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南宋》遗漏的宋代重商主义

历史纪录片《南宋》开播时，我一直追着看。应当承认，这是一部堪称制作精良、且视角不落俗套的作品，创作团队似乎有野心颠覆“宋朝积贫积弱”的成见，再现引人注目的南宋文明成就。它用一集讲述了临安的市井繁华（《临安梦华》），一集讲述了南宋的文学成就（《诗词流域》），一集讲述了宋画艺术（《宋画江山》），一集讲南宋戏剧“南戏”（《戏文南北》），一集讲宋代的科技发明（《发明时代》）。随着最后一集《展望未来》播出，这部纪录片也惊艳收官。

不过，一路看下来，却有一种强烈的意犹未尽之感，觉得还有诸多南宋的文明成就被纪录片遗漏掉，比如南宋的社会治理。哈佛大学教授韩明士等汉学家都指出，两宋之际发生了“社会精英地方化”的变迁，相比之北宋的士大夫更倾心于“治国”，以理学家为代表的南宋士绅更关注地方的“社会建设”，理学家的地方改革理念（包括创办书院、社仓、乡约等）为南宋绅士参与构建社会自治的活动提供了新方向，传统社会的大量自治组织，也是在南宋时期才涌现出来。

又如南宋的学术思想，钱锺书先生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一向是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要说到宋代。”文学与绘画，这部纪录片都重点关注了，对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独树一帜的宋学，却未给予足够重视，只在最后一集大略带过。

再比如，宋政府非常明显的重商主义，也未能被《南宋》纪录片纳入视野，更是遗憾。要知道，宋朝有别于其他王朝的一大特点就是对商业的重视，以致有不少海外汉学家相信宋代中国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特别是南宋，在丢失了半壁江山之后，面对金国与蒙元的轮番进攻，仍能享国一百五十余年，期间还未爆发过一次全局性民变，很大程度上，就是有赖于商业的支持。所谓的“临安梦华”，也是商业的力量塑造出来的。

而宋代的商业文明，既得益于前代的文明积累，更是宋政府的重商主义所培育。因此，我们有必要来检视一遍被《南宋》纪录片错过的宋代重商主义倾向。

庞大的财政压力

没有比较，便显示不出差异。当我们要描述宋政府的重商主义倾向时，不妨先确立一个参照物。最合适的参照物，我认为非明初朱元璋建立的“洪武型体制”莫属。

“洪武型体制”几乎完全跟宋朝的经验反着来，以反市场化、反商业化、反货币化为特征：农民必须老老实实耕田，不可以脱离土地当游民；国家几乎不铸货币，民间的交易在货币紧缺的时候，甚至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政府的赋税也以实物征收的农业税为主，再加上全民配役，政府的运转居然可以跟市场、货币经济毫不相干。

宋政府则对开拓市场、发展商业、创造财货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惮于言利，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前人之立法，恶商贾之利而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贾之利而欲分之。”从前的政府，都主张抑制商业、压制商人；而现在的宋政府，则积极介入市场，与商贾分利，很多时候甚至显得很贪婪，有如地中海资本主义兴起之时的威尼斯商人，它的一切经济政策的目标仿佛只有一个：如何从市场中汲取更多的财政收入。

为什么宋政府会出现强烈的重商主义倾向？最直接的压力来自巨大的财政开支。宋王朝每年必须维持的财政预算比其他任何王朝都要庞大，可能只有晚清政府可比肩，这主要是由于几大原因所致：

其一，宋代实行募兵制，当兵成为一种可以领薪的职业，一名宋朝的普通士兵，自入伍起，每月即可领钱三百文至一千文不等，大米二石左右，以及若干春冬衣物。毫无疑问，这样的募兵制只能建立在庞大的军费开销之上，也惟有宋朝发达的商品经济与扩张的财税制度，才能支撑得起。而其他王朝均实行强制兵役制，服役是不领薪的国民义务。

