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霍宏伟：国博里的珍稀古钱币是怎么来的

“孔方兄”是中国古代钱币的代名词，因其形制一般为圆形方孔而得名，正所谓“亲爱如兄，字曰孔方”（鲁褒《钱神论》）。2015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新版100元人民币，而今年伊始又发行了猴年贺岁币，它借着1980年猴票之风的余热而火爆异常。

关于钱币，总会有太多的故事引人遐思。为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霍宏伟博士，请他为我们讲述一些有关古代钱币的故事。

澎湃新闻：您是如何进入到古钱币研究领域的，能否简单谈谈您的治学经历？

霍宏伟：这还要从我的大学时代说起。众所周知，洛阳是十三朝古都，有着丰富的古代物质遗存和深厚的文化底蕴。1985年我读大学时，洛阳考古专家蔡运章先生曾经为我们开设了一门课程叫“中国钱币学概论”。我和班里的几个同学一起加入了洛阳市钱币学会，到了年底，我们还荣幸地参加了由中国人民银行洛阳分行主办的洛阳市钱币学会年会。

当我领略到学者们在台上侃侃而谈的风采时，我那颗年轻的心受到了触动，恰逢受到李泽厚等学者著作的影响，想从美学角度来探讨一下中国古代货币的艺术价值。在蔡先生的激励下，相继完成了我构想的“中国钱币三部曲”：《中国古代货币的美学探讨》、《中国钱币造型初探》及《中国钱文书法艺术新论》。

虽然这些习作都在钱币刊物或论文集里发表了，但现在反思一下，当时的想法真是太幼稚了，自己定的题目太大，动不动就以“中国”说事儿。后来，蔡先生点拨我说：“写文章一定要小题大做，骨头缝里做学问。”我颇受启发，一改大而空泛的写作思路，开始从小处着手，扎扎实实地训练基本功。

读书期间，我还有幸得到国内知名考古学家蒋若是先生的指点。蒋先生是考古学经典发掘报告《洛阳烧沟汉墓》的主编，同时他也是资深的钱币学家。他研究钱币的路子就和常人不同：不是简单抓起一枚钱币就写，而是以类型学的方法为基础，将考古发掘的钱币分型分式地加以讨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就钱论钱是传统金石学的思路，不是他的初衷，而分期断代才是。钱币的年代问题是根基，如果连钱币的年代都说不清楚，还怎么搞研究？

两汉时期，五铢钱的发行量巨大，那么没有纪年的墓葬该如何断代呢？当然就要靠墓葬形制与随葬品，其中五铢钱就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虽然都是五铢，但“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它们还是有着细微差别的。

蒋先生主编的《中国钱币大辞典·秦汉编》，尤其是他的论文集《秦汉钱币研究》主要探讨的就是秦汉钱币的分期断代问题。他在书中运用考古类型学来研究汉代五铢钱的方法，如今已广为考古学界和钱币学界所接受。所以，我们一般很少看到蒋先生研究传世品，也正是这个道理。我现在的研究中基本上也以考古发掘品为主，不得不说蒋先生对我的影响之深。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长年奔波在田野考古发掘第一线。十多年后，我深感自己的学问不足，于是又选择到四川大学继续深造。在川大，受到导师霍巍先生的鞭策和鼓励，他对我说：研究钱币，一定要将小小的古钱放在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来考察。这使我走出了狭小的思考范围，用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来审视钱币，譬如说，发掘珍稀古钱背后的历史信息，关注钱币所有者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揣测手握半文钱而彷徨无措的文人的那份窘境等等。

澎湃新闻：新中国成立以来，洛阳地区陆续出土了几批波斯萨珊朝银币。其中您最熟悉的是1990年洛阳东郊马沟村133号唐墓出土的一枚库思老二世(Chosroes II，590—628年)银币，因为当时是您参与发掘清理了这座墓。

霍宏伟：这枚银币发现于1990年7月22日，当时我还是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的一名考古队员，大半年的时间我都泡在工地上。133号唐墓让我记忆犹新，除了这枚萨珊银币外，同时还出土了2枚开元通宝，20多件红胎彩绘陶俑，三彩直口小壶和七星盘各1件，这些发现令我很激动。

这座墓的年代当属唐高宗到玄宗时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这座墓的墓道朝向，与一般唐墓墓道朝南不同，它的墓道朝西。种种迹象表明，墓主人很可能是经由丝绸之路而入华定居的西域众多少数民族中的一员。

这枚萨珊银币被发现时全身裹着泥土，因长时间的氧化，钱体发黑。它的特别之处就是银币正面外框右下方,有两个字母组成的铭文“

”，读作“AFID”，译为“赞美”。这是库思老二世在位期间发行的银币，其“赞美”的是拜火教的主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因为在库思老二世即位后不久，就与东罗马帝国产生矛盾，按照萨珊的习俗，与他国交战前，一定要去火庙拜祭以祈求胜利。所以，我们在银币背面的中央会看到燃着熊熊圣火的拜火教祭坛，而祭坛两侧各站着一位祭司。

