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年，看西洋镜里的猴

Bodley764抄本是现存插图最完整的拉丁文动物寓言集之一，其中白纸黑字地写着：“猴和猿的唯一区别在于猴有尾巴”——若以这条标准看，出现在大部分页缘的猴子形象实际上是猿。在中世纪毫不精确的动物图谱中，两者常被当作一种动物对待，包括狒狒也是。抄本764对狒狒的记载是：“它们常见于埃塞俄罗比亚，跳得非常远，咬起人来毫不留情，永远无法被驯服，永远野性十足”——埃塞俄比亚对绝大多数西欧中世纪人来说是不可能涉足的荒蛮与传说之地，而将传说与经验、书本知识与观察所得当作同一类事实并置，这是典型中世纪博物志或百科全书的写作方法（以伊西多尔的《词源学》为圭臬）。类似地，抄本764还指出拉丁文“猿猴”（simius）的希腊词源意为“鼻孔挤在一起”（虽然《词源学》认为这个词起于“模仿”一词——很可能更接近真相），并补充道：“它们的鼻孔确实挤在一起，面容可怕，充满褶皱，形如风箱；而且，母山羊也有一样的鼻孔”。且不论此处“而且”的行文逻辑，页缘装饰中猿猴的形象的确经常和山羊并肩出现，两者都被认为生性淫乱。比如以下这张出自十四世纪初尼德兰《马斯特里希特时辰书》的页底画中，骑在山羊背上的猴子向正文《阿塔纳修信经》中“完美的上帝，完美的人”（Perfectus deo perfectus homo）这两行挥舞着剑和盾，猴和羊戏谑乃至挑衅的神情对其所注文本形成了反讽和颠覆的威胁。这也是内在于大多数手抄本页缘注经图的威胁：图像总在读者预期能够更直观地传递文本所指、帮助强化训谕之处意外地削弱、质疑、胳肢着文本，令原本确凿的教义变得触痒不禁。这种图像与文本拔河角力直至一方濒临瓦解的情况亦造成了抄本研究着力不均的困境：现代学者往往要不就把页缘和页底画当作纯装饰作品来研究，要不就将既定无悬念的宗教文本仅作为古文书学的训诂对象，而对图文之间危险而迷人的张力鲜有深入。艾柯对中世纪俗众的阅读习惯有句直白的表述，“图像是俗众的文学 （laicorum literature）”，类似地，我们也可以说图像是俗众的解经法，未必不能将它们纳入提倡四重解经法的教父传统中去考量。

无论是流行于中世纪盛期的各种彩绘动物寓言集，还是经常被它们援引的伊西多尔《词源学》，但凡关于动植物的知识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源头：公元二世纪以希腊文匿名写作于亚历山大里亚的《自然史》（Physiologus, 这个词在当时的语境中与现代意义上的生理学无关）。《自然史》是基督教早期关于自然界造物及其道德寓意的一部包罗万象的训谕作品，它引导人们透过教义的滤镜看待并诠释万物，同时将传说或幻想中的生物（独角兽、鹰头狮或凤凰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考察——同理，也不加区别地援引物理学知识和圣经原文或教父作品来阐释动物的行为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会将自己的鲜血洒在死去的幼鸟身上的鹈鹕是自愿洒血以拯救人类的基督的象征；而摹仿人类各种活动的猿猴，正如撒旦——别称“上帝之猿”（simius dei）——拙劣地摹仿神的事工，则是行走在此世间的一群小魔鬼。技艺、娱乐、劳作……有什么人类活动是猴子们不曾在手抄本页缘戏仿的？绘制于十五世纪晚期的布鲁日、呈献给卡斯蒂亚的伊莎贝拉皇后的《伊莎贝拉祈祷书》是这类“群猴乱舞”抄本的一个精美范例：

《自然史》的影响在十一个世纪后依然可以在Bodley764动物寓言抄本中找到，后者言必称“《自然史》的作者曾说……”，仿佛千年的时间在几乎奉行古书拜物教的中世纪人和他们的羊皮卷上不过是流光一瞬，不会改变人们对任何重要事理的认识。关于上帝之猿，抄本764说：“猿没有尾巴。魔鬼与之同形，有头，但没有尾巴……魔鬼起先是栖居于天堂的天使之一，却因为虚伪和欺诈而失去了尾巴”。在抄本页缘，化身为猿猴的魔鬼成了尘世的弄臣、塔罗牌中的愚人、激怒《玫瑰之名》中盲眼图书馆长的永恒丑角、正统经文畔翩翩起舞的挑衅者和勾引家。有时它们甚至无需借助文字的对照，便可直接从图像内部瓦解圣像学传统，比如《兰斯洛传奇》中靠在修女怀中吮吸乳汁的这只公猴，直接颠覆了“哺乳的圣处女”（virgo lactans）这个基督教最重要的艺术形象之一，直接指向这位本应效仿圣母的修女可能犯下的肉欲之罪：

或许正如图像学家迈克尔.卡弭耳所言，“猿猴永远是一个符号（signe），一种假扮成他者的符号”。而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一切手抄本页缘的动物或怪兽形象在中世纪都被统称为babuini （拉丁文）或 babewyn （中古英语）——“像狒狒之物／属于猴子的”——那些在羊皮上劳作、奏乐、作战的页缘猴子，连同它们的全部闹剧、喜剧或悲剧，在中世纪读者眼中未必不是这个被造的、远离了神意的尘世中人类处境的一种普遍隐喻。

原载于《艺术世界》2016年1月刊，原标题《戏仿上帝：手抄本页缘的群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