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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杨贵妃的红妆时代

李芽陈诗宇

2021-08-31 16:30

【编者按】

《中国妆容之美》一书以古画、雕塑、壁画为入口，以诗文典籍为辅助，展示了中国古代妆容细节，探讨历代女性地位与东方审美，同时以29组真实妆容复原图，再现中国历代女性妆容之美。本文摘编自该书，由澎湃新闻经浦睿文化授权发布。

如果要选一位中国古代的美人代表，杨贵妃可能是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之一。作为四大美人之一，她与玄宗的浪漫传奇被反复传唱，贵妃轶事以及对其样貌的文字记载以及相关的绘画作品、戏曲、戏剧舞台表现屡见不鲜。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和百姓无不好奇贵妃的美貌和妆容，不少笔记小说也将一些妆发名目归于其名下。

贵妃时代真实的妆饰风尚如何？如果只从后世文本描述推测，可能无法得到真实结果。审美一直在变化，判断基准也在变化。也许当时人认为适中的“纤秾有度”和美艳的“美人红妆”，在后世看来却是程度过于夸张。当然，我们现在无法看到杨贵妃的“真实照片”，具体的面貌难以还原，不过半个多世纪以来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尤其是数以百计的玄宗时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写实陶俑、壁画、绢画，已经让我们可以很科学地归纳出开元、天宝这几十年间，从长安京畿到西域、东北广大区域贵妇人的身材、妆发审美倾向和变化。其中不乏杨贵妃在宫中期间的宫廷绘画作品，大体可供参照与想象。

盛唐妆容复原：花钿、面靥、桃花妆、涵烟眉

开元、天宝几乎是唐代流行变迁最快速的阶段，甚至密集到了三五年便有一变的程度。就让我们借杨玉环来看看盛唐开元、天宝时代贵妇们从淡雅素净到红妆浓烈的妆饰变迁。

开元初：新君即位后的简朴收敛

神龙革命，武则天退位，但“武周风格”延续了十几年，直到玄宗即位后的开元初期才变为朴素收敛的风格。这与登基之初励精图治、躬行节俭的玄宗有很大关系。

刚当上皇帝的唐玄宗希望一改朝野追求奢靡华丽之旧弊，即位以后连下了几道诏敕，严厉禁断对奢靡的珠玉锦绣的追逐，亲自带头将皇家所藏金银熔铸为铤，将珠玉锦绣焚毁于殿前，令“宫掖之内后妃以下，皆服汗濯之衣，永除珠翠之饰”（《全唐文》），甚至下令妇女们要把之前的锦绣衣物染黑，不准织造华丽面料，各地官营织锦坊也停废。

在这种大风气的引导下，妇女妆饰也一改武周末期的华丽倾向，复杂的额黄花钿、斜红、假靥组合以及发髻上插戴的步摇簪钗、花钿至少在京城中被禁绝。杨玉环生于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幼年在蜀地度过，少女时的杨玉环所见女性妆饰，可能大体上还是简洁利落的模样。

从当时的墓葬壁画、线刻、陶俑来看，开元初期女性的衣饰、头饰较朴素简单，没有浓烈复杂的妆面，风格相对清新淡雅，不尚红妆花饰，眉形纤细修长；鬓发相对服帖，偶见高髻，更多则是拢聚于头顶的一小髻。比如陕西西安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杨执一夫人独孤氏墓门刻画的仕女，头顶挽一前探小髻，鬓发后拢，无一珠翠簪钗首饰，面无花钿、眉形细长。又如陕西礼泉昭陵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契苾夫人墓壁画的仕女，同样是简单无饰的发型，妆面仅仅略施浅朱，眉形也相对细长柔美，不再是武周时代英武的粗阔眉。不过也有个别例外，比如山西万荣同样是开元九年的薛儆墓石椁线刻，就描绘了若干额绘花钿、髻贴花饰的贵妇。或许是京畿之外部分地区禁令松弛的关系。在玄宗以及一批良臣的治理下，大唐步入辉煌的开元盛世。当然，“永除珠翠之饰”是不可能的，很快，妆饰之风就在宫中卷土重来了。

初入两京：精致“开元样”形成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十岁的杨玉环因父亲去世来到洛阳，寄住在三叔杨玄珪家。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七月，咸宜公主在洛阳举行婚礼，杨玉环也应邀参加。公主胞弟寿王李瑁对杨玉环一见钟情，在李瑁生母武惠妃的请求下，唐玄宗当年就下诏册立杨玉环为寿王妃。此时尚处于李隆基治下的第二个十年，长安、洛阳的流行风尚与妆饰，已经完全脱离了武周遗风和开元初年提倡的简朴感，形成了新的“开元模式”，往夸张和精致化发展。

首先是发型，当时最具符号性的改变，就是隆起的半圈鬓发越发蓬松，头顶小髻前移低垂，成为最流行的发型传遍全国，同款垂髻甚至在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那的出土文物上都可见到，有时也裹以巾布。若对比同一个年份的各地出土资料，明显能发现，在长安一带的贵族中率先发生了这些改变。比如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的惠庄太子墓、金乡县主墓、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的虢王李邕墓，均已呈现典型的开元样式。

