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局2016｜中东局势“乱中求治”，中国外交大有可为

“在可预见的中短期内，这场缘由纷繁复杂的中东政治大变局还将在深刻而艰难的社会转型进程中延续，在地区动荡与阵痛中继续朝着‘由变生乱、乱中求治’的总体趋势发展。”

在1月23日于上海举行的“2016：国际形势前瞻与中国角色研讨会”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余建华对中东局势做了如上前瞻。

与会的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则强调，“2016年，阿拉伯国家转型、地区格局调整、域内外大国博弈、‘伊斯兰国’极端组织（IS）的威胁及其外溢仍将是影响中东局势的核心问题。”

地区五元格局决定中东形势

新年伊始，因沙特处决什叶派教士引发了沙特与伊朗之间的一系列外交危机，使得本就危机四伏的中东局势雪上加霜。

刘中民认为，沙特、伊朗之间的矛盾并非简单的教派矛盾，而是争夺地区主导权的地缘政治矛盾、阿拉伯民族与波斯民族矛盾、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这三大矛盾的叠加。

而余建华则认为，在不同的政治、宗教、部族与地区力量以及域外国际因素的作用影响下，中东地区新老热点问题的交织将继续呈现出民主与民生、宗教与世俗、改革与稳定、极端与威权之间的矛盾与博弈。

在谈到叙利亚问题时，刘中民说，尽管去年11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二次叙利亚问题外长会议为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带来一线希望。但叙反对派与巴沙尔政权的矛盾，叙反对派四分五裂的现状，西方、地区国家与俄罗斯、伊朗围绕巴沙尔去留的矛盾，IS仍占据叙大片领土等因素仍将使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困难重重。

刘中民认为，目前任何域外大国都不具备单独掌控中东的能力。如今，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能力与意愿继续下降；俄罗斯虽加大介入中东事务的力度，但仍是基于特定利益和目的的有限介入；饱受难民和恐怖主义之害的欧洲更无力全面介入中东事务。这导致了中东地区格局与秩序重建更加艰难。

不过，余建华表示，在当下及未来若干年里，中东地区在地缘格局从解构、重构，再到平衡的动荡型过渡中，域内大国作用的力度将超过域外大国的影响。这些域内大国或地区中等强国基本由沙特、伊朗、埃及、土耳其和以色列构成，形成决定中东形势和热点走势的地区五元格局。

转型之路艰难依旧

刘中民将转型阿拉伯国家分为三种类型，即由乱向治的国家，持续动荡的国家，以及介于二者之间面临转型压力的国家。

他说，由乱向治的国家主要以埃及和突尼斯为代表，其总体情况是“形势虽有所好转，但前景仍难容乐观。”

他以埃及为例，进一步说明道，塞西政权执政以来，在重建国家体制、维护社会安定、打击恐怖主义、重塑埃及国际地位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极端势力活动猖獗、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仍十分突出。

“塞西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初步完成了维持国家稳定的任务，但远未完成找到适合埃及自身发展道路的历史重任。”

此外，他还表示，对于在中东变局中躲过一劫的部分阿拉伯国家如沙特、阿尔及利亚、苏丹等，都不同程度面临低增长、高失业、政体脆弱等问题。

IS意识形态威胁的严重性

在谈到“伊斯兰国”极端组织（IS）的恐怖主义威胁时，刘中民说，IS具有实体化、准国家化特点，已取代“基地”组织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核心，成为大规模恐怖袭击的主要发起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以及世界各地恐怖极端组织的效忠对象。

刘中民认为，IS的现实威胁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首先，IS攻城略地、“治国理政”，不仅使东地中海地区民族国家体系面临瓦解的危险，其示范效应及其分支组织的扩散还对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构成潜在威胁。

其次，在国际反恐联盟打压下，IS采取内线阵地战与外线袭扰战并重的策略，导致巴黎恐怖袭击后全球恐怖主义进入新的活跃期。

最后，IS的恐怖力量与难民问题相交织且不断外溢，不仅构成全球治理的难题，而且在国家、地区及全球层面冲击不同文明的关系和族群关系，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已深受其害。

相对于IS的现实威胁，刘中民更加强调其意识形态威胁的严重性。他说，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IS的核心影响力，弱化和根除宗教极端主义已构成了全球性难题。

首先，IS特别强调将建立所谓“哈里发国家”付诸实践。建立所谓“哈里发国家”是IS坚持不懈的追求，其顽固性和毫不妥协的态度远超过“基地”组织。

其次，IS极端顽固地反对什叶派。IS坚持什叶派为异教徒，主张对什叶派根据“定判”（判定某人为异教徒）原则进行杀戮。在当前中东教派冲突加剧的背景下，这种极端主义思想极具蛊惑性。

最后，刘中民说，IS强调打击“远敌”（西方）和“近敌”（世俗的阿拉伯政权及其支持者），同时强调对任何反对者进行“进攻性圣战”。

中东变局的三点启示

刘中民认为，中东变局发生5年来，中东地区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动荡给世人留下了三点启示。

首先，由中东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是转型国家走向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军事干涉、民主输出、颜色革命等外部强加的方式均无助于中东国家的发展与稳定。

其次，中东国家内部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国际社会合力支持解决发展问题，尤其是转型国家和战乱国家的经济重建，是中东地区实现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前提。

最后，通过对话、协商、合作实现中东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是中东地区形势由乱而治的必然选择，这是伊核问题得以全面解决的根基所在，也是叙利亚问题等其他地区热点问题的努力方向。

伊朗和埃及：新时期中国中东外交的重点

余建华表示，中东地区尽管没有全球大国，却成为全球主要国际力量纵横捭阖、施展身手的博弈场所，也是成长中的中国探索自身特色的大国外交的战略舞台。

他表示，中国作为成长中的全球性负责任大国，必须在中东这一全球重要地缘战略板块，从总体超脱的外交转向有选择的积极进取的大国中东外交。而伊朗和埃及则是新时期中国中东外交中的重点。

他说，伊核协议后伊朗在中东地区必然扮演较前更为重要的战略角色。主张温和改革、照顾保守集团利益的力量会在伊朗内政外交决策和实施中略占主导地位。

他认为，中国中东外交必须较前明显加强对伊朗外交的重视与投入，要将伊朗纳入我国南亚与中亚外交统筹中。在“一带一路”建设、上海合作组织扩容、参与阿富汗战后重建等方面均需做好相关的与伊朗的外交工作。

至于埃及，他说道，尽管埃及在这几年的中东变局中遭受重创，严重削弱其国力和地区国际影响力。但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将埃及作为新时期中国特色中东大国外交的主要支点与重点国。

他还提到，自1956年中埃建交以来，埃及在此后60年的中国中东外交中，都与中国相互支持、默契合作，厥功甚伟。埃及不仅是规模与国力居前的中东大国，更居于世界地缘的关键战略位置。纳赛尔总统当年所言的“三圈理论”，即指出埃及地处阿拉伯、伊斯兰和非洲世界的交汇点。

因此，他表示，无论是做好中东和非洲外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实施，还是探索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治理的中国特色的负责任的大国中东外交，“中国绝对需要持之以恒的对埃外交，既要重视还要做好。”

（“2016：国际形势前瞻与中国角色研讨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主办、东方早报/澎湃新闻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