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成为“广州人”：清代广州移民的“城市型”宗族建设

明清时期，许多城市经历了规模扩大、人口激增的过程。在这一时期的城市人口中，既有大量的流动与寓居人口，也有来自周边农村或外县、外省的长期定居者。经过数代人的定居，一些城市移民的后裔逐渐产生本地人的意识，甚至开始编撰族谱、建设宗族。那么，这些由各地移民后裔建立的宗族是如何表达自身与家乡、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的？在比乡村结构更为多元、流动性更强的城市中，以城市为根基的宗族会否呈现出有别于乡村宗族的一面？

受对外贸易等因素刺激，清代广州的城市人口迎来大幅度的增长，大量来自全国各地与周边乡村的移民定居广州城厢（城内与城外近城处），历经数代后最终成为“本地人”。在清中后期的地方文献中，常常可见在广州城厢某处“世居”或者是某处“土著”等的说法，这些说法无疑表达出了一种本地意识。麦哲维（Steven B. Miles, The Sea of Learning: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的研究也指出，在19世纪以降的广州社会，已逐渐出现一个以学术机构学海堂为中心的主要由外来移民后裔构成的精英团体，他们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精英相互竞争，立足于广州这座城市建构本地身份认同。这些城市移民的后裔也留下了一些族谱，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走近这些外来者与这座城市之间历经多个世代的故事。

晚清广州城图（1860）

一、城市人口的增加与城乡关系的变动

在讨论清代广州城居宗族的情况以前，需要简要概述一下广州城厢的大致范围，以及人口增加的情况。清代的广州是广东省城，北靠粤秀山，南临珠江，城厢部分为南海、番禺两县分治，空间上主要由官署集中的老城（旧城）、南边与其相连的新城、城外的西关、南关、东关以及粤秀山麓人烟稀落的北关构成。

光绪《广州府志》省城图 笔者标记

明清时期，以西关、南关为代表的城外关厢地带不断开发，人口日益膨胀。其中，西关水网密布，河滩冲积与人工堆填使其逐渐成陆。明代后期开始，沿着西城濠，发展出了十八甫商业区，到了清代，在对外贸易的拉动下，珠江沿岸的下西关日益繁华，上西关的“机房区”亦随之形成。乾隆二十四年末（1760年初）起，欧美贸易者被禁止入城。洋行设置在西关，商馆区内修筑道路，逐渐拓展。至19世纪前半叶，以西城墙与珠江沿岸为两边，在西关形成了一个类直角三角形的商业区，其繁盛吸引了大量富商巨贾与工商业者的定居，在晚清时还开辟了新的住宅区。而在南关，濒临珠江河畔的优势令其商贸大兴，油栏、果栏、菜栏纷纷开设，南边城墙与珠江之间的土地至几乎被彻底开发，沿江处不断被堆填。

城外的开发是清代广州城市人口增长的重要契机，而城内的人口构成亦在明清之际的政治与社会变动中发生了改变。清初藩王据粤期间（1650-1680年），藩王军队占据老城，不少居民避难乡间，老城的官署全被移到了新城。及后，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广州迎来了八旗的驻防。康熙二十二年（1683），广州老城之内，自归德门以至大北门，划定了旗（西侧）、民（东侧）分界线，旗境为旗兵集中驻防处。与之同时，“官署民居，悉还城内，劝谕招徕。年久失业之氓，一旦争夺故庐，皆奔走恐后，经年始定”。此时，“以大市街之东为官廨，余以奠民居”，“时郡治著姓纷纷购买以建祖祠”，大量的合族祠开始在城内兴建。

所谓合族祠，一般由数县或数十县乡村同姓大族合资建造，虽是宗祠形式，但主要是乡村大族在省城进行科考、诉讼等活动并籍以联络其成员的办事处。合族祠并非基于血缘意义上的“宗族”观念而建立，也常因不符合礼制而遭官方取缔，转而改称“书院”等以维持运作。清代广州大大小小的合族祠数量众多，历来受到学界关注。这一时期合族祠的大量修建，不仅反映出广东地区宗族的发展，更显示出省城与珠江三角洲腹地之间关系的切实变化。