其二，宋王朝的政府消费品，一般都需要由国家掏钱在市场上购买，宋人周行己说，“物出于民，钱出于官。天下租税，常十之四，而籴常十之六。与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钱贸易而后可。”而其他王朝的政府消费品，多是以实物税的形式向民间征用，比如明朝县衙的办公用品，从椅子到纸笔墨，都以实物形式向民间征收。

其三，宋政府建造公共工程征用的人力，通常都要支付工资，如南宋绍熙年间，潭州修筑城墙，“日须支工钱三百”，政府需要每日给每名工人支付三百文钱。一些公共工程还以“和雇”方式在市场上雇佣工匠完成。而其他王朝多以役的方式无偿征用人夫，如明代编入匠籍的轮班工匠，必须定期赴京师无偿服役，路费自带，服役时间一般为三个月。

其四，宋朝建立了比其他王朝都要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贫民的“生老病死”均能获得国家救济，如设“慈幼局”收养弃婴与孤儿，立“胎养令”补贴生育的贫民，建“安济院”收养老而无归者，设“安济坊”救治贫病之民，置“漏泽园”收葬死去的贫民与流浪者。而要维持这一“国家福利”制度，也必须源源不断地给予财政拨款。

宋政府南渡之后，财政压力尤其巨大，不但作为税源的土地与人口失去了三分之一，而且先是跟金国对峙，后又与蒙元交战，战争就是最烧钱的游戏，军事上的开销就如一个无底洞，怎么填都填不满。南宋政府扩大税源的迫切，可想而知。

宋政府的重商主义表现

总而言之，在强大的财政压力下，宋政府需要获得多多益善的财富。这是一个没得选择的选择。难怪宋神宗要对文彦博等大臣提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

为了从市场上汲取到最大化的财税收入，宋政府对利润丰厚的盐、茶、酒、香药商品都实行禁榷制度。以“榷酒”为例，北宋时，京师之地，国家垄断酒曲，正店向政府购买酒曲酿酒，然后自由售卖，因为曲价中已包含了税金，政府不再另外向正店收酒税；诸州城内，官酿官卖，禁止民间私酿酒；乡村允许酒户自行酿卖，为特许经营，政府收其酒税，但只要酒利稍厚，政府就会设法改为官酤。南宋时期，由于宋金开战，军费剧增，政府机关更是普遍设立酒库，经营酒楼。此即马端临所说的“妒商贾之利而欲分之”。

宋政府的商人秉性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更表现得淋漓尽致。政府在官衙发放“青苗钱”贷款，同时又在城门处设立酒肆，看到老百姓贷款后走出来，吸引人们进去饮酒，还担心老百姓不进来饮酒，特别请了一批歌妓在酒肆中唱歌跳舞，诱惑他们。

与宋政府的“贪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朝朱元璋的做法。顾炎武《日知录之余》收录了朱元璋的一道诏令：“曩以民间造酒醴，糜米麦，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麦价稍平，予以为颇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得也。其令农民今岁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为防止平民浪费粮食用于酿酒，居然下令禁止种植糯稻。

又据《万历野获编》，“洪武二十七年，上以海内太平，思与民偕乐，命工部建十酒楼于江东门外。既而又增作五楼，至是皆成。诏赐文武百官钞，命宴于醉仙楼，而五楼则专以处侑酒歌妓者。盖仿宋世故事，但不设官酝以收榷课，最为清朝佳事。”显然，朱皇帝的用意，无非是想在京城建几间酒楼营造一下歌舞升平的盛世气象，至于酒税收入如何，他是毫不在乎的，所以才“不设官酝以收榷课”。

宋朝对矿冶业的开发同样具有一种近乎资本家的热情，因为挖出来的铜矿、银矿、金矿，全都是非常诱人的钱啊。为寻找到更多的矿脉，宋政府不但设有专门勘探矿产的专业技术人员，也鼓励民间探矿、报矿，如宋徽宗曾下诏：“应告发铜坑，除依条赏格酬奖外，炉户卖铜，每挺收克钱五文，与元告发人充赏。”

