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近代中国的大画家得不到正确认识？实有历史的苦楚

新版《大师的心灵》

中国社会对本民族的艺术天才不能有正确的认识，实在可悲。许多粗浅的观念造成多数人看不清真正有创造性的，对传统有继承、对未来有开拓性的贡献。这其中有中国历史的苦楚。

论述百年来我心中八大画家（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林风眠、傅抱石、李可染）的文集《大师的心灵》初版在1998年，此书17年来在两岸不知已印几万本，有过三个版型。现在市上已无书。广东人民出版社要出新版，趁此机会，我自己细校一遍，同时，也增修一些不清楚、解析不深入的论述。

当时解析中国书画市场兴起前后的情形，并叙述为什么脍炙人口的张大千没能入列我所论评八大家之中？这是很值得认识的问题。未来美术界看到任何评论家对张大千的评论与我大不相同，也许才能特别体会到这无疑不是一般论家的见解。

我在广东乡下出生，自小喜爱画画、读书。初中毕业相信男儿志在四方，立志到外面去见识世界，以免为乡曲之见所蔽。到武昌去念师院美术系附中（编者注：湖北艺术师院附中）。果然大开眼界。清末到20世纪的画家中，我最心仪的大师已然在胸，却常常与我的老师、同学大不相同。这使我老早尝到“孤独的滋味”(后来我一本散文集有此书名)。艺术的品鉴，我的观点与判断常常与我周遭的人士不大相共鸣。譬如半世纪前，我对黄宾虹、傅抱石评价极高，旁人总觉得很奇怪；后来张大千被捧上天，我认为他是大画师，不是第一流艺术家。至今很多同道不以为然。

黄宾虹山水作品

我在武昌那几年，命运之神对我特别眷顾：我竟有机会见到我景仰的三位画家的真迹。对别人没什么，对我是天赐良机。我校系办商借来武昌展览的傅抱石和李可染先后两个旅行写生画展的两批作品，供学生观摹。傅先生并为我们做了一次我毕生难忘的演讲。 (我记得他讲中国绘画的精神，充满对民族艺术的自豪与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他开我茅塞，至今难忘；李先生没有来武昌，所以当年无缘拜见。) 还有一次因为与住在武汉的黄宾虹先生的公子那里借来约一百幅山水小斗方(未裱)。这三次良机，就已不枉我到武昌受苦数年，变成非常值得。

傅抱石

当时我在课余，没日没夜认真学习。三次亲炙原作的机会，临摹了不下百幅。全系学生如此拼命也只有我。当年的少年习作有一部分我还保留至今。我的兴奋与用功，真是夙兴夜寐，难怪别人觉得我有点疯。1960年代，我大学在台师大美术系就读，觉得台湾学风很狭隘。学生只师法受业师一人，而且教学方式还在临摹老师画稿，实在太陈旧(今天还有此陋习)。我心中立志将来要写两本书：一本是教学方法；一本是论近代中国画家。这两本书我都出版了十多年了。前者是《给未来的艺术家》，后者就是本书《大师的心灵》。

中国社会对自己民族的艺术天才不能有正确的认识，实在很可悲。许多庸俗、粗浅、错误的观念与眼界，习惯性的风尚与陈腔滥调造成多数人看不清真正有创造性的成就，对传统有继承，对未来有开拓性的贡献，将来在历史上有崇高地位的大画家是哪些人？因为自己是画家，所以我要提出我的见解，留下我的证言，当然，我的评断要交付历史去裁决，我对我的见解有绝大的信心。到上世纪末，赞同我者已渐渐成为绝大多数。我的期望没有落空。

中国社会甚至“艺术界”(包括美术教育界、书画收藏界、美术馆等) 为什么不能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的大画家？其实有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苦楚。

20世纪是中国社会动荡、变迁的时代，中国古董与书画的收藏受到大冲击、大波动，收藏品贱价易手，而且大量外移 (尤以“文革”时为甚)。未改革开放，大国未崛起之前，内地完全没有书画市场，也没有新收藏家(老收藏家隐匿不见，或被抄去。私人收藏朋友相赠的书画，量少也不成系统，不算真正的收藏家)。抗战到20世纪末，华人收藏活动与市场转移到美国以及中国香港与台北。那是千年以上的中国历史从来未有的奇景。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期，遽成巨富者不计其数。真正的行家在新的收藏市场与活动中成为国际级的教父 (如王己千、王方宇等)，许多冒充的行家从中浑水摸鱼，古董书画商生意鼎盛，来往各地的掮客也时有暴利的机会。

