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一个好人”：德国热词背后的右翼暗涌

1月12日德国一个独立的“语言批评行动组织”（Sprachkritischen Aktion Unwort des Jahres）盘点了2015年度公共讨论中的恶词（Unwort），“好人”（Gutmensch）从669个备选词汇中“脱颖而出”，当选2015年德国最恶毒的词汇。至于上榜理由，评委会发言人、达姆科技大学语言教授雅尼赫（Nina Janich）解释称，“好人”本就讽刺那种宽容与助人为乐的行动，笼统地把这些都称之为幼稚、愚蠢、与世隔绝。而在2015年，显然是欧洲的难民潮，使这个“政治不正确”的词再度走红：主要由右翼民粹主义用作论战口号，和一些媒体使用，来诋毁那些欢迎难民、志愿去火车站迎接难民并送上水和食物、义务给难民提供语言帮助或挺身而出抵制攻击难民营的人们。它让人联想起泛滥于中国网络的、对难民欢迎文化嘲讽时所使用的“圣母”这一标签。

在本年度的评选中，同样上榜的还有“家庭作业”（Hausaufgaben）和“同性恋化”（Verschwulung）。在希腊债务危机和德国向希腊提供贷款的语境下，用“家庭作业”来形容雅典政府的改革承诺，使其处于一种教学关系中被教导的地位。“同性恋化”这个歧视性词语，被右翼民粹主义作者皮林奇吉（Akif Pirinçci）用在了他一本书的书名中，指德国男性越来越缺乏所谓的传统男性特质。

这个由4名语言学家和1名记者自发组成的评委会，从1991年开始就评选“年度恶词”了，从他们选择的词条中可以看出，被称为“恶词”的清一色是右翼组织用来批评对手的口号性词汇，这么做是为了提醒民众这些看似中立的词汇背后的“政治不正确性”，促使人们注意在公众场合的讨论的表述，及时阻止这类词进入更广泛的公共话语中，提高民众对语言的意识和敏感性。

而在之后针对评选结果的街头调查显示，大部分人听过但不会主动使用，也就是说，“好人”这样的恶词，并不是被德国大众广泛使用的年度热词，可以说德国人在公共表达时，一直对观点和用词的“政治正确性”（politisch korrekt）保持高度敏感。即使在2015年德国收到44万难民申请的情况下，舆论场上仍然以欢迎文化为主，甚至在2016新年发生的科隆大规模性骚扰事件之后，德国舆论仍然避免将难民与性骚扰事件画等号。这样过分注重“政治正确”，德国真的这么“好人”/“圣母癌”吗？这会使德国丧失现实地解决难民危机的立场吗？

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首先区分两种批评，第一种是我们在国内网络上经常听见的对接纳难民、反对歧视的批评声音，这里普遍用到的是“圣母”、“白左”；和来自德国本土的、以“好人”和“说谎的媒体”攻击接纳难民的德国市民，指责媒体错误导向。这两种批评从发生谱系到目的是不该混淆的。

德国对难民的欢迎态度在国内网络上几乎一边倒地被认为是“圣母”（博爱、过度怜悯、崇尚love&peace的小清新）和“白左”（中国语境下笼统地指西方倡导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开放移民、动物福利等议题的人群），甚至不乏看热闹、幸灾乐祸的言论（对欧洲毁灭的预言，并将此归结为高社会福利、懒人国家、“白左”的移民开放政策等），这样的批评与难民问题本身包含的人道主义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现实矛盾无关，更多的是一种对“不公平”的抵触情绪的宣泄：难民们无需任何努力就可以获得在德国的暂住权、食宿、语言辅导等福利，这种“不劳而获”与中国人传统的和社会主义的“我劳动、我光荣”观念以及城市中奋斗的亲身体验相对抗；让努力准备或已经留学德国的学生心理不平衡——毕竟一边是苦逼地学德语、交给中介好几万、担心审核签证；另一边难民们无需任何资格认证，就有语言辅导，还有德国人帮助融入当地文化，德语还往往比你说得好。这背后当然还有出于歧视链上中部位置、对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等族群的优越感，对社会治安、欧洲文化消逝的担忧，好不容易来到这儿留学，你就给我看这个？！还我浪漫的欧洲。所以很多中国留学生到了德国会自动变成捍卫人种纯粹和本土文化的思想上的类“极右”，在法国就是“勒庞”。

而由德国本土批评者所使用的批评用词并不止于国内网民的情绪宣泄，“好人”，甚至“难民”（Asylbewerbe）和“政治正确”的概念本身，可以说，都是精心选用的政治修辞和论战策略。这就要从“政治正确”这个词本身的谱系说起。

