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查理·马特”：中世纪人物何以成为当代法国政治口号

距离2015年1月7日的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已经过去整整一年。这一年来，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可能是世界各地对《查理周刊》的声援。最流行的声援口号是 “我是查理”，表达对漫画家言论自由的支持。然而，“我是查理”口号本身也遭到了质疑和反对。在社交网络上，出现了数万个支持圣战分子的“我是库阿奇“（《查理周刊》袭击者的名字）口号。而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荣誉主席让·玛丽·勒庞则公开声称：“我不是查理，我是查理·马特！”查理·马特是公元8世纪法兰克王国宫相，他因为在732年的普瓦提埃战役中击败入侵的穆斯林军队而被视为欧洲文明的拯救者。

查理·马特和732年的普瓦提埃战役

公元8世纪的历史人物是怎样和21世纪的恐怖袭击事件产生联系呢？首先必须了解查理·马特的生平和事迹。查理·马特出生于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的一个贵族家庭，此时法兰克王国因为日耳曼民族流行的诸子平均继承制而分裂为多个小国。墨洛温王朝的王族早已没有王朝创始者克洛维的武勇和才干，大多深居宫中，不理政事，被称为“懒王”。各国实际权力由宫相掌握，查理·马特父亲就担任东部奥斯特拉西亚公国的宫相。公元714年查理继任宫相时年仅24岁，一上任就面临内部贵族叛乱和邻国入侵的挑战。但他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仅用五年时间就平定了内部叛乱，还彻底击败了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宫相，成为除了阿基坦公国之外大半个法兰克王国的实际统治者。

就在查理应付内忧外患的同时，倭马亚王朝统治下的阿拉伯帝国正从东方席卷而来。阿拉伯军队不仅占领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直到摩洛哥的马格里布地区，还以新皈信伊斯兰教的北非土著柏柏尔人为主力，于711年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入伊比利亚半岛。阿拉伯军队仅用八年时间就消灭了西哥特王国，于719年翻越比利牛斯山脉，攻入法兰克王国境内。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认为，阿拉伯军队在法兰克境内主要目的是劫掠而不是征服，他们像后来的维京海盗一样，其军事行动往往以抢劫收藏丰富的教堂和修道院为主要目标。当时阿拉伯军队的行军路线大致可以分为两条，第一条路线是从加泰罗尼亚出发，沿着地中海海岸线东进，再溯罗钠河而上深入法国东部内陆地区。而另一条路线则是从图卢兹沿加龙河顺流而下至波尔多，再北上抢掠富庶的卢瓦尔流域。阿拉伯军队在前一条路线的进展相对顺利，永久占领了高卢南部地中海沿岸的部分城市，兵锋最远曾抵达勃艮第。但后一条路线，阿拉伯军队则遭到了定都于图卢兹的阿基坦公国的顽强阻击，没有太大的进展。

730年，阿卜杜勒·拉赫曼升任安达卢斯总督，执掌阿拉伯帝国在伊比利亚半岛和高卢南部地区的军政大权。根据当时穆斯林编年史家的记载，阿卜杜勒·拉赫曼是一个聪明、勇敢且坚韧的军人。他曾担任高卢南部领地总督多年，虽然在721年图卢兹战役中被阿基坦公爵打败，但对整个法兰克地区有深入的了解。也许是为了洗刷战败之耻，阿卜杜勒·拉赫曼在升职后很快组织大军北征，这一次他连战连捷，先洗劫了波尔多城，后在野战中击败了阿基坦公爵。随着胜利的接踵而至，他把目标定在了卢瓦尔河畔图尔城，因为当地的圣马丁修道院拥有数量惊人的财富。阿基坦公爵厄德此时已经退无可退，不得不向查理求援。查理同意增援，三方军队在图尔至普瓦提埃之间形成对峙格局，有关法兰克前途和命运的决战就此爆发。

