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招商”再造

编者按：2016年1月31日凌晨3时58分，招商局集团原常务副董事长，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企业创始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探索者袁庚同志在深圳蛇口逝世，享年99岁。本文节选自《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王千马著，现代出版社出版，2015年1月第1版)，由作者王千马授权澎湃新闻使用。

在邓小平的一生中，有两次重要的南下，一次是1984年，一次则是1992年。它们都对中国经济的风向变动起到了决定作用，“邓小平南巡”这个词汇组合从来没有在正式文件中出现过，但是它却在民间和媒体上被广为采用，它寄托了人们对邓公的尊重和期望。同时，它也逼发出了民众出乎意料的改革热情。

如果说1992年的南巡让股份制改革有了定心丸，那么，早在1984年的南巡，则让深圳特区是否是新的“租界”的争论告了一段落。在这一年的深圳，邓小平一路上不讲话，不表态，参观时也很沉默，不露声色，“他用行动表明了自己支持的态度，却又在言辞上留下空白”。也正是在邓公面前，袁庚汇报自己治下的蛇口工业区时说，他们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作为整个工业区的口号，并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此言一出，全场大笑。〔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中信出版社2007年1月版，P128~129〕

“产业转移”下，招商局归来 

蛇口，这个位于深圳宝安县的一个毫不起眼的边境小镇，只有海鸟将其视作自己的专属领域，像极了体制之外的边缘人物，不受重视和关注。就连袁庚将自己后辈子的改革试验选在这里之时，还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这会是最合适的地方吗？”但是，越是不受他人的注意，就意味着改革试验越不会受到他人的打压或攻击。等到他人注意到之时，它已经长大成人，很难再被随便撼动了。

和蛇口一起成长的，也是互为因果的，是中国企业股份制的鼻祖，但却为人冷落多年的招商局。然而，正如改革开放后的股份制一直停留在争议的风头浪尖，招商局最后也随着盛宣怀的入主，重归“官督商办”的老路，自此在无法厘清的政府意图和产业回报之间，摇摆不定，命运蹉跎。辛亥革命之后，其董事会虽几经改组，但经营上均无起色，只有在一战期间获利颇丰。1948年8月，在蒋介石推行《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之后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中，招商局被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以一半股本出售招商股。到新中国成立后，招商局在内地财产被人民政府接管，迁往香港的招商局全体员工及13艘轮船于1950年1月13日在香港宣布起义，此后继续经营并有所发展。此后的1951年，被接管的内地财产被全面改组为中国人民轮船公司，而在香港的资产则继续沿用“招商局”名称，承担一些新中国政府无法实施的使命，直到1978年6月，它迎来了袁庚。

这位1917年出生于宝安县大鹏湾镇的61岁老人，曾在1945年以上校身份赴香港与英国海军夏悫少将，负责日军受降谈判，为尽快结束二战起了重要作用。也许与香港距离近，又打过交道的经历，让他本都准备好退休之际，却从交通部部长叶飞那里接到一项特殊任务，要求他去香港招商局检查工作，广泛调查，研究如何进一步办好招商局。既来之，则干之。1978年10月，他赴香港主持工作，成为了招商局历史上的“第29代掌门人”。11月1日，他在香港富丽华酒店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已是超级富豪的李嘉诚和霍英东等亲自出席。事后，有媒体如此评价这次招待会：“百年中资再度活跃。”只是，此时的香港也非他当年工作过的香港，随着上海在计划体制之下悄然没落，它已然崛起，并取得了两大经济成就，一个是从转口港转变为富裕的工业经济体，一个就是崛起成为了国际金融中心。它不仅让内地的证券市场之梦开始萌动，另外，反客为主让内地成为自己的资源和经济战略腹地。随着“内地有望成为香港资源和经济战略腹地”这一提法在1979年初的香港《明报》的评论专栏上第一次出现，“产业转移”开始成为这个时期最热门的词汇，这些都为招商局在深圳蛇口的试点埋下了伏笔，而这一伏笔，则在1979年7月，被揭示了出来——这一月，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动工。从此，招商局和蛇口两两相依，共为进退。依托蛇口工业区，招商局很快由一家交通部驻港“窗口机构”，变成一家真正的在港中资企业。由资产1.3亿港元的航运公司，壮大成资产逾200亿港元的大公司。