在未有拍卖公司之前，中国书画的价值(艺术家的成就与历史地位，作品的优劣高下等) 与价格 (市场的金钱价格)，取决于许多因素。大略而言，史家评论界的品评(如有大名家品题，身价就上升)；大画家的评价；收藏界的意向与态度 (大小收藏家愿意收藏的热度)；画廊的宣扬；社会上大众的普遍反映；艺术品商人与市场事实的反映；画家本人的作风(如毕加索的女友无数、张大千的道袍长须等传为美谈，也有助于其声价)；见诸出版品(报刊、媒体) 与画册的多寡…… 很微妙的综合、激荡，互相参照影响而形成价格，也还不断有起伏升降。

而且藏家也常是评论家，他们与市场与艺术商家与画廊关系也极密切，身份也常重叠。论艺术价值，有资格的深度评论较能影响艺术家与作品艺术价值的定位。论艺术品的价格，收藏家的意向与市场的行情(有些是假行情，例外) 是主导因素。美国最重要的书画收藏大家王己千，收藏主力是宋元明重量级书画。香港与台湾，举三人为例：香港“虚白斋”(刘均量)，台北“兰千山馆”(林柏寿)、“艺珍堂”(王世杰)。他们都几乎一样是继承过去大陆大收藏家的余绪，收藏历代有定评的书画杰作。而台港三家，所收最近期画家都只到清中期郑燮，清末的任伯年到20世纪的齐、黄都不入列。因为还未入藏家法眼也。

20世纪中期以后，大陆没有收藏活动与艺术市场，海外及港台大藏家所带动的市场只到清中期，所以，鸦片战争以后百余年中国的画家的评论与评价，因为尚无定评，也未有收藏活动的准绳，便在意见混杂，龙蛇不分的状态之中。中国人因为教育尚未普及，艺术教育更见缺乏，对艺术的爱好与品位，停留在功利与粗浅的阶段。喜欢大吉大利、富贵长寿，或者孔雀美人、神仙老虎等题材，书画最多只在装饰美化。

我们一般人的审美能力比洋人大不如。譬如梵谷（编者注：即凡·高）的《乌鸦飞过麦田》，洋人会抢购，华人绝无兴趣收藏。我大学毕业前后，台北最有名、身价最高者，山水黄君璧，花鸟高逸鸿，美人季康。而高逸鸿最贵，牡丹以朵论价，一朵20万。后来张大千来台定居，便居画坛龙头。那时中国画多为大官大贾，上流社会装饰厅堂，以示高雅与地位的标志。港台最大收藏家都以器物古董为主。中国百余年来积弱又贫穷，无法支撑国宝级艺术品的高价。

外国人有眼光也有钱，中国古董的市场与价格，早已由欧美所主导。有了“世界价格”做“靠山”，港台收藏家的“投资”才有那样的胆量。而对近现代中国书画的收藏，那时华人还未出现真正的大藏家。就我所知，这方面不能不承认也是由外国人开了头。日本人近代富强之后侵略亚洲各国人人皆知。但日人喜爱并收藏近代中国书画；欧洲很早收藏20世纪早期名家画作，知者较少。外国人收藏之外，研究很用心，各项专家多比国人谨严，我们实在惭愧。20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古代瓷器价钱已经上攀天文数字，外国人发现，“积弱又贫穷”的中国人，只会与洋人追逐古董，还不晓得重视近现代中国书画，也不知道它们将是国宝级的新珍宝。等到外国人开始收藏，蔚为风气，华人才与瓷器的古董商一样从外国人那里得到“胆量”。

1980年代下半，苏富比开始把中国近现代绘画列入拍品之前，有一位在西方很有资格与地位的古董商莫士撝(Hugh Mosse )跟我说，他们经营中国古董瓷器，好东西越来越少，价钱却越来越高。而瓷器打破一个便少一个；收藏家若捐给博物馆，就再也回不到市场。他们发现一个几百万美元的古瓷器，几乎可买下齐白石、黄宾虹等人一生的作品。为什么还收藏瓷器，不收藏近现代中国画？