唐三彩陶仕女俑，人物为开元装束。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妆面色调大体维持淡雅的风格，以白妆和浅淡的薄红胭脂为主。白妆即面施白粉，是素雅的淡妆，《中华古今注》说梁武帝时宫人“作白妆青黛眉”，又说杨贵妃曾作“白妆黑眉”。虽然后人附会不一定精准，但从开元中期的壁画来看，确实可以看到面无朱色、描绘黛眉的贵妇形象。同时也有在脸颊施涂浅淡红晕的例子，这种浅淡红晕可能即“桃花妆”“飞霞妆”。唐宇文氏的《妆台记》中说：“美人妆面，既傅粉，复以胭脂调匀掌中，施之两颊，浓者为酒晕妆，浅者为桃花妆。薄薄施朱，以粉罩之，为飞霞妆。”先在脸庞上匀敷一层白粉，再在手心匀开红色的胭脂水，涂抹在两颊上。程度最浓的被称为“酒晕妆”，就如喝醉酒泛起的满面红晕一般；浅淡若桃花的就叫“桃花妆”；如果在浅薄胭脂之上再罩一层白粉，白里隐隐透出朦胧的红影，就叫“飞霞妆”。与此同时，精致华丽的妆饰也逐渐再度流行，女性脸上的花饰增多，典型的斜红、额黄、假靥等全套妆面重现。新疆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一幅开元中期仕女屏风画是典型的例证，从画中可以识别出九位仕女，有着弯弯细眉，脸上均描绘了两道斜红，额上花饰则各不相同。腮红大多以眼周浅淡的粉色晕开，可能是“桃花妆”“飞霞妆”一类，少数为素净的白妆，可以视为开元样式的代表，精致柔美，既不似武周之艳丽，又未达天宝之浓烈。

出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的《树下美人图》，画中妆容为开元样式，点花钿、斜红，着飞霞妆。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藏。

身在洛阳的杨玉环所见的贵妇们大约如此：隆起的鬓发、低垂的小髻、精致柔美的妆容、缀有花饰的衣裙以及她们日渐丰满的身材。

入宫册妃：步入浓烈的红妆时代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杨玉环被册寿王妃。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宠妃武惠妃在兴庆宫去世，玄宗郁郁寡欢。有人进言杨玉环“姿质天挺，宜充掖廷”，于是玄宗将其召入后宫。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玄宗把韦昭训的女儿册立为寿王妃后，将本是儿媳的杨玉环册为贵妃。由于未立皇后，此时杨贵妃地位就相当于皇后。

盛唐开元末年天宝初年“酒晕妆、长眉”复原。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登基已经二三十年，承平日久，天下安定，玄宗觉得功成治定，也早忘了当初躬亲节俭的信誓旦旦。名相宋璟去世后，玄宗又将国事交予李林甫、杨国忠办理，逐渐奢侈无度，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与杨贵妃在宫中过着鲜花着锦的享乐生活。

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唐金乡县主墓的骑马女俑（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王自力，孙福喜.唐金乡县主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或是因为李隆基、武惠妃、杨贵妃等上层的个人喜好转变，或是因为太平盛世富足安逸的经济基础、强盛国力，当时的社会开始崇尚富丽奢靡，贵妇们的身材越发丰腴，审美越发浓烈夸张，逐步迈入“红妆时代”。此时宫廷贵妇的发髻更加宽松，脑后拖垂巨大的发包，收拢聚于顶束成前翘的小髻一二，形成了我们所说“天宝样”的标志性发型。贵妇们装饰花钿，衣着宽松，宽大的长裙束于胸上，下摆拖地，纹样花团锦簇。

出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阿斯塔那的天宝年间仕女图屏，仕女脸上画有大面积的酒晕妆，画拂云眉，额前贴花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妆饰上也有一些大胆的改变。最引人注目的是“红妆”，在脸颊大面积涂抹浓重的胭脂，范围甚至从眉下一直蔓延到耳窝、脸角，全脸只剩下额头、鼻梁和下巴露白，相当夸张。这一点，在武惠妃陵墓中的彩绘线刻和壁画、陶俑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壁画中的宫人，不少都在脸上施涂大面积胭脂。两京地区发现的大量宫廷、贵族墓葬，如陕西蒲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让皇帝惠陵李宪墓等，所出壁画、陶俑里的仕女，妆面基本都以红妆为主，额间描绘各种鹅黄花钿，配合丰满的脸形，很有视觉冲击力。不只关中京畿，此风还远远波及各地，比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安西都护府张氏墓所出屏风绢画，也和长安的流行风尚高度一致，不仅贵妇，连身旁的婢女也都尽数做此大红妆。李白诗中有一句“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赪玉盘”即赤红圆玉盘，用其形容当时贵妇们涂抹了赤红胭脂的圆润脸庞，可以说是相当形象了。

出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阿斯塔那一八七号墓的天宝年间《弈棋仕女图》，图中仕女脸上画有大面积的酒晕妆，画拂云眉，额前贴花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不独盛唐，在面颊施以红粉胭脂，自古以来都是重要的妆饰方法。古时曾用朱砂、茜草类染料制作妆粉，汉以后，来自红蓝花汁的鲜艳胭脂成为最主要的红色化妆品，涂抹时蘸少量清水即可敷面，也可制成红粉施涂。历代红妆浓淡深浅不同，盛唐时代的这种大面积红妆，可能是最浓烈的一种。

盛唐“酒晕妆、桂叶眉”妆容复原。

有关唐代妇女饰红妆的描绘有很多，比如李白《浣纱石上云》“玉面耶溪女，青蛾红粉妆”、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美人红妆色正鲜”。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称“贵妃每至夏月，常衣轻绡，使侍儿交扇鼓风，犹不解其热。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说杨贵妃因为涂抹了红粉，连汗水都染成了红色。王建《宫词》有一句“归到院中重洗面，金花盆里泼红泥”，宫女洗脸后盆中水如红泥一般，可能是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