“政治正确”早在1990年代就是美国保守派拿来攻击政治对手的一种修辞，通过使用这种看似十分中性甚至正面的标签来形容左翼政治对手时，希望的正是在树立自己优雅形象之余，揭示对方不纯粹地维护一种价值秩序的伪善，从而赢得中间舆论的支持。后来，“政治正确”作为一种话语原则被双方所承认，即，公共表达不得使用歧视性、有伤害性的语词，尤其在种族、性别等话题上。

最终，这一意义下的“政治正确”进入了德国语境，成为规范话语的原则被广泛接受，确实规定了一些对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歧视性语词的禁令（Tabu），比如对德国的50、60后来说，指称黑人都会用Neger这个今天被视为绝对“政治不正确”的名词，另外使用Krüppel（残疾人，尤其指二战中伤残的人）、Asyl(难民)、Türke(土耳其人)都是比较敏感的。

同时，面对这些禁令，持异见的记者在《明镜》、《南德意志报》等媒体上开始反思，主要目的还在于批评68那一带的左翼运动代表，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新纳粹”、Pegida等，这种对“政治正确”的批评都是一种流行论调，一本正经地把“政治正确”当做一种固定化的语言审查机制（Zensur）来批评, 因为它规定了哪些话题以哪种方式被讨论，哪些词语被禁止使用等等，而自己则因为无所禁忌是真正“民主”的代表，以一种试图亲民的姿态秀出了感人的智商，并衍生出“说谎的媒体”（Lügenpresse）、“好人”等这些替代词。

被评为2014年德国“年度恶词”的“说谎的媒体”，是那些在德国长期没有存在感的、对媒体“政治正确”持异见的人，借着右翼民粹反欧洲穆斯林化的Pegida游行，表达自己对媒体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掩盖事实真相的不满，而“说谎的媒体”这个词原本是纳粹时期就用来诋毁独立媒体的。

也是在这个上下文里，德国右翼舍弃了“好人”的一般写法guter Mensch,创造了一个新词Gutmensch，它实际上充当了“政治正确”的政治修辞功能，即，用一个中性的词表述嘲讽的意味，同时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符号，让这种公共表达内部的参与者，看见这个标签就可以迅速互相理解，以便站队，无需详细说明意思，这既节省了交流成本，又给政治论战对手设了一个圈套：如果你用对方攻击你的词来为自己辩解或者希望把这个词中性化，一开始就已经输了。

对于运用“政治正确”，在用词上打擦边球，以取得实际的效果，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对于难民称谓的改变，官方表述在曾经1992年德国200万的最大的难民潮时，用Asylbewerbe(难民申请者)替代了之前常用的Asylant(难民)，这一变化一方面响应了中间舆论日益高涨的“政治正确”要求，另一方面又把一种天然的避难权利降级成了有待审核的身份筛选，起到变相限制的效果。这里并不是在贬低德国政府的伪善，而是想要指出，德国表面上看僵硬地囿于“政治正确”的框框，并不一定就真的是“圣母”，它同时也可以是有效的政治策略，而这往往靠的就是细微的语词变化。

所以从这点看来，我们也许可以相信，德国仍然可以有现实地解决问题的出发点。除了下令彻查科隆事件之外，默克尔已经正式提议，修改移民和难民法规，简化遣返犯罪难民申请手续。一旦法规通过，德国就将对触犯法律的难民驱逐。

而此前杜塞尔多夫市市长托马斯·盖泽也在2015年9月美国波士顿大学的题为《左翼领导城市》（Leading Cities from the Left）的演讲中，明确表态， 面对德国社会和穆斯林难民之间可能存在的文化和价值冲突，采取强制融合、同化的原则，决不允许在德国建立与外部隔绝的穆斯林自治社区。这其实也是德国至今为止对待难民、移民的一贯策略，这也是为什么在德国几乎见不到唐人街或者“小土耳其”这样的特定族群聚居区。作为数量最多的外来族群，德国西部的土耳其人和东部的越南人并没有形成固定的社区，当然受收入水平的影响，他们往往会自发地搬进某些租金低廉的街道，形成一些聚居点，这更多是出于经济而非文化原因。

作为德国接受难民数量最多的北威州的州府市长，这位来自社会民主党（SPD）的市长肯定算作国内网民所说的“白左”，比起基民盟（CDU）的默克尔，原则上更欢迎难民，更支持所谓多元文化国家，更“圣母”，但这不表示会囿于“政治正确”的框框，这其实才代表了德国中间左派的真实面貌。

有了这些理性的政客和市民，从长远来讲，难民融合也许不是不可想象的。但科隆事件之后，无论是对警察无能的猜忌，还是对媒体拖延报道的不满，各种阴谋论的背后，反映的都是当下德国的公共信任危机，所以，现在面临的困境可能不是难民融合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德国内部的公共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