不过，这一切都有赖于袁庚的果敢，以及冒险。就像“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提法，一度让人指责这是“资本主义”的口号，而他本人也被指责为资本主义的代言人，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好在有邓小平的支持，让他如释重负，渡过难关。

蛇口实验：从招商银行到平安保险 

不得不说，蛇口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婴儿”，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以另一种生命的孕育方式，让中国的改革蓝图得以铺开。作为军人出身，为新中国的成立奉献了自己青春的革命者，袁庚在新时代顺时应势地转变成了一个坚定的改革者。文化学者余英时在《戊戌政变今读》中说：“80年代出现了两股改革力量：一股是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党政干部，他们的处境和思路，很像清末自强派，是所谓‘体制内’的改革者；另一股则来自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他无疑是前一类人的代表。正如他在邓小平面前“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他的确将蛇口搞成了当时中国最醒目的改革试验场，即使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全数押上，也了无退却之意。

这也让他拥有了无数个第一：比如说第一个进行民主选举；在全国率先实行人才公开招聘；第一个改革人事制度，冻结原有级别、工资等级，实行聘用制；第一个实行工程招标；第一个进行分配制度改革；第一个实现住房商品化；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第一个企业自办的对外开放港……在金融上，他也不乏亮点。1984年，为实现财务更大程度的自由以及资本更有效的利用，他还在招商局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企业内部结算中心和财务公司——在当时，这被媒体当作一项普通创新进行了报道，而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在资金管控高度严密的中国，一家企业内部结算中心以及财务公司的出现将意味着什么——“资本管控的松动第一次让人意识到，中国在有一天会出现由企业资本为主导的商业性银行，这是近50年来中国金融业最具震撼力的事情。”〔王玉德、杨磊等，《再造招商局》，中信出版社2008年11月版，P10~23〕

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的“商业银行”终于有了自己初步的雏形。此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银行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多元化银行体系开始重建。先是1979年2月，曾在1965年11月因精简机构而被并入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农业银行得以恢复；接下来的3月，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专司外汇业务。外汇管理局专职负责外汇管理工作；8月，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从财政部独立，改称中国建设银行；不过，随后的几年时间并没有太大的动作。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企业改革，在某种意义上，金融改革远要滞后，颇有些脱节。直到1983年9月，国务院再次决定，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将从中央银行分离；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履行中央银行职能。这样一来，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就此集体“闪亮登场”，成了主宰中国金融业的“四大天王”。这也意味着，当年的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不分彼此”，又监管又放贷，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格局，就此被打破。这让1984年成为了新中国商业银行的元年。但这些动作，依旧不足以应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对银行业和金融业提出的更高要求，另外，专业银行运作中存在的不少弊端也逐渐暴露——这让建立体制较新、业务较全、范围较广、功能较多的银行，打破“四大天王”的一统天下成了新的时代任务。

1986年7月，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失踪”的交通银行，却在机缘巧合中，又再次被选择，率先成为这一时代任务的“接单人”。在人们眼里，这个跨越两个世纪，见证了三朝金融历史的银行，无疑是涅槃的凤凰，不仅不惧火海，而且还充满着无限盎然的生命力，这也帮它成为了新中国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它的重组，打破了专业银行垄断的市场格局，无疑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对中国金融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进和催化作用。〔吴雨珊、王海明著，蒋超良序，《变革二十年（1987—2007）：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业嬗变》，中国金融出版社〕时隔不久的8月11日，招商银行再起波澜。中国人民银行正式下文批复，同意试办招商银行——这是一家全新的银行，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的渊源，其正是袁庚探索金融体制改革，决心在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财务公司的基础上，所创办的一家商业银行。在某种意义上，招商银行要比“吃老本”的交通银行更具有开创价值。因为其是由企业自办，更能体现金融体制改革的新时代诉求——那就是银行能与实体相结合，互为左右手，为实体的发展增添金融的血脉。

之后的1988年，袁庚再进一步，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合资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企业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此前，从1959年到1979年期间，中国国内所有的保险业务都被停办，到1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虽然恢复成立，随后却进入了长达6年的独家垄断时期。到了1986年，终于有所改变，由国家财政部、农业部专项拨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建成立的新疆兵团保险公司成立，其总部原设在新疆乌鲁木齐，2010年12月正式迁往北京。它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家具有法人资格的保险公司，日后其更名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也是全国首家以“中华”冠名的全国性综合保险公司。不过，和平安保险不同的是，它乃国有独资。在平安保险之后的1991年5月13日，太平洋保险公司正式成立。不论这些公司的性质如何，它们的出现，无疑打破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垄断经营的局面，让元气大伤的中国保险业重新起航。

