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有多繁华，就有多畸形

繁华之外，才是长安的本来面目。

✎作者 | 谌旭彬

里坊制度

自秦汉而下，中国古代的大城市有两个基本特点：

1. 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由政治权力推动建筑，在布局与管理上完全遵从权力的意志。

2.城中不存在独立的市民群体，也没有独立的经济结构。城中的农业、手工业、服务业、商业全部依赖城中贵族的消费而存在，是政治权力的附属品，从业者与行业俱受到政治权力的严格管控。

号称最能体现盛唐气象的长安城也不例外。长安共计108坊（唐高宗龙朔至唐玄宗开元间为110坊，唐玄宗开元之后为109坊）。其中西54坊由长安县管辖，东54坊由万年县管辖，两县统属京兆府。全城呈规整的棋盘式布局。

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化的布局，其设计思路的出发点是为权力服务，而非便利城内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日本学者妹尾达彦的话说就是：“长安城的建筑原本就不是以居民生活为出发点的，而是根据6世纪末到7世纪初王都的理念，设计建成的一座宏伟的理想都市。”

“宏伟的理想都市”追求的是凸显皇权的神圣性与保障皇室的安全。这种追求对普通市民而言往往意味着束缚、禁锢与不宜居。布局上，街道纵横笔直，坊区四四方方，全方位的整齐划一追求的是神圣性。管理上，实施里坊制度与夜禁制度，严格控制城内居民的人身自由，追求的是安全。

唐长安城布局示意图。/《增订唐两京城坊考》

里坊制度源于秦汉时代的闾里制。所谓闾里制，简单说来，就是在城内用围墙圈出许多方块状的“闾”或“坊”。居民住在墙内的房子里，不许临街开门，不许临街起楼，只能从官府设置的坊门出入。坊门设置有“弹室”之类的机构，配备了“坊正”“里正”之类的管理人员，用来监控居民的进出。

北宋定都开封后，里坊制才被抛弃——并不是赵宋王朝不喜欢里坊制，而是开封的自然环境不允许，取而代之的是《清明上河图》中那种较为开放的“街坊制”，城市居民不再被官府用高墙禁锢。及至清代，爱新觉罗氏入关后欠缺自信，用栅栏将北京城的居民住宅再次分割、封闭。据《大清会典》记载，清初，北京内城有大小栅栏1100余道，外城有大小栅栏440余道，栅栏门晨启昏闭。直到清代中叶栅栏才渐渐消失，“大栅栏”的地名则流传至今。

夜禁制度

再说夜禁制度，简单说来就是，长安城的外郭城门、宫城城门、皇城城门与坊市之门会在入夜前定时关闭，形成三层封闭结构（长安城—宫/ 皇城—坊），以控制城内人员入夜后的活动半径（坊内之人只能在本坊内部活动）。

为将夜禁制度落到实处，唐朝皇帝想了很多办法。具体包括：

1. 若有人不守夜禁出坊，严厉追责坊正。

2. 设左、右街使（由左、右金吾卫中郎将担任），左、右巡使（由殿中侍御史担任）。

3. 左、右金吾卫上街夜巡，遇到犯夜禁之人可以毒打、砍杀、杖毙。

4. 于城门坊角设“武侯铺”，由武装兵士值班，巡查周边区域，兵士少则五人，多则百人。

5. 京兆府、长安县、万年县须参与夜禁的落实。如此层层落实、级级追责，目的当然只有一个：调动尽可能多的资源来防范城中居民夜间行动，以满足皇权对安全的追求。

这种防范既针对底层百姓（使其散沙化，无力酿成群体性事件），也针对城内显贵。比如，唐肃宗时设有特务机构“察事厅子”，由宦官李辅国掌控，用以监督城中官僚、贵族，“官吏有小过，无不伺知”。武则天时代，为了控制李唐皇室，又将包括李隆基在内的诸多李唐皇室成员控制在兴庆坊内集中居住。晚唐皇权落入宦官之手，宦官又将这种做法继承了下来。有唐一代，长安城内先后出现过五王同坊、十王同坊、十六王同坊乃至“百孙院”。

里坊制度与夜禁制度为上述监控与监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但监控与监管也并非一成不变，其强度的大小取决于皇权的兴衰。皇权兴，打压显贵游刃有余，监控的力度就强；皇权衰，不得不笼络权贵以维系统治，监控的力度就弱，对突破坊墙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出台过政策，允许皇室及三品以上官员临街开门。比如，安史之乱后，长安城的里坊就出现了许多穿墙破洞的现象——显贵们不愿绕道走官府铸造的坊门，更喜欢在自家临街的墙上破洞开门。唐代宗下诏命京兆尹李勉严查“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的现象，要求一律拆毁私开的门，并予以重罚，但并无太大成效。