明末，广州城内的合族祠极少，珠江三角洲的大族往往直接在广州建立支祠，介入省城各种事务。然而，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特别是藩王的屠城以及长时间驻军，大族纷纷撤回三角洲地区。清代，三角洲士绅大族与省城的关系逐渐转变为通过合族祠这一形式来维系，这是一种相对间接的状态。清代中叶以后，人工垦殖的沙田迅速增长，这同时为三角洲地区的新兴宗族与城市的移民精英提供了巨大的财富，也给他们提供了彼此竞争的经济支撑。不少珠江三角洲宗族的成员获得了科举功名，却较少出现明末那样直接将宗族支祠设置在省城的情况。

三角洲大族较少直接在城内发展分支，这并非意味着城内没有形成宗族。在清代广州，不少外来者选择了扎根繁衍，无论是在商业繁盛的城外关厢地区，还是在衙署林立的城内，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在定居数代之后，他们的子孙也留下来一些族谱。不过，这些宗族未必都建有宗祠，分家后亦未必合族聚居，故而它们的存在反而不如遍布城内的合族祠显眼。

二、族谱讲述的移民与定居

那么，清代移居广州城厢并最终世代定居、建设宗族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呢？笔者目前搜集了接近二十份城市移民后裔后编繤的族谱（旗人族谱不在统计之列，相关情况需另文探讨），这些族谱可以对上述问题作出一定程度的解答。下文的讨论主要围绕这些族谱进行。

这些族谱大多修于晚清民国，大多已是第二、第三次纂修，通过谱序可知初纂时期大致在18世纪后半叶以降。族谱中既有装帧精美的刊本，也有制作相对简陋的抄本，还有字迹潦草、体例不明、记载略混乱的薄册，常常能看到手写的笔迹与眉批。名称上“族谱”、“家谱”、“支谱”均有，不同的说法关乎宗族的层级，以及编纂者如何定义自身与迁出地、定居地的关系。从内容上看，这些族谱基本把重点放在了移居广州之后（清代移居为主）的数十年至百数十年之间的谱系之上。从讲述的移居目的来看，除了部分无法在族谱中确认的情况外，祖先从事工商业的占据了多数，亦有不少因为祖上任官或游幕此地而逐渐定居的情况。

下文将这些族谱中能够确定详细信息的十数份按照原籍粗略分为两种情况——外省与本省（珠江三角洲腹地为主），简要介绍族谱讲述的定居化过程，分析他们所表达的与家乡以及移居地之间的关系。

1.外省

首先是外省商业移民的状况，其中又以闽商、徽商为主。许多商业移民从一开始就与家乡的宗族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族人在早期时常往返两地之间，这与他们以家族、家乡为根基的贸易网络直接相关。

清代，许多出身福建的家族在广州从事对外贸易。除学界讨论较多的伍氏、潘氏、颜氏等洋商家族外，出身福建泉州府晋江的郭氏、周氏亦留下了族谱（《郭氏族谱》、《晋江入粤周家族谱》）。以郭氏为例，诚斋公（1687-1765）在康熙年间以贩茶入粤，经营洋务，居西关十一甫。诚斋公生意颇为成功，八位儿子分家为八房，各有生业。其中，长房国器为家乡晋江的宗祠捐款并购置尝产。四房照亭公与七房仰亭公接手了父亲的生意，经营“宽茂行洋商事业”，可惜不久就先后辞世。为了修迁粤一支的族谱，二房十二世作梅公“于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将手辑吾族世次族谱一帙，携至广东，俾各房分钞，传示来许”。及后，道光与光绪年间先后重修族谱，均录有迁粤之前世系。

广州也集中了不少徽商。乾隆二十五（1760），来自安徽婺源的詹氏祖先詹万榜举家南迁，入粤经营茶叶生意，其子詹世鸾亦继承父业，成为茶商。和许多徽商一样，詹氏十分注重与家乡宗族的联系，也着力维护同乡网络。詹万榜回福建家乡建造宗祠，其子詹世鸾也在广州“立文社，置祀田，建学宫，修会馆””，还设立了同乡商人的义会。入粤第四代詹天佑编纂《徽婺庐源詹氏支派世系家谱》，谱中录有詹氏迁粤前在婺源的世系，也详细记载了入粤后宗族的发展状况。