平安的诞生，自然跟蛇口大量引进外资、外商，而刺激出的保险服务有关。因为按当时中国外商投资法规的要求，在中国境内投资的企业必须在中国境内投保。“百年之前，李鸿章以其坚韧魄力，上疏清政府并联合社会募股，打破外资保险公司的垄断，以招商局保险为代表的民族保险业一飞冲天；而这一次，历史再次将重任赋予了招商局，‘一家独大’待破，掌门人袁庚带领着年轻人马明哲披荆斩棘，重整旧业，开始寻求政策底线的突破”。〔王玉德、郑清、付玉，《招商局与中国金融业》，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P111~113〕马明哲，1955年生人，在18岁高中毕业后就下乡当知青，曾在乡下学会开拖拉机，后来到蛇口，先在劳动人事处负责干部调配，接着到工业区的社保公司当经理助理，曾建议蛇口的工人每人每月交一定数量的钱做基金，为工伤或离职人员提供保障。建议虽被采纳，但毫不意外的是，它又遭遇了政策上的阻碍，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的副行长找到马明哲，告诉他工伤保险属于商业保险，社会保险公司不能做商业保险，如果做就要申请牌照。就这样，将他推上了创办商业保险的艰辛之途。1986年，经过时任蛇口工业区副总经理车国宝的引荐，马明哲见到袁庚，并提议成立一家商业保险公司，以期恢复招商局办过保险的传统。汇报了只有五分钟，袁庚就说可以。〔刘建强、王春梅，《平安：走出不安》，《中国企业家》2009年第7期〕日后，他就一直奔波在路上。一次次地被拒绝。一批批人都说没可能。但有着坚韧的品性的他，却不曾罢手。山穷水尽时，他甚至决定直闯中南海。其间曾有一段插曲此后被传为“小笑话”：招商局北京办事处的人曾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到了中南海，可千万不要随意停留，也一定不要把手揣在兜里。否则，很容易被当成特务，藏着的机关枪就会伸出来。他信以为真，在中南海里始终战战兢兢地亮着双手，不敢稍有停留。但功夫终不负苦心人，几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在袁庚的支持下，他作为招商局股东代表接掌了平安保险。此时，他年仅32岁。1988年4月28日，他在平安保险第一届董事会召开的首次公议上，被选为了总经理，后被任命为副董事长。董事长则是大股东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刘鉴庭。

得益于拥有自己的金融工具，招商局在日后的发展中，虽然一直面临资金紧缺的问题，却没有停下向前的步伐。与此同时，蛇口工业区也以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它的成功，无疑印证了改革是现行僵硬的体制之下，必须要走的一步棋。

出走蛇口 

不过，得承认的是，在操办招商局和蛇口工业区的过程当中，袁庚也不是没留遗憾。早在选址蛇口时，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曾在他们带去汇报用的香港的简明地图上，用铅笔画了两条杠，准备将几乎是深圳市现在一半面积的土地——南头半岛给他们，但他们却无人敢承担如此之大的幅员范围，最后的实地面积便缩减成了大约2.14平方公里。袁庚日后很后悔，如果当时不是胆子太小了，要不蛇口开发区的面积就不会是今天这么小；第二个遗憾则是，没能通过人大立法来保护开发区的许多制度创新；第三个遗憾就是，在1981年，他拒绝了自己的朋友，同时也是李嘉诚、霍英东还有胡应湘为首的13位香港企业家共同入股共同开发蛇口，但是被他拒绝了。他说，他没有必胜的把握，不敢连累各位。不过，他说的这个话似乎不是他的心里话，他不是怕连累各位大老板，而是担心李嘉诚一旦进来，成立一个董事会，还搞什么体制改革，似乎完全就变成了做生意赚钱的地方了。这也让人看到，再改革如他，也有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之处。但这样一来，他显然只看到了改革的近忧，没看到改革的远虑——随着体制内的改革突围逐渐遇到阻力，到最后到达“极限”，他这个体制内的改革者也会越发地觉得有心无力。如果他当初同意李嘉诚、霍英东等人共同入股共同开发，那么，借助于这更为强大和自由的外来资本的“混血”，蛇口将彻底地资本化，或许会获得更大的经济活力。

