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治理奢华随礼

干部职工每年用于宴请活动的开支平均为4000～10000元，有的家庭年均随礼金额高达2万～3万元，少数甚至高达5万～6万元；乡村群众开支为2000～5000元……有一户村民办丧事，准备宰杀120头牛。

四川金阳县的上述人情开支水准，并不说明当地民众生活水平不错，真实情况是，该县位列“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支撑不了这样的人情开支。民众为此不堪重负，苦不堪言。

人情社会的交往规则具有更大的裹挟效应，只要在当地生活工作，尽管有一万个不愿意，也不得不参与这种习俗，否则将被逐出人际交往圈，寸步难行。

而通常随礼者也有盘算：婚丧嫁娶家家都会遇到，每一次出血，最终会有“回本”的一天，从长远来看，谁也不吃亏。基于这种考虑，这种习俗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不过，婚丧嫁娶的一整套仪式，在今天很容易成为家庭与家庭之间相互攀比的极少数难得机会，于是在很多地方，婚丧嫁娶的开支赶着浪头往前冲。习俗因此成为陋习。

怎么“端风俗”“正人心”？金阳县的办法是由政府制定文件，以10条刚性规定，遏制婚丧高额礼金和铺张浪费之风，比如：婚嫁礼金总额不超过6万元；婚嫁中送亲接亲车辆不得超过6辆；丧葬活动中亲属一方奔丧车辆不得超过5辆……包括普通群众都得遵照执行。

新闻报道说“一些婚丧嫁娶中大操大办等行为得到有效制止”，那位准备杀120头牛办丧事的，也按规定改为只杀6头牛了。

政府对攀比性的“随礼”采用强制措施，有其必要性，也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治理效果。但问题在于，如上所述，“随礼”本质上还是一种物质利益的交换，明面上可以遵守政府规定，照章“随礼”，但私下里却可以不上账面为事主弥补损失，以维持“礼尚往来”的默契。履行监督职责的机构如何能断定那么多普通公众的账目不是“两本账”？真要严格“执法”，得派出多少财会人员和“卧底”才行？而为此需要付出的行政执法成本大到什么程度，则无法测算。

问题还在于，随着时间推移，硬性规定如果仍未起到扭转陋习的作用，那么一旦出现执法“疲软”，则硬性规定最终形同虚设。

突破“陋习人人厌弃，但人人束手无策”的怪圈，借助政府推手革除陋习固然重要，但政府为此要付出巨大的执法成本，最终它会以税收等形式，转移到公众身上，而且这一过程中，效用递减是明显的。因此，政府推手只是一个重要的开头，后续的移风易俗，实有赖于社会自治。而社会自治不发达，则所有大小责任都由政府承担，只能使政府负担沉重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