明王朝立国者朱元璋显然就丧失了这种对于矿业经济的兴趣。《明史·食货志》载，“坑冶之课，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而金银矿最为民害。徐达下山东，近臣请开银场。太祖谓银场之弊，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又曾有官员上书请求设立官营炼铁工场，朱元璋说：“今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家于铁冶之中也。”将上书人杖责，流放海岛。这里，朱元璋政府又与宋政府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质。

重商主义的连锁反应

宋王朝的重商主义政策，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国家财政得到补血。比如酒榷制度的收益是显则易见的，据李华瑞教授的统计，宋代的酒税（含专营收入）常年保持在每年1200万贯以上。可资比较的一个数字是，明代隆庆朝至万历朝前期（1570~1590年），国家每年的全部商税收入加上盐课、轻赍银、役与土贡折色等杂色，也才370万两白银左右。

在宋代的财税结构中，来自工商业的贡献甚至使得农业税的比重变得微不足道，熙宁年间农业税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绍熙年间，非农业税更是接近85%。这是历代王朝从未有过的事情。宋代之后，农业税又成为国家赋税的重点，明代弘治十五年（1502），全国田赋正额约为2680万石，占全部税收的75%。要到晚清洋务运动之后，重商主义归来，工商税的比重才重新超越农业税，光绪时代的1885年，田赋总算下降为48%，关税收入上升到22%，盐课为11%，晚清新设的厘金则贡献了19%的岁入。

不过，重商主义的这种直接后果——丰厚的财政收入，其实并不是我关心的。我更关注宋代重商主义的间接后果，那就是，当宋朝政府如同一名超级大商人贪婪求财的时候，它实际上也在推动着市场经济的深化。

以宋代商品酒的经营制度变迁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宋政府不得不尝试新的市场工具，创造出更适应市场也即更能带来利润的经营机制，比如招投标制在酒业中的出现。大家都知道，官酿官卖，虽然收入全部归于政府，却存在一切公有制企业都存在的弊病，比如效率低下、产品质量粗糙，最后导致企业亏损。为克服这个问题，宋政府常常将官营酒坊的经营权拍卖出去，这叫做“扑买”。“扑买”不仅存在于酒业改制中，在官田拍卖、矿场改制的过程中，宋政府一般都采取“扑买”制。

宋代的“扑买”有一套严密的程序：首先，政府对酒坊进行估价，设定标底，标底通常采用以往拍卖的次高价或中位数；然后，在“要闹处”张榜公告招标，说明政府要拍卖的是哪一个酒坊，底价几何，欢迎有意竞买者在限期内参与投标；然后，州政府命人制造一批木柜，锁好，送到辖下各县镇，凡符合资格、有意投标的人，都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填好自己愿意出的竞买价，密封后投入柜中；接下来，州政府公开将木柜拆封，进行评标，“取看价最高人给与”，即出价最高之人中标；最后，公示结果，“于榜内晓示百姓知委”。公示没有问题之后，政府与中标人订立合同，在合同有效期之内（通常三年为一界，满界即重新招标），中标人享有明确的义务与权利，义务是必须按时纳足酒税；权利是中标人的经营权受政府保护。

这一制度跟现在的招投标制度没有什么两样。当人们说起招投标制度的历史时，许多人都以为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招标投标交易方式的国家，时在1782年。却不知早在11~13世纪的宋朝，已经发展出一套非常成熟而完备的“扑买”制。

其实也不必惊讶。在重商主义激发的商业化进程中，自然会发展出越来越丰富的市场工具与商业制度，信用货币、有价证券、远期合同、金融机构、广告商标、信托投资、风险投资、交易中介等市场机制全都在宋代产生，岂是无因？这就是重商主义触发的连锁反应。

如果纪录片《南宋》未来愿意制作续集，我这篇小文，倒是可以为其中一集提供一个脚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