印度穆斯林面临的多方面的偏见及歧视

根据萨查尔委员会和其他学术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印度穆斯林面临着教育落后、居住地区卫生基础设施薄弱、收入低微、资产匮乏以及青年群体缺乏信贷机会等各种问题。同时他们还遭受了多方面的歧视。在孟买，大约有70%在公共部门工作的穆斯林感到受到歧视，大约有18%在私营部门工作的穆斯林感到受到歧视。一些银行还一再拒绝向穆斯林家庭提供贷款。另外，由于穆斯林群体担心遭受社群暴力，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搬离非穆斯林社区，由此出现了一种典型的自我隔离现象。由于一些房主拒绝向穆斯林出售或出租房屋，穆斯林正越来越多地从相对多元的住宅区退缩到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社区。同时，不断上涨的房价导致穆斯林小家庭很难拥有各自单独的住宅，因此，他们不得不以大家庭的形式共同居住在拥挤的房屋中。此外，由于结构性的不平等和制度化的歧视，穆斯林妇女在社会经济方面比穆斯林男子更加贫困。

警察和媒体对穆斯林的偏见依旧严重，他们怀疑这一宗教少数群体是潜在的恐怖分子。监狱中的穆斯林比例过高，这表明印度的刑事司法系统与印度穆斯林面临的歧视和边缘化之间存在明显联系。导致在押的穆斯林人数过多的有两个原因：第一，国家在通过刑事程序进行审判时可能对穆斯林少数群体有偏见；第二，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穆斯林社群的犯罪率可能相对较高。

尽管印度穆斯林从事的职业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穆斯林都很贫穷且饱受歧视和偏见。当然，也有少数例外，如穆斯林电影明星和体育明星。然而，他们更多的是被当作名人来看待，而不是穆斯林。

曾出演《三傻大闹宝莱坞》、《摔跤吧！爸爸》等影片的著名穆斯林演员Aamir Khan。

在后自由化时期，宝莱坞流行电影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展现了当代文化再生产场景中印度穆斯林形象建构的本质。宝莱坞电影并不关注印度穆斯林因社会经济和教育落后而导致的民生问题。相反，印地语电影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的媒介，不断诋毁、质疑穆斯林。在大多数情况下，穆斯林被塑造成更倾向于与外国势力结盟，更忠于宗教，而不重视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的群体，从而强化了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信仰。宝莱坞电影除了将穆斯林描绘成恐怖分子、恶棍和匪徒之外，还创造了穆斯林角色的刻板形象，其中充满了诸如胡须和帽子等文化符号，或者像纳瓦布（Nawabs）和皇帝等历史人物。这种形象建构对塑造印度穆斯林身份的主导话语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话语不仅在印度人当中传播，还跨越国界扩散至印度人之外的社区，并形成了将穆斯林等同于“反国家的恐怖分子”的政治话语，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克什米尔分离主义运动和“911”事件之后更为流行。

印度穆斯林在政治领域被边缘化

实际上，在政治领域，穆斯林也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社群。穆斯林政治精英很少，因此穆斯林没有在国家主流政治中发挥领导作用，穆斯林在中央和各邦的立法机构中的代表性也严重不足。在2014年的人民院选举中，穆斯林议员人数跌至历史新低，只有22名穆斯林议员当选，仅占总数的4.05%。即使在那些穆斯林人口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邦，邦议会中的穆斯林议员人数也很少。印度穆斯林投票给各种各样的政党，甚至包括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实际上，大多数穆斯林选择投票给世俗政党。因为他们认为穆斯林政党相对较为保守和狭隘。他们也担心穆斯林政党执政可能会引发印度教徒更为激烈的反对。穆斯林政党的问题在于缺乏进步的领导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穆斯林个人法观点保守，反对改革。同时他们遵循严重的家长制传统，不承认穆斯林妇女在离婚、财产继承等方面具有平等权利。因此大多数穆斯林并不支持他们，将选票投给其他党派。

右翼政党印度人民党执政之后推行“多数主义”政策，在政治领域进一步边缘化穆斯林。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不仅出于某种偏见，更基于政治目的而传播一些伊斯兰恐惧症式的谣言。比如很多人认为穆斯林会结4次婚，生很多孩子。所以现在政府提出了人口控制法案，该法案主要针对那些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这是因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担心穆斯林的数量将超过他们。然而实际上，印度已经开始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人口模式，穆斯林的生育率正在下降，尤其是社会经济条件更好的南印度穆斯林。但无论如何，到2050年，印度的穆斯林人数将不超过全国总人口的17%。因此上述说法只是为了污名化穆斯林。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印度教徒就担心穆斯林人口会超过他们。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印度教右翼复制了这些殖民时期的传言。另外，从2014年起，印度人民党的意识形态导师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发动“多数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推动实施《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itizenship Amendment Act，CAA）和“国家公民登记册”计划（National Register of Citizens，NRC），以此来威胁恐吓印度宗教少数群体。还有一些民众以反对“爱情圣战”（Love jihad）为由阻止跨社群婚姻。此外，由印度人民党执政的几个邦已经出台“屠牛禁令”，禁止屠宰牛和牛肉交易。在当代多数主义政权下，这些举措成为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伊斯拉姆教授指出，穆斯林是印度国内重要的宗教少数群体，其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14%至15%。因此，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应当有更多的对话与沟通。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印度人民党秉持“多数主义”的观点，认为他们不需要穆斯林的选票。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话语中，“印度”这个国家逐渐被定义为印度教徒的国家，而其他社群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加上新冠疫情的扩散导致了大量人口失业，继而引发了无业游民和失地农民的愤怒。在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操纵下，这种愤怒被转嫁到了穆斯林群体，更进一步激发了不同社群的对立情绪。在某种程度上，印度的国家建设已经陷入了困境。

伊斯拉姆教授提到，不同于印度，中国的国家认同并非建立在宗教认同的基础上，而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对现代化的共同愿景。他认为，中国将会成为世界格局的重要领导力量。而印度则像殖民时期的葡萄牙一样，尽管它有成为大国的抱负，但还并不是领导性的政治力量。因为印度领导层缺乏远见，没有长期的规划，对教育、卫生保健等关键部门投资不足。印度的贫富差距较大，还有日益严峻的宗教少数群体问题，而这些都是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印度所要面临的挑战。

综上，印度穆斯林的整体边缘化和脆弱性是毋庸置疑的。关于印度穆斯林的现有研究充分表明，穆斯林不仅贫穷，而且被双重边缘化。印度穆斯林的一般是非正式部门的无组织劳工。他们被剥夺了一些有组织劳工所享有的权利。同时，

由于缺乏平权行动和明确的穆斯林政策，穆斯林在教育和就业方面被排除在主流之外。可以说，印度的穆斯林问题与表列种姓—表列部落问题、工人阶级问题并不相似。它可以被视为一个阶级问题，但却有其特定的动力机制，在遭受歧视、排斥和作为少数群体的不安全感方面尤其如此。这使得它在边缘化的论述中显得十分独特。

在评议与讨论环节，伊斯拉姆教授与与谈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谢侃侃助理教授以及与会的陕西师范大学马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吴晓黎副研究员等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