上述商业移民多在家乡建有宗祠，在广州主要通过拜祭山坟来祭祀迁粤先祖。他们既注重与家乡族人以及同乡之间的联系，亦在较早之时通过入籍等方式进入了当地社会。如周氏的入粤第二代“高祖仁侯”（1669-1728）占籍番禺，在族谱编纂的光绪年间，周氏自称番禺县捕属籍；郭氏的入粤第二代长房国器（1710—1771）通过商籍成为南海县生员；詹氏的入粤第二代詹世鸾也在广州西关十二甫购置西关大屋定居，第三代詹钰加入了南海县捕属籍。

与这些商业家族相比，家族中多人游幕的浙江山阴汪氏（见《山阴汪氏谱》）与浙江高阳许氏（见《浙杭迁粤高阳许氏家谱》）融入当地的进程则要慢许多。乾隆三十四年（1769），汪氏祖先汪伦秩因出任广东长宁县知县至粤，三子汪蚧开始成为举幕业，游幕多处，其子孙也多举幕业。但直到光绪元年（1875），汪蚧之孙汪腺才加入了番禺县捕属籍，儿子汪兆镛、汪兆铭也因此得以在番禺县参加科举考试，并定居于豪贤街。汪氏一族游幕者众，其定居化的进程，始于子孙入籍应考之时。而高阳许氏的祖先则是在乾隆、嘉庆年间来粤游幕，虽然在道光年间加入了番禺县捕属籍，但入粤早期也长期没有稳定的居所，宗族的建设较晚。

原籍江苏省江宁府的曹氏始迁祖在康熙、雍正间来粤，在入粤早期举幕业，但有子孙转行成为了盐商，曹氏也在入粤不久便入籍番禺。入粤第五代瘦峰公（1775—1846）居住在城内北边的都府街，他开始购买尝产，在广州建设宗族。《禺山曹氏族谱》初繤于光绪十二年（1886），由入粤第七代孙、同治壬戌科进士曹秉濬修纂。由于该时江宁府的族谱早已失传，这份族谱只从入粤始迁祖前两代开始记载，但这两代均是“生卒无考”。编纂族谱时，曹氏以番禺县名由来之一的禺山冠名，明确表达了其对居住地的认同。

大致上看，外省移居者初期的职业对移居者与移居地之间的关系有一定影响，而移居之时是否在原籍拥有稳固的宗族组织与网络，亦左右着移居以后与家乡的关系。对外省移居者来说，一方面，他们首先意识到的是“迁粤”、“入粤”的行为，加入南海、番禺县户籍在他们定居化的过程中意义重大。另一方面，无论是依赖家族网络的商人，还是倚重乡缘的幕僚，在入籍定居数代后，仍十分重视原籍。这种对家乡的强烈认同，与他们已入籍当地并成为广州这座城市的定居者的认识，往往是并行不悖的。

2.本省（以珠江三角洲腹地为主）

族谱中来自本省的移民以工商业移民为主，多来自三角洲腹地，也有来自省内他处。19世纪前期移居广州西关的三水吴氏，在广州从事商业，但“子孙众多，人心不齐”，不得不分家。尽管其租屋与尝产都设置在三水，但修于光绪年间的《吴氏家谱》称“籍贯三水县西南都南滘堡董[甫氽]乡三十图四甲吴克昌户，世居省城西关蓬莱新街”，强调三水户籍又自称世居西关。吴氏这种情况在清中后期的广州城厢，尤其在西关十分普遍。许多在晚清时被认为是“西关土著”的人，都是在西关居住了两三代，同时保有三角洲户籍的图甲户。

与此相对，梁氏一族称呼的变动，则能看出另一种定居化的状况。出身新会的梁氏于乾隆年间移居广州城内。移居第二代的三房勉亭公在城内榨粉街购置祖屋，自建修永堂。第三代雪川公用怀阴堂之名购买了店铺作为尝产。通过收录于《广东省城梁氏族谱（捕属）（梁鼎芬一支）》的几份族谱封面与谱序，可以看到族谱初繤时（1819年）称“新会番禺梁氏族谱”，到第二次修纂族谱时（1865年），梁氏在老城内番禺县地居住已五世，族谱名称中“新会”一词被拿掉，谱序中亦有“广州城中士大夫之家，近时最盛者番禺梁氏”一句。族谱名称的调整与梁氏入籍番禺有关，晚清，梁鼎芬等后人已作为番禺捕属人活跃在省城事务之中。