钱币在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看“丝绸之路”之名，似乎只强调了丝绸的重要性，但要知道撑起这条东西商途的原动力就是财富，货币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澎湃新闻：唐代的“开元通宝”广为大众熟知，我们通常都会读为“开元通宝”，但有的学者指出它应读作“开通元宝”才对，这又是为什么呢？

霍宏伟：这就是“对读”与“旋读”之争，“开元通宝”这种读法叫对读，而“开通元宝”的读法叫旋读，这一直是钱币学界争论不休的焦点之一，各有各的道理。

例如唐石父先生就曾在他的论著中说，很多人把“开通元宝”读为“开元通宝”，以为开元就是唐玄宗的年号，甚至有些考古工作人员根据它就将现场的古物或古迹断代为唐玄宗在位时期的盛唐。其实，“开元通宝”铸造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而且唐朝三百年间，都在铸行“开通元宝”，不能简单地把出土古钱定为唐玄宗时的铸币。所以，唐先生力主钱文应读“开通元宝”。

但是我并不十分赞同，虽然很多人举出了文献上的种种依据来力推“开通”的正确性，但我还是本着以正史为准的原则。因为《旧唐书·食货志》上记载：“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这段话清晰无误地说明了两种读法的并行，并指出老百姓也将其读为“开通元宝”的事。

此外，“开元通宝”结束了我国以计重单位为主的五铢钱时代，开辟了新的钱制——宝文钱制，例如唐代后来铸造的“乾封泉宝”、“乾元重宝”等。“开元”已不单单是一般的吉语，更有着开辟新纪元的内涵。要知道唐高祖李渊在建国的第四年就推行了货币改革，可以说是有着开辟鸿蒙的意味，而且东汉班固《东都赋》中所说的“夫大汉之开元也，奋布衣以登皇位”，也是这个意思，这是“大有胡气”的唐人在改革方面所具有跨时代的气魄与胸襟。

澎湃新闻：在您的职业生涯里，肯定碰到过不少今人伪造的假币，而如今的老百姓也喜欢搞收藏，觉得古钱好上手就去投资，对此您有何看法？

霍宏伟：这个说来话长，我讲两个小故事吧。曾有一位收藏家对我说，洛阳北邙山一带住着一位铸钱高手，每年仅仿制一两枚珍稀古钱。刚开始，他并不急于下手，而是仔细观察所要仿制古钱的钱文，好像学习书法时的“读帖”；等到那枚钱文烂熟于心后，再用毛笔临写，好像“临帖”；到了一定境界后才去“背帖”，就是背写钱文；最后直到钱文的精、气、神十足，才开始铸钱。此外，他在铸钱技法上也有一套秘不示人的绝招，所以铸出的伪币让人真假难辨。

1998年，我去西安参加“中国古代铸钱遗址研讨会”。开会期间，陕西的同仁就对我们洛阳大加指责，说洛阳造假钱很多，使得陕西的收藏界除了空首布（注：春秋战国时期铸行的一种金属货币）还敢入手之外，其他钱均不敢贸然涉及，甚至对假币美其名曰“洛阳造”。10多年前尚如此，现在的3D打印更使得造假技术平步青云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我想给大家的一个忠告是：作为兴趣来收藏古钱是可以的，普通的铜钱也就几块钱，没什么太大损失，但不要掉进钱眼儿里。如果抱着捡漏的心态轻易入手珍稀钱币，很容易吃大亏。

澎湃新闻：您刚才提到了稀见钱币，国博的“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就有一枚新莽时期的“国宝金匮直万”（以下简称“国宝金匮”），可谓稀世珍品，相传存世的仅有“两枚半”。收藏界一般认为国博的这一枚源于陈仁涛的旧藏，且是残品，而另一枚品相完好的则在张叔驯手中，后被张氏带到美国，至今下落不明。果真如此么？

霍宏伟：这枚王莽时期的钱币就像是泉界（注：“泉”泛指圆形方孔钱，有源源不绝之意，又“钱”“泉“音近，因此古人喜称钱为“泉”。）的“大熊猫”，逸闻自然少不了，我写过专文考证，得出了一个与常人不同的观点。

原来在民国时期，有一位农民在西安汉未央宫遗址一带耕田，恰巧刨出了一枚古钱，没过多久就被识货的商人阎甘园用低价买下，后被上海收藏家余挺生出千金买去，他的儿子余大雄在《晶报》上披露了国宝金匮重见天日的消息，一时间轰动泉界。张叔驯想得到它很久了，等到余挺生去世后，他才得以用两千金的天价将其拿下。

张叔驯出身在赫赫有名的南浔张家，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是他的叔父。张叔驯从小受他父亲张石铭的熏陶，爱好收藏，人称“古钱大王”，他与天津的方若、四川的罗伯昭一起，被泉界合称为“南张北方巴蜀罗”。他买到的这枚正是国宝金匮的完整品。

