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40年，季羡林《牛棚杂忆》出英文版

2016年1月26日，季羡林的《牛棚杂忆》英文版在纽约正式上市。这本书由江晨欣翻译，New York Review Books出版，并邀请了査建英为其写作序言，刊登在当天的《纽约书评》上。査建英回顾了该书在中国出版的情况以及其中记录的季羡林的真实经历，并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与思考。

今年，正是“文革”结束四十周年。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在万马齐喑的“文革”回忆录资料中可谓是一枝独秀，得益于较为宽松的环境，季老在中国学术界的权威地位。这本书1998年在北京正式推出，甫经出版，便十分畅销，又几次再版。在査建英看来，在关于当时的历史记录、学术书籍和详实的个人回忆录如此之少的情况下，如今这本英文版《牛棚杂忆》的出版，为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提供了一份真实而宝贵的史料。“它为我们构建历史记忆添砖加瓦，也对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著名的印度学研究者，季羡林也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评论家和众所周知的爱国者，受到中国政府的优待。他亲切、慈祥，如祖父一般的言行举止，使得他在耄耋之年成为了广受公众尊敬和媒体厚爱的一位长者。”

不同于杨绛的《干校六记》以细碎温婉的笔法写下干校劳动中的夫妻情谊、同志友谊，不自怜自怨反而小趣丛生，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却以黑色幽默、自嘲的语调，写下了他在“牛棚“中劳作的艰苦回忆。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精神上从黑暗回忆中挣脱出来，并以如此平和、坚定又坦诚的笔调记录它，对一位老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写作时，季羡林已经年过八旬了。在开篇，他坦言自己已经徒劳地等待多年，希望有人站出来写一本这样的回忆录，真实地见证这一个时代。但最后，困扰于老一辈的集体失声，而年轻一代对过去又渐渐忽视，季羡林终于决定亲自拾起笔来写这本书。”

1960年代中期，季羡林像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并未意识到这场社会运动此后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他出生于山东临清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凭着自身的勤奋和奖学金资助，在民国时期接受了全面、扎实的国际性教育。1935年，随着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议的签订，他顺利考取并远赴德国求学，学习梵语和其他语言，开启了东方语言文化研究的生涯。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回国到著名的北京大学任教，很快升为东方语言学系主任。“因为对腐朽的蒋介石政权深恶痛绝，他一直与自己毫无兴趣的政治领域保持距离。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的人民政府，季羡林才像当时其他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更加公正的社会将诞生的希望。”

在新的社会环境里，季羡林潜心学术研究，但这样做“一个政治上的逍遥派”在当时渐渐成为一种奢望。在对狂热的一切感到困惑时，他尽量一言不发，十分低调地隐藏在人群中。然而，由于对北大校园中的红卫兵头目聂元梓的痛恨，季羡林在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加入了反对聂元梓的阵营，很快招来麻烦：“他们在一个深夜突袭季老的家，砸烂家具，翻箱倒柜，不可避免地找出一些证据，指称他是一个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此后，他开始了劳动改造，频繁地参加批斗会，“坦诚地责备自己没有足够的爱国热情和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他躲避政治、把政治视为腐朽的游戏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高尚而神圣。反省之后，他才通过群众的集体考验，被作为‘人民’的一员而接受。”

重读这本回忆录，也让査建英心中的疑云再次浮现：“我们究竟能为某种奇怪的、沉重的现象提供多少合理性呢？在当今，我们真的能够克服种种不便，比如资料的有限、历史记忆的模糊，来针对历史进行一场真诚而有意义、有启发性的对话吗？”

季羡林用亲笔记录留给我们的，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对于历史的深深思索，以及用诙谐幽默语调传达出的一个苦涩而无奈的笑。

季羡林先生于2009年去世。在他逝世两年后，北京大学校友、也是季羡林的旧友张曼菱女士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他们的友谊。她在文章中回忆，有一次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他突然提及《浮生六记》，说：“那一部是贵在心灵之自由的记录，写布衣寒窗的风月往事。”而在先生心中，所谓的“浮生”，“不只是说生命的短促，更是指着生命不系于任何庞然重物。生命处于自在自为的状态。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却昭示了生命本质上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