广东省城梁氏族谱

而城南杜氏、西关杨氏、南海芦排梁氏、高第街许氏的定居化进程与宗族建设，就更为清晰地展示出对广州这一移居地的归属感。

康熙年间，城南杜氏祖先尊一公（十二世祖）为了经商，从南海县西樵大果乡移居广州。康熙四十二年（1703），第二代今鸣公（十三世祖）在南关廻龙社购买房屋，开始定居。自今鸣公始，至初次编纂族谱的道光二十八年（1848）为止，杜氏在该处“世居”百余年，族谱亦自称“城南杜氏”。杜氏通过买卖积累了大量财富，与洋行商人结为姻亲，在19世纪初年成为大族，所谓“省会附郭而居者，城南推杜氏为大家，衡宇相望，延广几及一里。” 修于道光年间的《城南杜氏家谱》序云“尊一公迁居省后，十三世祖除云章公一支世居大果乡，已入大宗族谱，无庸修入，只修今鸣公一支”，表明这份族谱记载的只是移居广州后的支派。

城南杜氏家谱

与城南杜氏一样，西关杨氏亦将广州的居住地西关冠于族谱名称之上。修纂于晚清的《西关杨氏支谱》以从顺德县移居南海县佛山镇的“南邑始祖”（1529-1621）作为开始，但只寥寥数笔。记载从“南邑五世”约轩公（1716-1796）处开始变得详细。约轩公因从事手工业，从佛山移居广州新城的晏公街，但家境贫寒，也没有与其居于佛山的子孙联系。及后，约轩公之子、“南邑六世”艺圃公从佛山镇移居广州西关十一甫。艺圃公生意风生水起，生子十六人，分家成十六房，族谱记载的就是这十六房的状况。

南海芦排梁氏同样通过自我称呼强调了对居住地的认同。梁氏始迁祖裔龙公于康熙年间从顺德县的扶闾乡来到广州经商，卜居西关。移居广州的第三代天麟公（1698—1746）入籍南海。自始迁祖的裔龙公始，这一支梁氏就与家乡宗族关系疏离，“公自迁省垣后，另选派名，不依乡谱”。移居广州第七代东屏公（1815—1883）经营陶瓷业，将陶瓷卖予洋行商人，收入颇丰，于是移居西关芦排巷，并购入尝产。其子梁纶于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又在戊戌科（1898年）大挑中获一等并进入宦途。宣统三年（1911），梁纶编撰《南海芦排梁氏家谱》，同时在芦排巷建设家庙，明确以南海芦排梁氏自称。

南海芦排梁氏家谱封面

高第街许氏也建立了以迁穗支派为中心的家庙。许氏原籍潮州府澄海县，乾隆年间，祖先因做生意由潮至穗，入穗第二代许拜庭成为盐商，开始在新城高第街居住，并入籍番禺。据《许氏宗谱》，家族在高第街大量购地，建造家宅。在19世纪初的海盗动乱中，许拜庭因捐金而获表彰。其子许祥光考中进士，因率领鸦片战争后广州城的团练而受朝廷表彰。道光二十九年（1849），许祥光以其父许拜庭之名在高第街建设“许拜庭家庙”，碑文称，“先大夫始籍隶番禺，卜居新城之高第街，同居共爨四十余年于兹矣”，“维时内外孙曾百余人，皆先大夫之所出”，依托广州，许氏发展成大族。

可以看出，许多本省工商业移民的后代主要以广州为中心实现经济积累，加上通过科举、捐输等方式获得的文化资本，走向了建设宗族的道路。尽管他们在族谱中表示了自身是家乡宗族的一个支派，但广州城厢已成为他们生活与发展的根基，以城市居住地作为自称、强调本地意识者更不在少数。他们与外省的移民后裔一起，构成了世居广州城厢的主要人群。

