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访谈 | 瞿弦和：走不进观众心灵的作品很危险

瞿弦和

1944年出生于印尼苏门答腊，6岁随父母回国。1965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国家一级演员。中国煤矿文工团名誉团长，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现顾问），是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十大演播家之一，曾获首届中国话剧金狮表演奖，文化部授予优秀话剧工作者称号，中广协授予“70年70人杰出演播家”称号，主演过几十部话剧并有诸多朗诵代表作。

主演话剧《年青一代》《青松岭》《艳阳天》《创业》《赵武灵王》《特别记者》《仲夏夜之梦》《特洛亚妇女》《捕鼠器》《高山巨人》《打春》等几十部话剧。曾在国家大型晚会担任主持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建党90周年、抗战胜利70周年、长征胜利80周年等）。

朗诵代表作（首诵）《秋歌》（郭小川名作）、《风流歌》（纪宇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名作）、《小草在歌唱》（雷抒雁名作）、《我是青年》（杨牧名作）等。

担任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黄河大合唱》的朗诵者，长达三十余年。

全国政协第八、九、十、十一届委员，现为中国诗歌学会朗诵演唱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煤矿文工团名誉团长。

“到今天，我已经43年党龄。”“我是非常爱国的。”瞿弦和极为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赤诚之心，这大概便是这位78岁老艺术家的初心。不过在对话结束，记者翻阅这洋洋数千字的记录，却发现瞿弦和的艺术人生与他的姿态是息息相关的。或者说，没有一颗为党争光的心，瞿弦和也不会是现在的瞿弦和，更不会有瞿弦和现在那些为人所称道的艺术经典。

其实，瞿弦和当初报考的是中国科技大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觉得未来学成之后，可以用理工科的知识去报效国家。后来阴错阳差地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主动申请去青海工作。只要看看瞿弦和在去青海的火车上写下的入党申请书就可以明白，这个青年艺术家去支援大西北的建设是十分自然和诚恳的。

直到在煤炭文工团当总团团长，瞿弦和的事业开始慢慢转向朗诵，他朗诵的政治抒情诗尤为动情，扣人心弦，之所以如此，也与他的那份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深情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一片赤诚，能够理解作品的背景、环境和作者的感情，能够与身边的人产生共情，进而极为准确完美地诠释作品。

本期焦点人物 瞿弦和

青年报记者 郦亮

1

在西北的经历给我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对一生都有好处。

大西北促进了我的三观的形成，

也磨炼了意志力，

真是一生受益。

生活周刊：因为父辈的缘故，你出生于印尼苏门答腊。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回国。你当时的中文水平如何？这段独特的经历对你之后的朗诵事业有什么影响？

瞿弦和：我会很多语言。小时候就会国语和印尼语，回国后学的都是普通话，特别是大学在中央戏剧学院，普通话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其余语言忘记了一些。记得大学、高中学的是俄语，直到现在我还能用俄语简单报幕，交谈。印尼语简单说说“你好”“再见”。我很喜欢学习语言。我很关注各国语言的特点，有时故意模仿一些国家语言的特点用到我们的朗诵之中。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汉语还是最丰富的、最有意思的。

我父亲是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参加者，父母就像郭沫若那批人似的，是流亡海外的老革命，爸爸教数学，妈妈教体育，新中国成立后就回来了，所以我是“红二代”。我是非常爱国的。这种家庭教育，也对我日后的人生选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生活周刊：你和太太张筠英老师之前都是在北京少年宫学习，学的是舞蹈和戏剧，但为什么报考大学又报的是中科大？最后又是如何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故事？

瞿弦和：当时社会上对艺术界的认识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数理化不好或者学习不好才去搞文艺，考艺术院校。其实，搞艺术对人的文学水平、数理化要求都是很严格的。我和爱人受家里的影响，从小学习成绩都不错。我的爱人初高中成绩好，是银质奖章获得者，这个奖章需要连续三年的学业和操行等级优或良。我在高中获银质奖章，中学时代我们都是好学生。所以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们都很愿意报考数理化。在少年宫学习只是一种艺术爱好，我们的学习从没有放松。

当时我们报考第一志愿中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当然，我们同时也报了中央戏剧学院。那时候有规定，艺术院校提前招生，如果录取了，就不允许再进其他考场。就在我们准备进考场的时候，中戏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我和爱人有时开玩笑，我们如果能够考科技大学考上，我们还是会成为一家人。我想说的是，我们在学习上要纠正社会上不科学、不标准的看法，也就是从事文艺，理工科也要好。有不少人中学时代理工文史都很好，大学考了艺术院校的。我们就是例子。

