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的旧上海：楼市股市畸形繁荣，“不夜城”竟不许亮灯

丝质的旗袍，飞沫的红酒，明暗的光影，落寞的男女，还有永远旋转着的老式唱机，这些镜头构成了王家卫作品中的上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

我对这些镜头曾经非常着迷，进而对旧上海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近年来，多读民国报纸，多翻上海方志，多搜集名人传记中有关旧时上海的点点滴滴，发现了不少有趣的东西。

比如说，早在民国时代，上海就被称为“魔都”，而上海女生则被称为“魔鸽”，上海男生又被称为“魔仆”。这个“魔”，不是魔力，更不是魔鬼，而是老上海对英文modern的音译——魔鸽即modern girl，时尚女；魔仆即modern boy，时尚男。

比如说，早在民国时代，上海的房价就稳居全国首位，不但比广州高得多，而且比北京高得多。当年鲁迅在北京买了两套四合院，一旦搬到上海，就连一间公寓房也买不起了。

再比如说，日本侵华以后，沦陷区的难民多半出逃，致使南京衰落，北京衰落，杭州衰落，青岛衰落。上海则不然，从1939年到1942年，上海的居民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将近一倍。沦陷后的上海涌现出畸形的繁荣，楼市火爆，股市火爆，实业濒临破产，娱乐业却无比发达。

这些细节很有趣，可是也很零碎，无法勾勒出旧上海的全景轮廓，不足以描述沦陷期间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

幸运的是，现在我们可以读到一部日记，一部详细记载旧上海某普通职员在社会底层怎样工作、怎样生活、怎样谈恋爱的日记。

这部日记的作者名叫颜滨。

颜滨不是名人，他1923年生于宁波，在宁波老家读过初小（一年级至三年级），后来因为父亲到上海经商，他也跟着来到上海，在上海读完了高小（四年级至六年级）和初中。初中毕业后，他留在上海，先是在某家五金店当学徒，继而成了这家五金店的职员。

上海沦陷后的第六年，也就是1942年，颜滨开始写日记。从这年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64年，他的日记基本上没有间断，至少写了几十本。遗憾的是，他的日记没有完全保存下来，有一部分被人为撕毁，还有一部分在流传过程中丢失了，留存于今的只剩下十六本。

七八年前，这十六本日记被历史学爱好者采金发现并收藏。采金做了一番辛勤整理，将1942年至1945年这四年的日记全部抄录下来，并择要选摘了抗战胜利后的部分日记，汇编成一本全是干货的大书：《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

说这本书全是干货绝不为过，因为它不但如实记录了沦陷期间的上海时局，而且非常生动地记录了时局变动对身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伪政府跟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打了一场如火如荼的货币战争，一方想方设法让法币（1935年以后由蒋介石政府发行的货币）破产，另一方发动宣传攻势来诋毁中储券（1941年以后由日伪政府发行的货币）的信用。如果我们翻到《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第77页，就能清晰地看到这场货币战争在上海市面上引发的恐慌：

市上突然起了一种谣言，说是储备券不能通用了，瞬时间传遍全沪，引起了空前的骚动，议论纷纷，真假莫辨。一般藏有此券者，不管价格，尽量购买日用品等。因之，百货商店等莫不门庭若市，拥挤不堪。不过商店老板也非愚笨之人，不约而同地俱各提早打烊，有的竟贴出“家有喜事”或“今日宴客”等条子，以作提早的借口，实是可笑又可怜。他们既不敢拒绝收受，又不能不卖，所以这样实在是唯一的办法呢。我的身旁却巧藏有此券五十余元，因此也不得不想一些办法，最后决定把它们变成用品，赶紧地买了一件衬衫、两双袜子及四块肥皂。（1942年6月5日）

重庆方面派人到上海造谣，说日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将要作废，正在使用中储券的上海市民当然慌了神，纷纷疯狂购物，赶紧把身上的钱全花出去。不幸的是店家也相信这个谣言——你们想把即将变成废纸的钱甩给我？没门儿！我关门打烊，谁爱卖谁卖！

