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沈洁：共和之路何以举步维艰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然而，此后十几年的乱象表明，共和与帝制之间的纠葛并未平息。何以走向共和的路如此艰难？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沈洁一直从事近代史研究，她认为：辛亥年底，各方能坐在谈判桌前，最终达成“妥协”，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契约精神”，而是一种悬空的“势均力敌”。革命党拥有风潮，江浙实力立宪派与袁氏的北洋结盟，帝室、皇族优柔力薄，被逼退位。这样的妥协，势必造成日后决裂。

澎湃新闻：就政治兴革的大势而言，晚清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走向共和的历史，但同时又是一部众声喧哗的历史，诸多的主张和蓝图并不都指向共和，这与辛亥以后共和的困境存在怎样的关联？

沈洁：在晚清民初“抵达共和”的过程中，确实能看到众多歧见，“立宪”与“革命”是一个化约的判分，在这个两分背后，其实还站立着面目各异的人群。从1912年这个关节点看，“驱除鞑虏”席卷起排满风暴，继而是帝室、皇族、袁世凯、北洋系、立宪派、封疆大吏、小官僚；同盟会系、光复会系、武昌系的革命派，在“五族共和”的旗帜底下暂时妥协。“帝政终局，民国始基”，可以说，“共和”是清室辞位的心理归依，也是形形色色的守节者放弃抵抗的时势；是各路革命党人掀起革命风暴的旨归，也是立宪派、袁世凯们背弃皇室的“大义”所在。但要知道，旗帜，总是特定政治理论和时代潮流的产物。

从口号中的“共和”，到制度意义上的“共和”，进而到植于人心的观念上的“共和”，这中间，路途遥远，充满分歧。这种遥远和分歧，也恰恰是“妥协”本身带来的。这还只是达成了妥协的一方，实则还有不愿妥协的另一方。比如严复、恽毓鼎、陈宝琛等，对共和革命的观察与忧思，在他们看来，“共和”是通过“手枪”拿来的，“暴酷箝制，过于专制十倍”。这也因应了梁济弃世时的悲哀，原本以为“躬逢新国，亦欲一觇其改革如何”，目力所及，却分明是一个失火的世界、一个手枪和贿金横飞的世界。辛亥后的中国，严复讲，“旧者已亡，新者未立，怅怅无归”，是脱序的时代。以短短数月终结两千余年帝制，中间必定存在大量脱节。党派纷争、民众于新制的懵懂、帝制时代的各式遗留、伦理和意识形态的混乱，都在以不同形式映射现代转型的曲折。从这些“复杂”，再折回去看晚清的“众声喧哗”，就能更多地理解共和革命是从哪里开始失序的，这个过程中又有多少人在试图建立秩序。战乱与政乱，包括思想、文化领域的纷争，都是失序-秩序博弈的过程。

如果把这个历史时段再拉长一点，辛亥是从帝制到民国的转折，辛亥之后，是对法统与共和解释权、定义权、掌控权的纷争，而1926年开始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则基本终结了1911年以来有关“法”与“统”、“法”与“道”的离乱，晚清人物逐步淡出舞台，新主义、新势力登场，中国历史从这里开始，渐渐摆脱辛亥的遗产，超离出戊戌的理想，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也是从这里开始，帝制还是共和，不再纠缠中国人，“党”和“主义”成为历史的关键词。

澎湃新闻：辛亥革命之后，君宪已无可能，这是革命党人与立宪派角力的结果，还是有其他原因？

沈洁：“君宪已无可能”，这种说法很能体现这一百年来革命史观对历史的笼罩。这是辛亥年直至当下，我们对民初中国的一种常识性认知。但如果回到民初，其实存在多种可能。这就不能不谈到洪宪和丁巳两次复辟。当然都是以失败告终，但我要强调，并不能依此论证“共和已深入人心”。需要追问的是，民国既已开始，仅十年之内，为什么有两次君主再临？这不是某几个人、几个派别以阴谋可以促成。恰恰证明，帝制倾覆后，政治淆乱及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洪宪帝制中的理论家，从杨度到古德诺、有贺长雄，几乎个个都是从辛亥的仓促革命、共和国体不适于国俗民情谈起。杨度《君宪救国论》强调的就是共和成立太骤，“并未听国民之自由研究，而以少数人之武力成之”。洪宪失败，杨度接受记者采访，坦言“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他以共和赋予的权利，坚持君宪的思想，这在民初中国算不上特别异议可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属于这个时代的复杂性。袁世凯处在如此思想和言论环境中，他想要返回君主制度以重建被辛亥革命打乱的国家秩序。这中间，是有情、理存在的。也因此，作为后世的观察者，可以抛开丑剧、昏聩这样的时代语言，更冷静地去看待帝制运动，它的成因，以及对政治和社会造成的影响。