大唐长安城。/纪录片《大明宫》截图

后来，皇权落入宦官之手，长安城向街开门的现象更普遍了。唐文宗（计划诛杀宦官，却反遭宦官软禁的那位）时期，负责落实夜禁政策的左右巡使曾在报告中哀叹说，向街开门的太多，有皇帝特批可以开的，有未得特批自己就开了的，总之无法遏制，那些住户常常不等晨钟响就开门，暮鼓怎么敲也不关门，使得长安城的夜禁制度形同虚设。

城市监控力度的衰弱确实增加了安全隐患。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三日，晨钟敲过，天色未明，为了赶上早朝，家住靖安坊的宰相武元衡骑马走出了家门。他穿过靖安坊东门，进入大街时，突遭埋伏在侧的刺客围杀，被割去了头颅。同日，家住永乐坊的另一位高官裴度也遭遇了刺客袭击，他滚落到街旁水沟之中，头颈负伤，因毡帽厚实而侥幸捡回一条性命。事后查明，刺客来自地方藩镇（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因武元衡与裴度正协助皇帝加强中央集权，试图对藩镇用兵，故遭遇此劫。

皇权衰微之下的商业

但另一方面，监控力度的衰弱也让城市有了更多的活力，城市的灵魂——商业有了很大发展。

唐长安城虽设有东、西二市，但因位置固定（所有交易只能在东、西二市进行），且营业时间短（中午开市，日落闭市），服务对象始终非常有限。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到东、西二市带来的生活便利——市中不但可以买到各种商品，包括米、麦、肉类、酒类、蔬菜水果、衣物、纺织品、金银、宝石、药品、马匹、车辆等，还有酒宴、戏曲等娱乐项目，唐长安城的官僚、贵族在置办住宅时，首先考虑的是靠近位于城市东北部的大明宫和兴庆宫（那里是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其次就是靠近东市和西市——二市营业时间短，长安城又实行里坊制度和夜禁制度，住得离二市远了，既没有办法痛快地购物，也有可能因为购物耽搁时间太久而赶不及回坊，被巡夜的金吾卫抓住打个半死。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的东市。

为皇室的安全而施加的限制直接导致东市周边地区（该区域靠近大明宫和兴庆宫）成了长安城官僚、贵族府邸最为集中之处，也是唐长安城住宅价格最昂贵的地区。事实上，不止官僚、贵族的府邸，整个长安城的住宅分布也基本处于“东贵西贱”“南虚北实”的状态。具体来说就是：以纵贯全城的朱雀大街为界，“公卿以下民（居）止多在朱雀街东”，街西则“浮寓流寄不可胜计”——官僚、贵族和有钱人集中住在街东，平民百姓和外来人口集中住在街西。而“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从皇城向南数，第六条横街以南的地方大多无人居住。“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最南边的四排坊，从东城墙到西城墙只偶尔有人居住，已被开垦为“阡陌相连”的农田。

长安城示意图。/纪录片《大明宫》截图

当皇权衰微，对城市的监控力度减弱时，长安城才渐渐有了烟火气，出现了宜居的一面。宜居的变化如下：

第一个变化是穿墙破洞与临街开门现象增多，前文已有叙述。

第二个变化是商业活动突破东、西二市的范围，扩展到了其他坊。崇仁坊里出现了造乐器的工匠作坊，平康坊里有人卖姜果，宣阳坊里开设了彩缬铺，长兴坊里有毕罗店，宣平坊里可以买到油，升平坊里可以买到胡饼，延寿坊里出售各种金银珠宝……诸多的酒肆与旅店也出现在了东、西二市周边，“昼夜喧呼、灯火不绝”的夜市随之兴起。唐德宗时期，旅人可以在酒肆里喝到酩酊大醉，不必担心天黑后回不了旅店；韦庄也在诗里说“朝闻奏对入朝堂，暮见喧呼来酒市”，早上去朝廷上班，晚上去酒楼买醉。这都是只有在皇权衰微、城市控制放松的中晚唐才有的快活。

权力之城

遗憾的是，这些快活与长安城内的普通百姓关系不大。

无论皇权如何衰微，唐代的长安终究是一座权力之城。金吾卫奈何不了达官显贵，对付底层百姓却绰绰有余。所以，草民照样不敢临街开门，照样暮鼓一响就得撒丫子往坊内跑，照样与城市的喧闹繁华无关。