生活周刊：从中戏毕业之后，你主动要求去青海工作，在青海省民族歌舞团和话剧团里你塑造了很多角色。这段在大西北工作的经历，对你日后的工作意味着什么？

瞿弦和：大西北经历很难忘。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个时代人们很真诚，没有掺假，非常纯朴。毕业填志愿，我填的是“青海”，而且前四个志愿都是“青海”，最后一个填的是“服从国家分配”。当时我随着巡演的人们一起坐火车去的青海。从北京到青海的距离，从地图上看几乎横跨了大半个中国。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在火车上我心潮澎湃，辗转反侧睡不着，我就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当然，后来真正入党是1978年，因为那时候作为归国华侨入党有一定难度。入党的时候我正在演《江南一叶》这个戏，我演叶挺，印象非常深刻。我的入党初衷就是想努力钻研业务，为党争光。像习总书记提出的那两句话：“打铁还需自身硬”，“撸起袖子加油干”。所以我要求自己认真刻苦地做好每一件事。这个初心到现在从来没有动摇过。到今天我已经43年党龄。

对于我选择去青海，当时有些人不能理解，因为当时有人说归侨有政策可以留在北京。但是我至今对于去青海的选择一点也不后悔。青海那种艰苦的环境，是人一生中最难忘的阅历。艰苦奋斗在我身上刻上了深深的烙印。在艰苦条件下如何奋斗，都有好处，这是刻在身上的烙印。

我在青海工作生活了8年，我比当地人去的地方还多。记得当时我们学习内蒙古乌兰牧骑文艺小分队去深入基层，我们骑马进入到达各个州的首府，玉树、果洛，很难去的县，我都能去。我最近录像时遇到一个青年演员，他说他是杂多县人，他听说我到过那里就非常激动，搂着我，说一个资深演员去过他的家乡太高兴了。那个时代的西北经历给我未来的事业打下了基础，对一生都有好处。大西北促进了我的三观的形成，也磨炼了意志力，真是一生受益。

2

我不反对配乐，

但是所有的朗诵下来，

就像是一支交响乐。

人们往往忽略语言本身自有的音乐性，

这种本身的音乐性要体现出来。

生活周刊：是什么契机促使你开始从表演向朗诵转变的？我们知道表演和朗诵息息相关，但还是有诸多不同，你是怎么顺利地完成了这种转变，成为了一代朗诵大家？

瞿弦和：不能说从表演转变到朗诵，因为表演和朗诵不可分。我始终没有放弃过表演，舞台表演一直坚持，包括我在话剧《打春》中扮演李鸿章，在中国古典话剧《赵武灵王》演反一号，还有《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这样的作品。可以说，中外古今的话剧我都尝试过。当然表演的很多都是对于朗诵有很大的促进的作品。表演和朗诵是相辅相成的。

生活周刊：谈谈几次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朗诵创作吧。很多人对你朗诵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诗至今津津乐道。

瞿弦和：我首次朗诵的、搬到舞台上的作品很多，《秋歌》、《风流歌》、雷抒雁《小草在歌唱》。同时《黄河大合唱》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是我恢复的。这些诗歌，行业内是首诵。在朗诵《大堰河——我的保姆》时，我没有想当然地将“大堰河”想象成“河流”“乡愁”，而是登门拜访诗人艾青，从作者身世、创作缘起，到每一句诗歌的意蕴，一一求教。艾青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不知为什么，只要是瞿弦和朗诵这首诗歌，我听了就激动得想掉眼泪。”

文革结束后，我收到了朗诵郭小川诗作《团泊洼的秋天》的邀约。当时诗人郭小川已离世，我就专程拜访了他的战友，希望听取他们的意见。我给他们激情满怀地朗诵之后，竟是良久的沉默。战友们没有对朗诵予以评价，却缓缓说出郭小川在五七干校遭受的精神上的高压管制和身体上的重创。我这才彻悟，诗歌的前十二行“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并非自己理解的对大自然的赞颂，而是意在反衬诗人内心世界的不平静。在反复揣摩之后，1977年初，我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为观众献上了这首《团泊洼的秋天》。当最后一个字音落下时，全馆万名观众响起那如雷的掌声。

