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观〡央妈能够管理预期吗?

 2015年8月13日的央行吹风会，被认为是“8•11汇改”的转折点。此前，市场对汇改普遍持支持、赞许的态度，“8•13”之后则一片批评之声，甚至把后来的人民币贬值也罪到“8•13”头上。在刚刚结束的达沃斯论坛上，IMF总裁拉加德也公开炮轰人民银行，指其“不会与市场沟通”，“市场现在一头雾水”。 那么，“8•13”到底发生了什么，市场的观感为何急转直下？

“8•13”吹风会，主题是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主持人是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邵伏军，主讲人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张晓慧。吹风会10点半开始，首先由张晓慧发言。

张晓慧发言的要点有五个：（一）一段时间以来，人民币累积约3%的的贬值压力；（二）时间窗口上，7月份的信贷偏松，给人民币带来了贬值压力；（三）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测算，2014年以来人民币累积了10%左右的升值，有贬值的压力；（四）3%左右的贬值压力已经一次性释放；（五）从长期看，人民币还是强势货币，经济基本面良好，中央银行有能力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随后进入问答环节。易纲在回问时首先强调，这次改革后，“整个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一个市场化的机制更有利于长期的稳定”，“波动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经过一个短暂的磨合期，就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固定的汇率看上去很稳定，但是实际上它在积累问题、积累矛盾、积累一些不均衡，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也是不可持续的”。看起来，在易纲的理解中，“8•11汇改”就是一次汇率市场化改革，应准备好容忍波动。

在回答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的提问时，易纲明确了中间价形成机制：每天早晨开盘前，由报价商报价，报价时“主要参考前一天的收盘价，同时考虑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和这一夜欧美市场的变化”。然后，去掉报价中的最高价和最低价，其余报价的加权平均值就是公布的中间价。报价商是十多家银行，有中资银行，也有外资银行。

在回答有关外汇干预的提问时，易纲明确了“有管理的浮动”，就是当波动幅度超出特定区间的时候，进行管理，并明确每天的波动幅度是2%。需要注意的是，易纲并没有否认前一天央行进行了干预，但他同时声明，“央行已经退出了常态式的干预”。

在谈及贬值的预期值时，易纲表示，作为央行的官员，不能“对汇率的水平说三道四”，央行更加注重“汇率形成机制的建设”。易纲提醒说，从“国际收支”、“经济增长”、“一揽子汇率”等方面看，人民币汇率大体接近均衡。他反驳了“人民币要贬值10%，要刺激出口”的说法，称之为“无稽之谈”——2015年1-7月，经常项目顺差190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高达3000亿美元，中国并不需要货币贬值促进出口。

关于跨境资本流动，易纲强调了“弹性的汇率”是“资本流入流出的稳定器”。简单说，倘若资本要流出，人民币高估的时候更容易流出，因为这时候一个人民币可以换得更多的美元。比方说，贬值之前，一个美元值6.2个人民币，这时候人们要换一个美元，花6.2就够了。贬值后，一个美元值6.5个人民币，这时候人们换一个美元需要6.5个人民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此时资本流出的成本更高，积极性应该下降，这就是易纲讲的“稳定器”。

关于截至当时的资本流动，易纲认为“是平衡的”。从2014年7月到2015年7月，外汇储备从3.99万亿美元的高位降到了3.65万亿美元，下降了3400亿美元。易纲分析道，少掉的这3400亿美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变成了境内居民和企业的境内美元存款，也就是钱从外管局的账户跑到了企业和居民的账户；二是国内企业对外投资，一带一路建设等，也用了一些美元；三是外汇储备中欧元、日元贬值造成的汇兑损失。

在被问及中国资本项目开放问题时，易纲强调“逐步实现、有序实现”是中国的既定方针，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而且，在过去五、六年间，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已经大大提高。其实，倘若不是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大幅提高，现在的人们也不用如此担心资本外逃的问题。

吹风会10点半开始，12点10分结束，持续100分钟，新华网的通稿共9641字。通篇读下来，感觉两位官员中规中矩，精通业务，甚至有学者之风。倘若非要“找茬”，可以商榷的地方大概有两点：

其一，说贬值空间只有3%，有待商榷。我相信张晓慧一定做了认真的计算，央行掌握的数据或者也比公布的数据多。但是即便央行的计算结果是3%，也不一定要这么说。一来，不管什么模型的结果，都只有参考的意义，而且误差总是难免——算出来3%，实际上是4%－5%，甚至更高，是完全可能的。按照我自己粗略的计算，贬值的空间大约在6%左右。二来，即便对3%深信不疑，也可以不说，或者说个大致的范围就好，以便给政策留下更大的空间。三来，从策略的角度考虑，不妨说一个大一点的数字。比方说，说个6％，甚至8%，这样在3%的地方不用干预，到了6%以后再干预，干预的成本要低很多。

反观易纲的发言，则一直强调市场决定，不能“对汇率的水平说三道四”，央行更加注重“汇率形成机制的建设”。这样说话，似乎好一点。然而，这就引出了要商榷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何两位官员的表达口径不一致？这样将传达什么样的信号？

易纲似乎有意支持张晓慧，再回答问题时提到“晓慧刚才也讲了，今年以来，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3%左右”。可是，这和张晓慧的表达还是不一致的，张强调“3%左右的累积贬值压力得到一次性释放，此前的偏差校正应该说已经基本完成”。央行如此重要的部门，吹风会字字珠玑，如此重大的差异，市场不会不注意。看起来，拉加德说吐槽“市场一头雾水”，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

此外，易纲强调“要相信市场，要尊重市场，甚至要敬畏市场，要顺应市场”。我相信，易纲是真的这么想的。可是在一个相关的问题上，市场不太相信易纲说的话，这就是汇率干预问题。既然相信市场，为何着急干预？放手让市场寻找均衡，这才是真的相信市场。

在现场，当记者问到央行干预的问题时，易纲并没有否认，给市场留下了默认的印象。倘若没有干预，不妨明确否认。倘若波动加大，再果断出手干预，也属正常。而且，到时出手的点位低，成本要低得多。至于再高位卖出人民币的人，只好自认损失。笔者善意的猜测，央行的两位官员，还是怕老百姓犯错误，把手中的人民币低价抛出，吃了亏。这种“父爱主义”的倾向，一些好心的官员们经常有。本意是好的，效果则未必。

话说了这么多，还是觉得两位官员专业、诚实，不应苛责。至于后来市场的继续大幅贬值，可能是因为均衡尚未达到，也可能是因为预期太悲观。

说到“预期管理”，其实人们的预期，由各种因素决定，波动也很大，不是央行这样一个部门能够“管理”的。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在复杂变化的环境里，预期管理或许根本就是个伪命题。诚实，或许才是最好的策略。既然央行已经做到诚实，我们也就不用苛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