说到革命派与北洋、立宪派的角力，这也是构成民初政乱的重要原因。党人和袁氏，均意在独大。这种不肯妥协，就政治向度而言极易造成失序。从宋案到二次革命，就是梁漱溟评论的“助长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而革命党内部，同样是大小山头，明争暗斗，“革命尚未成功，牛鬼蛇神出现”。徐绍桢晚年评述二次革命迅速失败的原因，曾说：“时民党为都督者十六省，皆志满意得，卒为袁军所败，或且投械于袁，以图自保其功名富贵，是不能自哀而人哀之也。”熊十力也说过，辛亥后的革命党“新官僚气味重得骇人”，暴露浮嚣、侈靡、淫佚种种败德，“一时舆论都感觉革命只是换招牌”。所以，如果说民初存在“权威真空”，那也是多向度、多维度的，实际上，并非真空，而是多头权威，太多缠斗与掣肘，致使政治走向无序和无休止的争端。

澎湃新闻：清帝的逊位，包括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妥协，与立宪派的妥协，以及袁世凯与清廷之间的妥协。这似乎是个很好的开始，可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对妥协的僭越，而不是对妥协的恪守，这是为什么？

沈洁：帝制终结，代表了“天命”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民心”、“民意”。但袁世凯以弄权接掌民国，他背后究竟凝聚了多少“民心”、“民意”，本身已足够令人怀疑；再加上立宪派、旧官僚三心二意，革命派强势对抗，新生的共和国已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度。所以黄远生说，“以国民之无根底，主动者之客气与感情，则革命之后，安得有善果!”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成王败寇，向来缺乏妥协，历代鼎革，也多的是持节“玉碎”。辛亥年底，各方能坐在谈判桌前，最终达成“妥协”，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契约精神”，而是一种悬空的“势均力敌”。革命党拥有风潮，江浙实力立宪派与袁氏的北洋结盟，帝室、皇族优柔力薄，被逼退位。这样的妥协，势必造成日后决裂。

再者，由帝制到宪政，政党是题中重要一义，也理应在共和政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不可否认，宪政由一场仓促的革命肇造，政党政治及其社会基础不但不完备，可以说完全不具备。所以，民国伊始，一下子冒出大大小小无数政党、政派，在“共和”旗帜下合纵连横，合法地展开权争。辛亥元勋蔡济民说“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王闿运则更加直截了当：“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政客如鲫，植党若林”，这是民初中国的政坛实录，他们“各秉入主出奴之见，群挟尔诈我虞之机”，国事，遂脞于无形；庶政，亦败坏于冥冥之中。由政党流于政客，不单是称呼上的改变，因此导致的争端、国政败坏，也使得国人一度对政党、进而对民国失去信心。

共和政治甫一成立，便迎来了长达十余年的持续政乱与兵乱。直到北伐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才进入一种相对成型的政党政治。袁世凯想用旧专制（君宪）来恢复集权，但他面对的已是全新的问题，执旧方以医新病，注定乱局；而国民革命后的党治亦未形成法制底下的妥协精神，对如何建立基层组织缺乏能力。可以说，整个现代中国，以集权保障现代建设与宪政之间，始终充满扭结。

澎湃新闻：共和取代帝制以后，经过了多次的反复，包括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您怎么看其间共和与帝制之间的关系？

沈洁：前面已经讲到，复辟发生，几乎可以视为辛亥年的未完成及其继续。派别和利益群体的纷争是题中一义，政治理想、文化理想的分歧也是题中一义。这是精英层面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一般意义上的、被革命裹挟着“同去！同去！”的“咸与维新”的“中国”。

讲几个具体的故事好了。辜鸿铭在北大讲堂上大发议论，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个‘王’字就不行”。北洋时期，战争连绵，内地乡下总有人问：“宣统皇帝怎么样了？”“现在坐朝廷的是谁？”“真龙天子坐上了宝座，天下就该太平了吧？”老百姓不懂什么共和，却认为，天下总要有一个“真龙天子”。两个乞丐在闹市吵架，一丐厉声说：“今日尚有王法耶，都由共和民国成此大害，假令皇帝复生，必不容若辈如此横行。吾惟旦夕祷祈老天，复生一皇帝也。”民初，一位官员记其家乡乡民，只知道皇帝，而不知道新建立的共和制为何物，在他们看来，“现在国无王法，何分皂白？……京津保定，均被抢劫，皆系无皇帝管束之故”。虽经百般解释民主共和的含义，然而“愚者百说而不解，黠者群笑以为诳”，终日以无皇帝为虑。

