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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维乔的静坐健身:是怪力乱神,还是养生妙法?
1917年4月,毛泽东化名“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名文《体育之研究》。他认为,当前国势衰弱,武风不振,唯有提倡体育,通过运动增强国人体魄,才是救亡图存的不二法门。由此,他对流行的静坐健身法予以批判:“近有因是子者,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之也。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毛泽东在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便点名批评这位“因是子”,足以引起我们注意。这位“因是子”是谁?他的静坐健身法究竟有何奥妙?
蒋维乔对静坐养生的探索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别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人。前清秀才,后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曾一度参加反清活动,后退出。清末蒋维乔至上海,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参与编辑国文教科书长达十年之久。民国初年,蒋维乔受蔡元培邀请,在教育部任职,成为江苏省教育会骨干。1922年,蒋维乔先后担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代理东南大学校长,可谓江苏教育界权倾一时的人物。国民党执政后,将江苏省教育视为“学阀团体”予以解散。蒋维乔告别政坛,转而从教。从1929年起,担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等职,直到1950年辞职。蒋维乔一生在政学两界多有建树,但真正使其广为人知的却是“静坐法”。1914年,蒋维乔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因是子静坐法》,一时间行销海内,至今仍不断再版,说其百年而不衰,并非虚言。
蒋维乔少年时代体弱多病,是蒋维乔探索静坐养生的动因。据其描述,他年少时形销骨立,经常患病,体质极度虚弱,绝望中发现一卷古代医书《医方集解》,逐步探索静坐养生之学,遂身体渐好。年长以后,抛弃静坐习惯,加之酒食征逐,纵欲过度,最后被传染成肺病,咳嗽吐血,几至于死。最后,蒋维乔决心闭门不出,不问世事,独居修行静坐。他每天静坐四次,每次一两个小时。据其自述,坚持三个月后,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奇怪的现象。腹部热力增加并持续震动,最后热力从腹部沿脊椎冲击后脑,连续震动长达八十五天。八十五天之后,俨然脱胎换骨,所有病状一朝痊愈。蒋维乔之前步行半里尚觉疲乏,如今半日行走九十余里亦不觉累。由此,蒋维乔将自己的静坐心得写成书,向世人传授此法。
闭关八十五天修炼静坐,其后身体素质产生质的飞跃,听起来似乎是武侠小说的情节,颇有不可思议的味道。不过,按照蒋维乔的说法,其静坐法并非迷信,而是有“科学”根据。蒋维乔认为,人之所以会生病,在于血液循环的不畅通。人体的一半血液淤积于腹部,停滞不动,若不能使其参与全身的血液循环,便会产生各种疾病。因此,静坐就是集中精力于丹田,通过闭目调息,最终将腹部的淤血逼出,使其重返心脏,参与全身血液循环,达到治病防病的目的。用现代医学知识衡量,蒋维乔的学说是否正确另当别论。但是,在民国初年那个医疗条件水平较差,卫生知识并未普及,民众寿命普遍较短的时代,这样一种简单易行的养生学说很容易广泛传播,成为众人争相修行的方法。据蒋维乔自己说:“此书行销数十万册。书出版后,购者络绎不绝,近则各省,远至南洋,无处不有学习之人。”
静坐养生法的广泛传播
静坐养生法在北大的传播,便是反映其在知识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绝佳案例。1917年11月18日,任职于教育部的蒋维乔受北大邀请演讲静坐法。学生对其学说极为佩服,遂开始筹组北京大学静坐会。静坐会由北大学生计照、雷国能发起,以修养身心为宗旨,以三个月为一周期,在蒋维乔的指导下演习静坐。静坐活动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积极支持,提供法科大讲堂作为集会之所,并在各宿舍添设静坐室,一时参加者达三百余人。静坐会不但实践静坐,还开设养生讲座。1918年5月,《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通告,每星期一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开会,由蒋维乔演讲长寿哲学、儒家道家佛家修养法等等。