生活周刊：有人以为诗歌朗诵不外乎语言表达技巧的展示，所谓与生俱来的音色，所谓抑扬顿挫。但你却相信，语言表达艺术里一定充溢着更多东西，比如摄人心魄的情，玄妙精深的理，或伟大瑰丽或悲辛沉郁的历史尘埃。这些是朗诵家对作品的二度创作。在朗诵技巧之外，你是怎么融入这些情和理？

瞿弦和：我和爱人张筠英在最新出版的文集《朗诵实践谈》中谈过朗诵的问题，里面谈到我朗诵过的100篇作品怎么念的，为什么这么念。我提出朗诵的三性，行动性、形象性、音乐性。行动性就是行动和任务，你想通过朗诵告诉观众什么；形象性就是指通过语言的描述让观众想象出来的东西；音乐性指的是朗诵语言本身具备的音乐的色彩。我不反对配乐，但是所有的朗诵下来，就像是一支交响乐。人们往往忽略语言本身自有的音乐性，这种本身的音乐性要体现出来。

生活周刊：你多次提到太太张筠英老师。张老师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也是你朗诵事业上的伙伴，你们一起朗诵的一些作品已经成为经典。谈谈张老师吧，她对你的事业意味着什么？

瞿弦和：1953年时我爱人张筠英还是北京培元小学五年级学生，因为品学兼优、胆子又大，被选中代表全国少年儿童到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花。1955年7月1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我也被选中给毛主席献了花。也就在这一年，我们两位“花童”相识。北京市少年宫成立艺术团招收第—批成员，我们双双入选了。

后来我们又同时被中央戏剧学院提前录取，成了同班同学。大家一起练功，一起温课，一起演戏，又一起毕业。后来我自愿去了青海，爱人则留校任教。她1987年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列为十大演播家之一，1991年再获“优秀演播艺术家”称号。在事业上，爱人从来都是我的挚友。事业上相互扶持，我参加演出和社会活动，爱人有时共同担纲。我演完回家，爱人就会挑刺，我却每每入耳入心———老伴当然最了解我的艺术风格。

生活周刊：你在1982年被选为煤炭文工团团长，在你的带领下，中国的朗诵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你怎么判断中国朗诵事业的现状？有什么进步，还有哪些问题？

瞿弦和：当时提出了四化干部，我们当时的煤炭文工团是通过民主评选，我的票数最高，煤炭工业部就很信任让我来担任团长。虽然我当时已经是党员了，但我总认为业务好的人就应该提拔为干部。因为那个时候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开业务会没有党员，开党员会没有业务人员。我们煤炭文工团就是主要为煤矿工人服务。我们通过一个又一个精彩诚心的节目走近了煤矿工人，同时也丰富着人民群众的精神和文化生活。我曾说，我们的根在煤矿，我们的主要演出阵地也在煤矿。离开矿工，文工团就没有存在的意义。矿工兄弟们都把煤炭文工团称为“不拿风镐的采煤队”。

1984年我任总团团长。当时我对语言艺术格外钟爱，在演出中朗诵占了很大比重。比如音乐舞蹈史诗《日出印象》《俄罗斯的伏特加》就是我在任期间创建的。我非常重视语言，创建了当时文艺界第一个给中央电台配音的历史。在歌舞报幕中，我也注意单个乐器和语言结合，古筝、琵琶、笛子等与报幕词结合。文艺界的名人经常会说，中国煤矿文工团的语言是独一家。著名导演王晓鹰说，朗诵是你们煤炭文工团的强项，这个是因为我非常注重语言和音乐的结合，有一定的特点，也是我个人喜好偏爱这一方面。

生活周刊：现在喜欢朗诵的青年人很多，他们的兴趣被调动起来了，但有的还是没有找到门道，对朗诵的理解存在误区，比如把朗诵做成了演诵。你怎么看这个现象？你对青年人有些什么建议吗？

瞿弦和：我对青年人的创意、思想前锋都是支持的，不管能否实现，有这个开创精神就是好的。说到演诵，要想创建演诵的体系，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表演的定义很清楚，上演剧本、演奏音乐、朗诵诗词，用声音、动作、表情再现作品，这就是表演。应该说表演的大概念中就包含了朗诵。中央戏剧学院培养学生的表演是个大类，朗诵是其中之一，不可分割。