与底层百姓有关的只有掠夺与汲取。

唐人诗词中常有“长安城中百万家”一类的句子，这当然是夸张之辞。开元、天宝年间的长安城，总人口约为70万，除去军队（约10万左右），簿籍所载宗室、宫人、宦官、外国人等（共计5万余人）、僧人和道士（约2万—3万人）以及脱漏人口（约10万人），长安城内由长安县与万年县管辖的普通百姓约有三四十万人。这三四十万普通百姓在这座“无与伦比的国际化大都市”中并没有过上舒适的生活。除了负担所有唐帝国百姓都必须负担的常规的赋役、徭役外，他们还得不断承受来自皇权的“随兴掠夺”。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截图。

比如“金融榨取”，自唐帝国铸造“开元通宝”之后即已开始。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财政开支，朝廷率先铸造减重的铜钱敛财，民间随之跟风盗铸。唐高宗时期，“恶钱”（含铜量不足之钱）即已充斥长安城。恶钱是一种官方称呼，它流行的根源其实是唐帝国官方不愿为市场提供足量的合格铜钱——铸造合格的铜钱成本很高（主要是缺铜），没有多少收益，多数时候还会亏损，但官府又不愿将铸币权下放民间。铜钱不足导致通货紧缩、钱贵物轻，民间只好流通私铸的恶钱。

开元通宝。/wiki

对朝廷而言，铸造“好钱”会亏损，收缴“恶钱”却有利可图。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高宗下令“以五恶钱酬一好钱”，命百姓用五个恶钱向政府换一个好钱，在长安率先实行。结果百姓不愿换，“私自藏之，以候官禁之弛”，等着朝廷取消不许恶钱流通的禁令。唐高宗无奈，改为“以好钱一文买恶钱两文”，两个恶钱换一个好钱，百姓仍然不愿。百姓又不傻，换了就等于将自己的部分财富无偿让给了皇帝。

于是，六年之后，唐高宗采取了另一种敛财之法：铸造一种名为“乾封泉宝”的大钱，官定新钱一文等于旧钱十文（一文新钱的含铜量远低于十文旧钱），且给出期限，一年之后将废除旧钱，禁止旧钱流通，实际上仍是逼迫百姓拿旧钱来换新钱，将部分财富转移给朝廷。作为率先执行换钱政策的地方，长安百姓深受其害，史称“京城纷然，卖买殆绝”。

类似的手段，唐肃宗也用过。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唐肃宗采纳铸钱使第五琦的建议，铸造发行了“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的兑换比例是1︰10——乾元重宝每缗重十斤，开元通宝每缗重六斤四两，朝廷以一个“十斤”强行兑换民间的十个“六斤四两”，这显然是赤裸裸的抢劫。稍后，第五琦变本加厉，又主持铸造了“重轮乾元钱”（每缗重十二斤），与开元通宝的兑换比例是1︰50。这场敛财运动制造了巨大的民生灾难。史载：

“法既屡易，物价腾跃，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京师人人私铸……郑叔清为京兆尹，数月榜死者八百余人。”

刚刚重归李唐的长安百姓成了这场敛财运动最直接的受害者。为了止损，为了活下去，他们选择冒死私铸乾元重宝与重轮乾元钱。自然，这是皇权不能容许的，仅仅一个月，长安城内就处死了800余名盗铸者。

而相比遮遮掩掩，收效迟缓的“金融榨取”，皇权有时候更喜欢直接暴力掠夺。

唐德宗时期，长安城的百姓有过这样的遭遇。当时，为了支持与藩镇之间的战争，唐德宗采纳韦都宾、陈京的建议，决定搜刮天下富商，尤其是长安商人。史载：

“判度支杜佑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意其不实，辄加搒捶。帛粟麦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百姓为之罢市，相帅遮宰相马自诉，以千万数。卢杞始慰谕之，势不可遏，乃疾驱自他道归。计并借商所得，才二百万缗，人已竭矣。”

杜佑具体负责搜刮长安城中百姓，他的做法是搜查长安所有商人的财货，动辄以申报不实为由对他们进行鞭笞、棒打。如此搜刮之下，所得也不过8亿文。朝廷又决定对其他行业动手，结果导致整个长安城的百姓罢市，集体跑去拦宰相的马诉苦。宰相卢杞开始还开导他们，实在挡不住群情激奋的百姓，从别的道跑了。最后总计搜刮到了20亿文。

以上种种，只是长安底层居民命运无常的几个典型案例。

在当时，长安确实可以称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城池规模大，城内人口多，官僚、贵族的宅邸占地广阔，而且相当雄伟，城内还有许多外国人带着外国的货物来来往往。但长安的繁华终究只是权力的繁华，不是民生的繁华。

原标题：《唐代长安有多繁华，就有多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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