三、宗族组织与城市社会

简述了族谱中的移民与定居故事后，我们再回到编纂族谱的行为本身，探讨人们在城市中构建与维系宗族的具体行动。

如前所述，这批族谱的初次编纂时期大多是18世纪后半叶以降。这一时期，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工商业人口迎来激增，以城市为中心的文人圈子逐渐形成，文人与洋商密切交往，越来越多外地人入籍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随着19世纪初的海盗动乱、19世纪中叶的两次鸦片战争与洪兵起义，又有不少人通过捐输或者组织团练获得朝廷表彰。多份族谱都收入了朝廷的诰命，展示圈子的例子亦多处可见，如居住在广州新城的南海士绅谢兰生为姻亲城南杜氏的老母亲黄太安人撰写寿序，菊波精舍山长陈澧为同样是新会出身且曾在自己门下就读的梁鼎芬的家族撰写族谱序言等，高第街许氏的发展壮大更是与城市中的种种人脉资源密不可分。可以说，在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的状况中，许多人获得了地位的攀升，此时修纂族谱，既有助于统合在本地居住数代的族人，又可彰显种种功名、虚衔与社会网络。

这些移民后裔所构建的城居宗族主要以城市为根基，虽然只是支派，但已非乡村宗族的简单延伸。那么，族谱除了呈现出上述复杂的社会网络外，还呈现出城居宗族的什么特点？

1、同乡与同族关系

首先看一看闽商、徽商这种与外省原籍地宗族关系密切、重视同乡网络的情况。在清代广州西关，有许多福建人经商甚至占籍居住，所谓“粤城西郊，幅员十里许，素称沃土，闽人占籍于粤者多居之”。通过族谱可知，同样出身福建晋江的郭氏与颜氏的祖先，恰在同一时期居住西关，都参与了一些同乡事务，如修建天后宫等。有意思的是，祖先的行动对一百多年后族内子孙的维系仍发挥着作用。

郭氏的迁粤先祖诚斋公（1687-1765）热心家乡公益事务，“时粤省西关捐修湄洲天后宫，鼎建文昌庙。公率子侄汇捐巨款，事赖以济”，湄洲天后宫往往被视作福建商人群体的祭祀场所。在热心同乡事务的同时，诚斋公重视对宗族的统合。虽然诚斋公之后进行了分家，但由于诚斋公的捐款，到第三次修谱时（1879年）为止，郭氏的子孙仍可享领三庙（天后宫、文昌庙之外的庙宇不明）之胙，“故今我族子侄与领三庙永胙，公倡之也”。百余年间由一族子孙持续领胙，此胙在功能上已接近于尝产了。

颜氏迁粤先祖绰亭公（1696-1751）与郭氏诚斋公在同时期活动于广州西关。和郭氏诚斋公类似，绰亭公亦捐充了与福建人关系密切的湄洲文庙。族谱云绰亭公“捐充湄州文庙祀费所得永胙一份”，颜氏子弟同样在百余年间一直享领该庙之胙。此胙最初由房长代表全族领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房子孙繁衍不均，为公平起见，各房商量将已领受的胙部先交去管箱处，从同治十一年（1872）起，该年负责祭祖的族人在二月初三去管箱处领胙，胙部领受后，仍需交回管箱处。可见，此胙同样发挥着尝产的功能，族谱亦将其放入“尝祀条款”的门类之中。

重修颜氏迁粤家谱封面

郭氏和颜氏的例子显示出，祖先在同乡事业上的投入，有助于子孙维系同族与同乡的联系，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了徽商詹氏之中。光绪年间，詹天佑在编纂族谱时，在眉批中写下一段话，大致意思是：道光四年（1824），詹氏先祖世鸾公在广州的徽州会馆与其他十数名同乡商人（各商人名字亦记于族谱之中）一起设置了同乡互助性质的义会，名为归原堂，专门办事的正、副司事能够获得一笔修金。从光绪十四年（1888）开始，詹天佑之父充任正司事，为使族内利益均享，定下规矩，这笔修金除用作拜扫私伙山坟外，送七房各房一元，只留下余银二元作日常办事之用，又规定在司事百年之后修金不能传于自己子孙。由此可见，詹氏拜祭祖先的行动是在同乡网络下进行的，而祖先在同乡公益事业上的投入能够使后代受益，若轮到本族任司事，这笔修金也会被用于私伙山坟的拜祭。