事实上，有关普瓦提埃战役，无论时间、地点和参战人数，史学界都有很大争议。虽然分属交战双方的多位编年史家都描述了这场战役，但由于目击者描述的缺乏和当时编年史家不重视事实考证的撰史风格，本次战役的许多细节至今仍有争论。法国史学家普遍认为这场战役发生在732年10月。双方军队在兵力和装备技术上都没有显著优势。唯一不同的是，法兰克军队以逸待劳，有地势之利和补给之便。阿卜杜勒·拉赫曼麾下的军队由来自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和来自北非的摩尔人混成，士兵总数上略占优势。不过他们远离本土，对地理环境不熟悉，而且携带大量掠夺来的辎重，行军缓慢。查理面对人数占据优势的穆斯林大军，采取了主力避战，小股骚扰，不断消耗阿拉伯军队的士气和耐心的策略。阿卜杜勒·拉赫曼决定主动进攻占据优势地形的法兰克军队。查理率法兰克军队正面抵抗阿拉伯军队的猛攻，厄德公爵率领阿基坦军队从侧翼出现，突袭敌军囤放补给品的后方营地。在正面混战中阿卜杜勒·拉赫曼阵亡，群龙无首的阿拉伯军在前后夹击下兵败如山倒，法兰克-阿基坦联军大获全胜。

普瓦提埃战役铸造“上帝之锤”

普瓦提埃战役遏制了阿拉伯在西欧扩张的势头，经由后世史家的解读和阐释，被看作基督教文明得以在伊斯兰扩张浪潮下幸存的关键战役。其中，18世纪的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在他看来，如果普瓦提埃战役获胜者是阿拉伯人，欧洲文明的面貌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阿拉伯人）胜利的行军路线从直布罗陀巨岩延至卢瓦尔河岸，增加了1000多英里；同样的距离也能把萨拉森人带到波兰的边界和苏格兰高地；比起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莱茵河的航运条件也不差，阿拉伯人的舰队可能不经海战就能驶入泰晤士河口。果真如此的话，也许现在牛津大学的教学内容就是《古兰经》，也许还要在讲坛上向行过割礼的学生们讲解穆罕默德启示的神圣性与真理性。”正是此类观点的流行，查理·马特在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成为法国极右翼政党的标志性历史人物，因为查理马特既象征着基督教文明面对伊斯兰文明的胜利，也象征着法国人对穆斯林入侵者的胜利和驱逐。当《查理周刊》惨案被证实是法国穆斯林移民后裔所为的时候，“我是查理·马特”的口号自然会紧随“我是查理”而出现。

然而，把查理·马特看成是基督教文明捍卫者可能只是传统史家的误解和当代政客的附会。近来历史学家找到越来越多的证据，逐渐倾向于将普瓦提埃战役看成是法兰克统一的关键之战而不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文明之争。首先，从当时的文献来看，法兰克人虽然把阿拉伯人视为威胁，但更多将其描述为武装劫掠者而非伊斯兰教传播者。第二，查理在普瓦提埃战役胜利后，并未急于收复南部被阿拉伯人占据的地中海沿岸领土，而是花费数十年时间渗透和控制原本独立的阿基坦王国，759年法兰克军队才收复阿拉伯人占领的南部城市，所以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鲁什认为法兰克的统一才是普瓦提埃战役的最大成果。第三，根据当时的描述，查理·马特经常没收新征服城市教堂或修道院的财物和教产作为战利品分配给下属和盟友，这在当时教会看来是异端行为。综上所述，查理·马特更多是一位追求现实利益的世俗君主而非基督文明的保卫者。

既然查理在普瓦提埃战役的胜利更多着眼于法兰克的统一，且对教会并不友好，为什么他还被看成是基督教文明的拯救者呢？这和当时西欧民众心态，政治形势以及后世的有意塑造都有关系。

普瓦提埃战役之前的一百年，是阿拉伯帝国快速扩张的黄金世纪。在这百年里，阿拉伯帝国从两河流域一直打到了比利牛斯山脉，把传统信奉基督教的黎凡特、埃及，马格里布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统统纳入其势力范围。面对阿拉伯帝国，当时基督教世界充斥着恐惧心理。虽然普瓦提埃战役前，基督教各国也获得多次胜利，但并未能扭转阿拉伯扩张的势头。普瓦提埃战役不但击毙安达卢斯总督，还迫使阿拉伯帝国从此停下扩张的脚步。这对当时西欧基督徒来说，起到了祛除恐惧，鼓舞士气的作用。因此，普瓦提埃战役成了当时欧洲编年史家眼中基督徒反败为胜的标志，查理也被赠予“上帝之锤”（Marteau de Dieu）的外号，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Martel在古法语有锤头的意思）的称号因此流传至今。