这都是历史中的真实影像，与辜鸿铭的说法倒是一致的，“皇帝”和“王法”高悬于上，对百姓至关重要，这代表了一种不容置疑的秩序和敬畏。民初，不少北京人家中常备各种旗帜，以应万变，其中当然包括大清国的龙旗。张勋复辟时京城内外龙旗飘扬，不是偶然，亦无法以“投机”心理一言以蔽之。皇帝观念依然在政统与道统的接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李劼人的纪实小说《大波》中，林小胖子和乔北溟谈论“文明演说”：“听来听去，老是那几句话：文明啦！野蛮啦！国粹啦！秩序啦！其实同我一样，啥也没弄清楚。”“啥也没弄清楚”，说的不但是小人物的懵懂，也是大人物们的慌乱。梁启超在反对袁氏帝制的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回忆徐佛苏在辛亥、壬子之交对他说过的话：“中国势不能不革命，革命势不能不共和，共和势不能不亡国。”国事如此，热忱、不易灰心如梁任公者，也只能自道“殊苦无术”，“怀抱一种不能明言之隐痛”。帝制与共和之间的反复与翻覆，是辛亥革命的自然延续；而此后，由共和衍出国民大革命，党权与党争之间再成反复与翻覆，这同样包含了中国革命的内在因果。

澎湃新闻：与政争和军阀割据相对应，共和以后，不但共和的信条没能建立起来，而且整个思想界亦呈现出极度纷乱的状态，为什么新文化运动能从这种状态中突围？

沈洁：新文化运动既构成一种突围，一种“文艺复兴”，同时也是晚清以降“向西方看”潮流的承续。梁启超概括中国近代思想的变迁，由器物到政制、到文化的三阶段论，新文化运动承接“五四”，是继“新学猖狂”、君宪与革命而来的，为现代中国寻求自我改造的第三阶段演进。文体问题、孔教问题、科学与玄学、人生观问题、文化本位问题，等等，这些论战和思想，凡能归入中、西、新、旧范畴的，都可视为戊戌维新思潮的延续，是西力东侵的产物。辛亥革命以后政界、学界探索共和政治的种种努力，其实都可以归拢到戊戌以降“向西方看”的历史脉络中。这个过程从鸦片战争一直持续到新文化运动，所有从新学、从西方的选择，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中国的现代改造。但“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发生了转向，从个人主义转向群体主义，从英美转向苏俄，“到民间去”和社会主义广泛传播，这些转向的发生从根本处突破了戊戌以降国人的思维归属。这一转向，甚至比辛亥革命更加深刻地改变了中国。

由思想而思潮，由思潮推进为文化运动，再由文化运动演为政治转折，这在晚清到北伐以前的历史变迁中，基本成为一种规律。周作人后来说，从旁观者看去，“五四从头至尾，是一个政治运动，而前头的一段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新文化运动，乃是焊接上去的。若是没有这回政治性的学生对政府之抗争，只是由《新青年》等二三刊物去无论如何大吹大擂的提倡，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大结果，日久，或者就将被大家淡忘了也说不定”。胡适也曾在1933年总结过，中国现代思想可约分为两期，第一期为“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侧重个人的解放；第二期为“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以1923年为界，此后的民族主义运动、共产革命运动都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从个人主义到集团主义，精准概括了新文化运动在二十年代的转向。

“五四”新文化真正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陈秀独所说“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伦理觉悟恐怕还在其次，关键在于，这一转向直接导致了中国政治力量的党化和组织化。所以说，把“五四”新文化仅仅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是很表层的看法。新文化运动由文化到政治的变化，完成了一种承上启下：承接晚清以降的西学思潮，也揭幕即将到来的大革命。

澎湃新闻：陈志让先生在《军绅政权》一书中说，辛亥以前中国是“绅军政权”，辛亥革命后中国是“军绅政权”。在民国初年的乱象中，军、绅势力的消长，对共和的走向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沈洁：概括来讲，“绅-军”是帝制时代的政权，基础为绅士和军人的联合；“军-绅”则是1912年以后军人势力壮大，行政机构从上到下变成军人领导绅士的政权。亦即通常所说，军阀统治的时代。这个时代，广义上从1912年一直延续到1949年，狭义上则圈定在1928年北伐结束之前。

辛亥妥协及民初乱象，带给军绅统制的政权的影响，最重要的有两点：政治上高度离散、持续于内战形态；外交上，军阀不以保卫国家主权完整为职，较少受民族主义影响。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分崩离析”，政治、经济、社会都分为派系和地区，中央无法控制地方，法律也不能控制军队，所以鲁迅说“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进一步讲，辛亥以后，帝制解体，中国在形式上进入“现代”，实质上却不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然而，也正是在民初这十数年的乱象中，失序导出了新的秩序：因军阀多提倡儒家及其纲纪学说，于是而有反礼教、反传统；军绅政权不抵抗帝国主义，与之相对，精英与民众中则弥漫民族主义；经济上初步工业化的展开与政治上四分五裂相碰撞，则各种社会主义、工农主义、“劳工神圣”抬头。在这样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运动背景下，1921年共产党成立，1923-1924年国民党改组，继而国共合作，汇成1926-1928年的革命运动。十年内乱，北洋已成鱼烂瓦解之势，及“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军起，则终于覆灭。北洋终结的，实际上是一个戊戌以来的中国；而它留给中国革命的遗产则在于，民族主义勃兴（至抗战臻于极点），我们开始奋力追求一个党、一个主义，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凡此等等，既是北洋军绅政权的反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其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