可以看出，作为外来移民，祖先对同乡活动的投入，在世代定居之后，有可能朝宗族尝产、尝款的方向发展，进而在城居宗族的维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同乡关系与同族关系的相互交织，折射出清代广州复杂的社会网络形态。

2、尝产与宗族维系

宗族内最重要的共同活动是祭祖。这样的集体活动每年都需要一笔固定开销，因此共同的经济基础至关重要。面对宗族的扩大与族内的分化，尝产需保持一定数量以维系族内关系，而这种维系也会受制于城市社会的整体环境。

比如上文提到的颜氏。除了湄洲文庙永胙外，在绰亭公子孙分房之后，也尝试设立尝产，这件事被记录在1771年初纂的族谱之中。当时通过各房捐款设置尝银，以此购买城中一家店铺作为尝铺。不过，由于各房发展不均，五房的捐款就在尝银中占据了五分之四。到第二次编纂族谱的1799年，就出现了每年轮值祭祀者中必须有五房族人参与的规定。光绪十年（1884）第三次族谱编纂，主纂的五房颜叙铻称，由于“长二两房无人，三四两房无力，澄吉公尝项银所存无几，五房所捐者，仅数支给，并无盈余”，强调其他房的一些祖先遗像与墓图无法付印。但实际上，五房祖先的遗像反而有所增加。可见，经济实力较强的五房在祭祖等事务中比较热心，也捐资印刷族谱，但基本以本房为中心，尝产在1771年设置之后也再无增加。尽管族谱显示出不少族人获得了大量财富与社会晋升，但他们也没有尝试扩大尝产规模，增强族内团结。

与来自外省，受惠于同族与同乡关系的颜氏、郭氏、詹氏等不同，出身南海县乡村地区的城南杜氏在定居广州之时，并没有足够的资金，与家乡宗族的关系也不密切。因此，杜氏后人所进行的宗族建设，基本是以广州这座城市为中心的。杜氏在康熙年间移居广州，第二代今鸣公在南关廻龙社购买房舍后定居此地（1703年）。在首次编纂族谱的道光二十八年（1848），第三代又韩公的子弟已经繁衍至百余人，分成多个支派，彼此交往不多，而族谱的编纂目的就是把握族人的信息。

杜氏这种强化族内联系的努力，开始于族谱编撰之前的道光十三年（1833）。族谱收录了当时制定的一份尝产章程，详细叙述了尝产的复杂构成与维持、新增尝产的规定。据此，第二代今鸣公的资产分为长房天石公与次房又韩公两户，百余年间分门户纳粮。随着子孙的繁衍，今鸣公购置的尝产远不足以支持祭祖以及回乡拜祭。因此，又加上了又韩公以及其儿子国则公两人的尝租银。而且，又韩公的子孙还组织捐款，并拨入尝项生息。为了将来考虑，又规定一旦尝银超过三百两，就要用来进行投资，并只能购置店铺，不能购买田地。可以说，在章程设立之前，共同祭祖所需要的经济基础很不稳定，而章程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设。

虽然杜氏通过编纂族谱、增加不动产投资等方式强化了族内的关系，但强化的只是以次房又韩公的子孙为中心的关系。这份族谱并不涉及长房天石公的世系，甚至强调“此家谱只许又韩公子孙传抄……如非又韩公子孙，不宜借与他看，恐有同姓不宗之人从中舞弊，以乱宗支”。也就是说，城南杜氏的族谱编纂者非但没有尝试统合在广州的另一房，还以防止“乱宗支”为名，不允许族谱外传。面对城市生活造成的同族关系的松散化，杜氏一方面努力构筑长期稳定的尝产结构，另一方面则通过划定范围有限度地团结族人。