现在年轻人对于朗诵的兴趣被调动起来了，这对朗诵是好事情。但现在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演员不理解作品就开始表现作品，有的演员为了给观众导演亮出声音，有的觉得朗诵还不够，还要额外加入一些表演，这其实是空虚的。这种现象是大有存在的。一个朗诵者首先进入作者的心灵，融入自己的心灵，再把作品送到观众的心灵。如果你没想明白要通过作品告诉观众什么，这是很不科学的，这是很危险的。搞清楚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这在朗诵中很重要。前面说了，我在话剧中演过叶挺，当时剧中有《囚歌》这首诗，是作为台词，有妻子、女儿、国民党反动派等作为场景，这时候他要拒绝敌人劝降的阴谋。在朗诵中就没有戏剧的环境，但这个环境在朗诵者心中依然是存在，他的行动性是非常清楚的，当然这个环境有时只是存在于朗诵者心中，未必真要通过表演呈现出来。

对于朗诵，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理解。有很多的朗诵爱好者对作品理解不深刻、不正确，这使得他们在朗诵的时候把握不准作品的基调。再一个方面就是表达，在对作品充分理解的基础上通过表达将作品传递给听众。朗诵的时候不要着急把语言说出来，要注意过程，感觉要走在语言的前面。有的朗诵爱好者一接过作品，就迫不及待地要去背诵，这又是一个错误的方法。应该反复地看，要进入到作者的心灵，了解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而写，了解究竟要表达什么样的思想。如此反复理解，这样才能将作品更深层次的内涵传递给听众。

3

我们想用自己的能力为祖国的

诗歌朗诵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朗诵作品。

生活周刊：几个月前在上海图书馆我聆听过你的朗诵，很是激动。今年是建党百年，你朗诵了一大批红色题材作品。在红色作品的把握上和其他作品有什么不同？你如何在作品中体现你对历史、对时代的理解？

瞿弦和：建党百年，我们录制了很多红色题材作品。诗作《红船的方向》《从石库门到天安门》《红色的梦》都是双人朗诵，其中《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在上海图书馆演出的反响很好。我们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节目的讲述人，我讲述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重访嘉兴南湖时亲笔所题的一首七绝诗。在这个过程中，我除了一般对朗诵的体验之外，还多了一种崇敬感。红船、红楼，这些史迹我都去过，循着伟人的足迹，我感慨良多。所以在朗诵红色题材作品时，是真心实意对党的战斗历程有了崇敬感，多了一份浓厚的情感色彩。这就是党的初心，当你有了真实体验，有了崇敬感就会不一样。

生活周刊：你怎么定位朗诵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的作用？

瞿弦和：文化，承载着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文化“走出去”，是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内容。近些年，国家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取得了很大成绩。文化走出去本身也是文化自信的一个体现。我本人走了将近50个国家，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整个世界对中国了解还非常少，很多人不了解中国，更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为搭建传播中国文化的桥梁，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同时，我们要考虑传播内容的丰富多彩、形式上的多种多样，作品要反映国家的正能量，用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

生活周刊：观众经常评价你的朗诵，说听了你的朗诵就会心生一种豪迈，对中华悠悠五千年文化也有了新的看法。你怎么看朗诵对提升文化自信的意义？

瞿弦和：坚定文化自信我有深刻体会，我曾带领不同的文艺团体或者随团到世界各地区访问演出，我计算了一下，可能去过将近5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带去的节目有民族歌曲、话剧、声乐、器乐，还有杂技等等。我们常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去国外访问演出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意义特别大。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次表演《黄河大合唱》，演出结束后一位海外华人非常激动地说：“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我非常非常感动，因为海外的华人，我们不管在哪里，我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黄河水，所以听到《黄河大合唱》我们特别激动。”这就是我们的文艺作品，在国外，不管在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非洲，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坚守艺术理想，我感触特别深的是，我们退休以后还在发挥余热，进行重温经典的巡演。我们想用自己的能力为祖国的诗歌朗诵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朗诵作品。我们还在不断地创新创造，这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爱人张筠英就说我是一陀螺，小鞭儿就在我手里，天天抽得自己团团转。虽然已经退休，但我依然奉行的是“宁可累死不能闲死”“小车不倒只管推”的原则。我希望祖国更加强大，民族更加自豪，希望人民更加幸福，希望我们老年人更加长寿。

原标题：《上海访谈 | 瞿弦和：艺术家不爱国不爱党没有前途；走不进观众心灵的作品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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