普瓦提埃战役促进了法兰克王国的巩固和统一的同时，也推动了加洛林家族和罗马教宗的同盟，这有利于查理·马特基督文明保卫者神话的形成。750年前后，罗马教宗为了应付伦巴德人的威胁，转而寻找外部同盟。普瓦提埃战役后的法兰克王国实力强大，是个很好的选择。教宗声称“谁为法兰克操劳，谁就是法兰克的主人”，支持查理·马特之子丕平取代墨洛温王朝的“懒王”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兰克国王。754年，教宗亲自前往巴黎北郊的圣德尼修道院，为丕平加冕。丕平也投桃报李，出兵意大利攻打伦巴德人，并把夺来的土地赠送给教宗，奠定了教皇国的基础，史称“丕平献土”。加洛林王朝和罗马教廷的合作让查理·马特掠夺教产的劣迹被淡化，而普瓦提埃战役却因为有利于巩固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而被宣扬。查理·马特作为基督文明保卫者形象从此奠基。

后世对查理·马特政治神话的再解读

987年，加洛林王朝被加佩王朝取代，但有关查理·马特的政治神话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发扬光大了。这是因为加佩王朝及其后续的瓦卢瓦王朝都将自己视为加洛林王朝的合法继承者而非取代者。在基督教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中世纪，各国国王都以虔诚自我标榜，如法国国王就自称“笃信王”（Sa majesté très chrétienne）。8世纪开始流行的查理·马特保卫基督文明的神话有助于从历史渊源上提高法国王权的地位和名誉，而查理·马特击退穆斯林军队入侵的史实为法国贵族参与十字军东征提供了依据，在他们眼中，普瓦提埃战役和十字军东征都是捍卫基督教信仰，用武力战胜异教徒的正义行为。信仰虔诚又热衷于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法王路易九世于1260年前后下令重新整修圣德尼修道院内查理·马特的陵墓和雕像，以示荣耀和尊崇。由法国王室授意编写，成书于15世纪的法国官方史书《法兰西大编年史》（Grandes Chroniques de France）也对查理·马特拯救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事迹大书特书。

近代以来，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查理·马特神话虽不能再为法国君主提供合法性依据，但他它却在欧洲知识界重新找到了市场。这和近代以来欧洲文明的崛起和伊斯兰文明的相对衰落有关，当时的欧洲学者在欧洲优越论的思潮下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将查理·马特视为欧洲文明得以保存的关键人物，除了前文提到的爱德华·吉本的著名假设外，伏尔泰也在《风俗论》中说“没有查理·马特和他的胜利，法国将是阿拉伯的一个省”。史学大师兰克则认为8世纪初是世界历史上的关键点，西欧基督诸国面对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偶像崇拜的萨克森人的夹击，已摇摇欲坠。万幸的是查理·马特挺身而出，力挽狂澜。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查理·马特在法国更是从书斋走向了大众，这是因为普法战争后，法国长时期面临德国的武力威胁，民族意识强烈。查理·马特被视为保卫法国和保卫欧洲文明的英雄，是爱国主义宣传的标志人物。732年的普瓦提埃战役因此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义务教育历史课的必修内容。另外，同时期法国对穆斯林地区的殖民征服也让查理·马特战胜穆斯林军队的历史得到广泛流传。

二战结束后，法德走向历史性和解，法国殖民地也开始纷纷独立，查理·马特的神话并没有终止。法国极右翼政治力量开始利用查理·马特形象来宣传其主张，这和70年代以来法国本土穆斯林移民团体不断壮大但很难融入法国社会有关。2002年国民阵线主席让·玛丽·勒庞参选标语之一就是“查理·马特732，勒庞2002”，暗示他们将效仿查理·马特，保卫法国，抵制穆斯林移民的“渗透”和“逆向殖民”。另一个青年右翼组织“有归属感的一代”（Génération identitaire）则每年10月在732年普瓦提埃战役战场举办纪念活动，还于2012年10月象征性地占领了普瓦提埃清真寺。2015年1月查理周刊血案和11月13日的巴黎袭击推动了法国社会思潮的右倾化，更扩大了查理·马特神话的影响。

在查理·马特和普瓦提埃战役的评价上，当代历史学家和公众之间为何存在如此巨大的鸿沟？也许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评价的那样：“尽管历史学家希望还原此战役的本来面目，但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它已被树立为一个象征。这场战役通过展现文明冲突并排斥另一个文明的方式，构建出法兰西民族，基督教文明以及欧洲人身份的意识形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