除了这枚完整品外，当时市面上又出现了一枚国宝金匮残缺品。所谓残缺品，就是钱币正面下部钱文篆书“直万”的“直”字最下一横画不是连着的，“万”字上部略有残损。

据民国时期的泉家陈仁涛说，它是英国人牛门氏（或译作纽曼，E. A. Newman）当西安邮务局长时，从当地农民手里低价买来的。近年来有学者指出，不识货的牛门氏上了西安造假高手的当，自以为买到宝贝的他，还将自己所藏的宝贝在1930年运到上海搞了一个个人收藏展。可笑就可笑在这儿，这枚假币被钱币收藏家张絅伯看上，高价买下不久后，又到了张叔驯手中。后来，张叔驯将这枚残品转让给了陈仁涛，陈氏在日本《货币》杂志上撰文并公布了这枚残品的照片。

可风水轮流转，随着国内政局的动荡，“古钱大王”的日子也不好过。抗战爆发后，张叔驯就想着如何移居美国，手头紧张的他不得不出手一部分藏品用来周转，其中就包括那枚国宝金匮的完整品。可张叔驯出售完品给陈仁涛之事一直被保密，大概是怕影响自己在泉界的声誉。

1952年，移居香港的陈仁涛将国宝金匮完品与其他藏品一起，用80万港币的价格卖给了我国政府，后被北京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收藏。但那枚假币，也就是国宝金匮残品一直下落不明。我曾和住在美国加州的张叔驯二儿子张南琛先生联系过，他说在他保存的两千多枚稀见钱币的照片中，也并没有这种上圆下方形制的钱币。

澎湃新闻：除了国博珍藏的这枚国宝金匮之外，听说古钱中还有一种珍泉，也就是“大齐通宝”，见诸文献的仅有两枚，一枚是无影无踪的“缺角大齐”，另一枚就是可能存世的“四眼大齐”，据说这枚古钱是张叔驯花了500大洋买到的，是这样吗？

霍宏伟：我先澄清一个事实。网上有人说这枚大齐通宝藏在国博，这压根儿就不对。现在的大齐通宝可能仅存一枚，但却身在美国。

第一枚“缺角大齐”，因为钱的左上角已残，所以叫“破大齐”或“缺角大齐”， 这是清代杭州戴氏家族收藏的珍品，这个家族里最有名的就是号称“泉痴”的戴熙。他的父亲戴峻公因为藏有大齐通宝、天策符宝等珍品而知名，收藏家吴逸庵曾想用汉印去换他的大齐通宝，可没有成功，只得到十几个拓本，不过世人也算看到了它的样子。

但好景不长，随后太平军打了过来，作为兵部侍郎的戴熙只好奋起一搏，可不幸城破，他也就投池自尽了。但一些心术不正的古董商听信谣传，以为戴熙将“缺角大齐”等珍品埋在了自家院内，就去戴家挖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从此“缺角大齐”便随着戴熙的离世而消失了。

65年后，另一枚大齐通宝又出现了，它就是“四眼大齐”。关于它的来历，网上说是钱币学家戴葆庭年轻时去乡下收钱，有一天走到江西鄱阳的农村，碰到几个小孩在踢毽子，突然一只毽子落在了他手里，他一看，毽子的底座上钉着的不正是“大齐通宝”吗？然后，他花了几个零钱就弄到手了。

但戴葆庭先生在他的一篇回忆性文章里讲述过“四眼大齐”由来的真相，他说1925年4月2日下午，他在鄱阳的市场上收购古钱，有一个杂货商人拿来300多枚铜钱，大齐通宝正在其中，可钱上有四个小眼，据那个商人说，这是他小儿子为了踢毽子钉的眼儿，后来不玩了，又将它偷偷放回钱串中。随后，这个跟毽子有关的故事越传越离奇。

“四眼大齐”重见天日的消息传播很快，张叔驯托关系又添上500块大洋才得到它。虽然有人说张叔驯买“四眼大齐”是“泉界第一大漏”，可要知道，500大洋在当时也决不是一般家庭能负担起的，它抵得上一个中等小康之家一年的生活开销。

得到“四眼大齐”后，张叔驯就把斋号改成“齐斋”，也不给人看这枚铜钱，甚至也不许制拓，所以很难有人看到它的真面目。等到张叔驯去世后，他的夫人徐懋倩又将他的藏品卖给了美国收藏家戴吉涛。而戴先生去世时也没有后代，留下的三千万美元和大量藏品也就无人继承，于是后人就以他的名义成立了“戴吉涛基金会”，“四眼大齐”便一直静静地躺在这个基金会里。

我在即将出版的新书《古钱极品》中会着重讲这个故事。有意思的是，新中国成立的60多年来，那么多的考古发现也再未见到大齐通宝的身影，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