南海芦排梁氏同样展示了城市社会与宗族建设的复杂关系。修于1911年的《南海芦排梁氏家谱》指出，城市生活造成的同族关系松散化本身，恰是城居宗族需要编纂谱牒的原因。编纂者梁纶在序言中提到：“宗支蕃衍于今十有一传矣。世系益緜，生聚益广，散居都会，第宅增拓，洽比之道，尤所宜先。则谱牒之作，视乡中聚族而处者，尤为要焉。” 因此，梁纶以乡村宗族作为比较对象，在祖先牌位、祠规、尝产的管理方法等方面努力模仿三角洲大族，希望通过族谱的编纂团结城市中的梁氏一族。

不过，这种努力可能并不顺利。尽管梁氏宣称从顺德县扶闾乡移居广州已逾数代，但直到梁纶的父亲东屏公才开始购置尝产，他购买了广州附近的某处沙田作为尝产。而到了梁纶这一代，才开始建设家庙，编纂族谱。可见之前的族内关系并不紧密。而在取得科举功名之后，梁纶曾经恢复顺德原籍，重建与家乡的联系。他除了在广州购买尝铺，还在顺德购置书院、桑基鱼塘等尝产。当时，顺德的宗亲建议他建设宗祠，但围绕宗祠应设在城市还是顺德扶闾乡老家，议论不一。最终，梁纶选择将广州西关芦排巷旧宅作为家庙，族谱亦以“芦排梁氏”自称。梁纶本欲拓展自身支派在家乡的影响力，最后却只能将家庙设于城市之中，这也许是先祖在迁穗之初即与家乡宗族关系疏离之故。这种状况也从侧面说明，以城市为根基构建的宗族向乡村的反向拓展，并不那么容易。

总的来说，在清中后期社会流动性日益加强的广州社会，编纂族谱的行为也日渐多见，这既显示出越来越多的移民后裔获得了社会地位的攀升，亦印证了梁纶强调的那种愈是散居都会、流动剧烈，愈要加强族内统合的认识。无论是同乡关系对同族关系的正面影响，还是在尝产购置与维系上的艰难谋划，无论是试图划定有限的宗族边界，还是希望模仿乡村大族的规制并尝试整合更大范围的宗族，这些都可以说是因应城市社会的形态而出现的不同举措。一些族谱彰显出部分族人风光的一面，但尝产的规模与维系的难度又暗示了宗族组织走向松散的危险。受惠于城市中多样化社会资源的他们希望能在城市中更好地敬祖睦宗、团结族人，但宗族的发展始终受制于城市社会的整体环境。

结语

在清代城市的高流动性之中，“世居”城市的人群亦在逐渐形成。当时的城市在制度上不是独立的行政单元，城市世居者的认知往往兼备“本属外来者”和“已是本地人”的双重感觉，这种认知与“西关”“城南”“芦排”等城厢的具体居住空间相关，与关乎户籍的“南海”“番禺”等县级单元则联系紧密而不必然等同，具有一定弹性。在清代的广州，一方面，商贸的发展与省会城市的地位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多样群体的到来与定居，另一方面，随着合族祠这种相对间接的维系城乡关系的方式的确立，珠江三角洲的士绅大族较少直接在城内设立分支，在广州城厢建设宗族的三角洲移民更多是工商业者的后裔。尽管这些城居宗族均分化自原籍地宗族，但外省的移居者倾向于同时依赖跨省的同族关系与在城的同乡关系，省内（尤其是三角洲腹地）的移居者无论与家乡关系是否紧密，都以广州为新关系确立的起点。他们建立、维系的宗族围绕迁穗先祖，以城市为根基，或可视作“城市型”宗族。

在广州这样官衙密集、商业发达、五方杂处的大城市，来自各地的外来者参与构筑了复杂多元的社会网络，这些复合而多元的网络既为移民后裔的社会晋升与社会关系的构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这些网络所在的社会环境又制约了他们所建设的宗族的规模与功能，并使得这些“城市型”宗族的构筑与维系更为依赖于这个网络本身。因此，相较于珠江三角洲的乡村大族，广州城厢的宗族多是规模不大、尝产不多、较为松散的形态，其发展与维系过程亦会与城市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同乡团体、商业团体、官绅圈子相互交织。这样的宗族并不十分显眼，它们交融于城市社会之中，也成为城市世居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论文《清代城市移民的定居化与宗族建设——以广州为中心》首发于《史林》2021年第2期，本文经作者改写后授权澎湃新闻刊登，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