当时我亲身见证了画坛、市场与收藏家最早转变的过程。拍卖公司开拍近现代中国书画由苏富比始，是受到莫士撝等先知先觉者的影响。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初，台湾正是经济起飞开头时。那时一幅齐画从几百元到几千元台币。三十年后的今日已达到千万倍的天价。当画价不断上涨，有利可图，收藏家与画商便不断增加，港台也有画廊跟进，专营20世纪画家。蔡辰男并创办了第一个民间的“国泰美术馆”。后来因故草草收场，蔡也于内地另创事业。

1980年代我发表了从任伯年起近现代画家一系列的评论，刚好正是苏富比开拍近现代中国画之时。当时专家很少，他们曾请我赴港为他们鉴定一部分拍品的真伪。我到指定酒店，一开门，桌上水果盘有印我名字金色的欢迎卡，我受宠若惊。后来评论近代名家的专家学者与出版品很快暴增，大陆在近20年继港台之后，近代中国书画拍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冒出。大陆凡事一兴，马上沸沸扬扬，后来居上。而且其规模、声势特大。现在，商业化与人为操作，画作真假莫辨，加上其他复杂的社会因素，贿赂与洗钱，拍品的价值与价格、混乱与颠倒，与股票投机市场相似，已非外人所能理解。大泡沫何时破灭？也没人能断定。中国书画既如此暴利，赝品的制作也更见普遍，这是雪上加霜。中国艺术的前途，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拍卖公司的介入，金钱已成为无上权威，“价格”决定“价值”，只有拜金艺术(Mammon art)，令人担忧。

花了不少篇幅，就我所知，略述近数十年来这段历史。因为50岁以下的国人大概都不知道这些变迁与内情。留下一点史料，供后来参考或有益处。我要写这本书，要在混乱中拨云翳，使人认识真正的大师，正是苦心孤诣。

还有其他原因。1970年代，我当时30多岁，在纽约大概五年岁月中与哥伦比亚大学华人学者夏志清教授比邻，时相过从。我谈起要写此书，他鼓励我一定要写。他在《夏志清自选集》中有一篇为我1977年写的序，他说，罗斯金( J. Ruskin 1819-1900 ) 也是画家，又是艺术评论家与散文大家，与我很相似。他的成名作是 《近代画家》。我当然同意并感谢志清兄的勉励，回台后不久便动笔写了很多年才写完。

我常想：世界上有两种最珍贵的文章：一种是伟大的原作 (后来被奉为经典)，一种是名家 (或大师) 写大师的文章。我们要读经典，然后我们渴望我们所景仰的大师评说早先的大师及其作品。我们要从巨人的眼中去看其他巨人，从大师的心中去体味他品评其他大师的精髓。我青少年时代起爱读的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 (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瓦莱里写伏尔泰、歌德、雨果、福楼拜；毛姆写评论十篇杰作与作家；霍夫曼编《大师笔下的大师》(雨果、艾略特、奥威尔等人写巴尔扎克、伍尔芙、马克．吐温等人) 之类的书。每当我得到一位知名作家写我心中崇仰的人杰的书，便好似得到他给我一支可以闯入大师幽秘的心灵花园的钥匙那样的快乐。

我希望成为能引领读者进入天才的心灵花园的艺术家与评论家。不过，我不一定能做到，但心向往之。我一生之所学，之所景慕激赏，之所探寻追求；我一生在艺术学习中所积蓄的功夫、能力与识见，似乎都为我写此书的储备；换个角度说，这八位在我少年时代还只是名家的天才 (傅、李当时才四五十岁，尚未有普遍的大名)，他们最早进入我的艺术心灵，激发我成长，是我的“圯上老人”。因此我要写这本与我密切相关的书。

20世纪中国画坛在八位大师之外还有不少大画家。如潘天寿、蒋兆和、叶浅予……都是我所敬佩。但我们看史书，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只有少数人。文学的“唐宋八大家”、画有“元四家”、“明四家”等等，没见过十几二十家。

我还要顺便说一句：八大家之后，也就是林风眠 (一九九一年逝世) 之后，我没有看到可与上列“八人加三”相提并论的画家。——中国画的人才花果飘零，不见“替人”。这是另一个论题，我在别的文章中有许多谈论，恕不多说。

（作者系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