也许正是意识到了这样的错误，他在任内的最后一项重要决定便是，排除众议让蛇口的三个下属公司走出体制外，实行股份化。这三家公司，包括前面所说的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公司，还有一家是南山（港口）开发公司。同时，他还对平安保险在1991年搬离蛇口，将总部迁移到深圳福田八卦岭，给予了理解。

事后，他曾对马明哲说：“当时你们出来时，我是有点看不懂，我现在觉得你们是对的，你们一定要走出去，我也要招商银行走出去。”在晚年，袁庚常常与人聊起，“如果把整个蛇口都放出体制外，今日蛇口又将如何？”

今日的蛇口似乎高开低走，已然泯然于众人也。因为依旧留在体制之内，没能想起彻底“走出去”，它的命运，不如从它体内脱胎而出的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随着领头人袁庚在1992年以75岁的高龄，交出了他管理了15年的蛇口，此后，蛇口迅速地褪去了它的先锋颜色，仅仅三五年后，便变得“无声无息”。若不是其留下的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还在不停地提醒着人们，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能联想起这块改革的前沿阵地。

只是今天的平安，显然已经跟招商局无关。它在2002年被招商局出售。不过，此时招商局所拥有的股权早已被摊薄为13.544%，早已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力。一方面，这跟平安在不断壮大的14年间，不断引进“大鳄”股东，如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加上员工持股计划的推行——它已然算不上第一股东了；另一方面，保险企业的一大特点在于，随着保费规模、业务范围的扩大，对资本金的消耗很快，且需求是刚性的。2001年前后，中国开始以国际标准要求各保险公司补足偿付准备金。以平安提供的两年前相关数据推测及市场保守估计，招商局预计要为平安计提超过100亿元的保险偿付准备金。这对招商局提出了一个巨大的要求。更要命的是，招商局自清末以来“官督商办”的气质，让其在新时期并没有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命运轨迹。在很多人眼里，它是企业，但是它又背负着很难摆脱的政治背景，在“政府+企业”的畸形模式下大举、盲目地投资——除了办银行办保险之外，它还从油轮运输到房地产开发，从有色金属到证券投资——随着股市在80年代中后期的“兴旺”，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试营业，招商银行的证券部也就在1991年筹建，并在反复奔走之后，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允准，进入了“试营业”的车道。同年的8月8日，其证券部开业。除此之外，招商局还不停地介入了制药、商业贸易甚至是广告业——到1997年，其下属各种控股企业就已超过200家，资产超过500亿港元，横跨数十个领域——这种无所不包的“大跃进”，让它自1996年开始出现不良资产淤积，债台高筑、支付困难的情况，甚至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信贷危机。尤其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更对它的困境火上浇油，甚至让时任集团总裁的傅育宁生发出“无法向银行还钱”的感慨。不得不说，没钱，加上失去控制力，导致平安成了招商局断臂求生的选择。

它的被出售，共为招商局创造资本性溢利6.64亿元人民币，提供现金流入15.37亿元人民币，为招商局消化不良资产、降低负债总额等创造了重要条件。

这算是平安为招商做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贡献”吧。

不过，失去平安，并不意味着流淌着百年保险血脉的招商局，就此与保险画上句号。2002年8月，招商局通过集团下属子公司与外资股东组建了合资的寿险公司——招商信诺人寿保险公司，依托招商银行进行保险电话行销。

也正是在这一年的4月9日9时30分，招商局集团以及招商银行新任董事长——曾在1995年4月到2000年7月任中信总经理，期间还担任过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亚洲卫星公司董事长，并在2000年7月任中信公司副董事长的秦晓，与1999年年初接任前任王世祯成为招商银行第二任行长的马蔚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共同敲响了招商银行A股挂牌上市交易的锣声，拉开了招商银行在资本市场竞逐风流的序幕。

从股份制到上市，进入更广大的市场，这对招商银行来说，是一次更远的“出走”。无疑，在“母体”为计划所限，这一“出走”更具有启示的价值，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大的背景下，它用自己的行动“反哺”母体：

我们只有和世界以及市场主动接轨，引入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才会真正的有成效，才不会浅尝辄止，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