我们还知道，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重庆方面的飞机就在美军支持下隔三差五到上海来扔几颗炸弹，打击打击日军和伪军的嚣张气焰。日伪政府怕挨炸，于是大搞灯火管制：到了夜里不许亮灯，好让“敌机”找不到目标。在本书的第114页，我们可以看到灯火管制实际上增加了上海人的经济负担：

号称为“不夜城”的上海，顿时竟成了黑暗世界。马路上的路灯全部关止，各住户之电灯俱须用黑罩罩住，窗门上须用黑布窗帘，总之，光线一点也不能外露，否则一千元的罚款便轻轻地放在你的头上。我们学校里自然也不能例外，然而因灯不便罩住，所以窗帘便特别道地，据说校中这笔费用足足地去了两千余元！（1942年10月2日）

日伪政府不让大家亮灯，可是很多人为了工作、学习或者娱乐，灯又不能不亮，于是用于遮光的灯罩和黑布窗帘开始畅销。日记作者颜滨在一家夜校读书，这家夜校为了不被罚款，花大价钱采购了一批遮光帘。

由于灯火管制实施的时间比较长，所以颜滨日记里多次提到灯火管制给他添堵的事情，例如路灯不亮让他差点儿撞到树上，夜间盗贼敢于在大街上拦路抢劫，有一次最为严厉的灯火管制搞得他所就读的夜校不得不连续停课十天。这些细节都非常生动，在其他资料中是读不到的。

自从日军侵华以后，中国就开始了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无论是法币、中储券，还是伪满政府发行的伪满币、边区政府发行的边币，都在迅速贬值。为了保住手中纸币的购买力，凡有经济头脑的人都搞起了囤积：囤粮食、囤布匹、囤金条、囤银元、囤股票、囤肥皂……只要是能存放、能保值的东西，都有人在购买和囤积。也就是说，大家不再存钱了，改为存东西。问题是，囤积者越多，市面上商品就越少；商品越少，通货膨胀就变得越厉害。本书第110页有一段欲囤积而不得的日记：

为了秉衡及鹤鸣合买的几盒象牌盼更，奔走了好多次，只因对方人不在，以致仍未将货取回，实在可恶之极。（1942年8月27日）

日记作者是个小职员，没有实力囤大件商品，只想跟两位同事合资，囤一些培根（即日记中的“盼更”）。培根是食品，囤积者较少，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没能买到手，可见商品紧缺到何种程度。

事实上，我们不仅可以透过本书所收录的日记来窥视上海沦陷时期的市民生活，还能切切实实地触摸到日记主人颜滨的心态和性格。

颜滨的家庭是很不幸的，他自幼丧母，靠祖母一手拉扯大，父亲把他接到上海念书后不久，也病逝了。好在他在上海并不孤独：他的姐姐、姐夫、堂哥、伯父以及两个舅父（大舅父和四舅父）都在上海，他在五金店的同事、经理、师傅和厨师差不多也都是宁波同乡。他经济困难时总有亲戚接济，他做学徒时的授业师傅和同乡经理虽说常在日记中被他骂为“小人”，但都对他不错，允许他预支薪水，允许他半工半读，允许他上班期间自由外出。

因为父母早亡，所以他很敏感很脆弱，骨子里缺乏安全感；可是他并不缺乏关爱，所以他在大多数时候又很阳光，既爱交朋友，又奋发上进，一边在五金店上班，一边在中华第四职业补习学校苦读国文和英语，同时他还与补习学校的同学合办校刊、组建学习社，互相激励，苦练写作与英语会话。作为一个初中学历的小职员，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青年，他的抱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不过他也喜欢偷懒，例如春节时刚发过毒誓再不打麻将，几天后又来了“一场通宵的雀战”（1944年2月24日的日记），大概咱们凡夫俗子都会犯这种毛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