从当时的资料来看,当时的北大学生对养生之学颇为关注,学习静坐养生法非常踊跃。北大的养生讲座之后采取问答的形式,学生提问,蒋维乔解惑,问答最后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如有学生问:抚摩小腹使排泄通畅的方法是什么?蒋维乔答:用右手放在小腹之上,从右向左顺大肠回旋之势,循环摩擦适度为止。还有学生问:我的肚子为什么经常鸣叫?蒋维乔答:食物没有消化,在胃肠内发酵的缘故。还有学生问:怎样修炼不用吃早饭的功法?……北大静坐会诞生于五四时期,全国最高学府学生岌岌于养生热,而且发问如此可笑,似乎与我们今天印象中五四时期提倡“民主”、“科学”的北大迥异。
《北京大学日刊》当然,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是新文化旗手的聚集地。蒋维乔在北大提倡养生,宣传气功,当然会引起新文化运动诸君的不满。在他们看来,蒋维乔讲静坐法,只是附会“细胞”、“血轮”、“循环”等科学术语而已,本质上仍是传统中医的经脉说,并带有道家养生的神秘色彩,实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逆时代潮流而动。五四时期提倡体育、尚武,批判传统中国“静的文明”,蒋维乔却在宣扬剧烈运动不适合东方人的体质,显然也是一种“政治不正确”。由此,鲁迅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讽刺蒋维乔,说他是“讲鬼话,把科学东扯西拉,让科学也带了妖气。”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也认为因是子静坐法“予未敢效之”也。不过,批判归批判。五四以后,静坐养生法虽然不再如之前风行,却影响了许多人。从许多名人的回忆录中,都可见其修炼的记录。
郭沫若、钱穆、蔡尚思在民国时期都有学习过“静坐养生功”的经历。近人如饶宗颐说:“自十四岁起,我学‘因是子静坐法’,我早上会沐浴和静坐,然后散步,晚上九时必宽衣就寝。我的饮食起居都很随便,中餐西餐,难过北土我都能适应。”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年轻时则直接受蒋维乔指导,回忆道:“我这次在上海很得意的一件事,也是终生受益的事,现在可以直说了,就是我学了气功。因为跟蒋先生学习气功,我在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都得到了习练,确实是受用无穷。”以上所提诸人,皆登高龄。由此可见,运动与静坐的养生效果,孰优孰劣确实值得疑问。如周有光老先生,年轻时身体差,亦从来不运动,如今却可以活到111岁。相比之下,那些夺取锦标的运动员们,尤其是长年从事高强度体育训练者,似乎未必都能长生。
从静坐养生到追求幻象
当然,蒋维乔的“静坐养生法”,虽然在知识界流传甚广,却受到宗教界的严厉批评。当时不少高僧告诫世人,勿学其法。佛家也主张静坐,但认为其目的是修心。如果以道家气功学说为基础,而不依佛法,容易流于外道。所谓流于外道,即修习静坐养生的程度越深,便越可能接近危险之境,陷入怪力乱神状态和神秘主义。事实正是如此,蒋维乔通过静坐达到养生强身的目的后,便似乎开始痴迷于静坐所带来的种种“美妙”体验,追求精神上的奇妙境界和诡异幻象。他留下的种种记述,今天看来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甚至恐怖。
我们看蒋维乔对修炼静坐养生功的记述:“夜半起坐,胸间突突跳动,口津特多;一连几夕,跳动更甚,动力直上两眉中间,自觉发出红光,后直达于顶,盘旋久之,即似电线烧行全身,穿过两手两足,历一分钟,突然在眉间停止。”“某夕,动力在中宫(胸腹交界)层画平面螺旋形圈,直径约二寸,从中心画向外周,先左旋转,次右旋,旋转次数均是三十六。于是移至小腹皮层,照样左右画圈,旋转次数也是三十六,又上移至胸间,左右画圈次数也是三十六……”历经各种奇妙诡异的气息震动之后,幻象开始出现:“四肢动作方罢,忽觉头部扩大,上半身也随之而大,高及丈余。头忽后仰,胸部也扩大,如大虚空,忽有前俯,背部也扩大如虚空,这时的我,觉得只有下半身而没有上半身,身心都空,非常愉快。”
蒋维乔日记中对静坐的记录按照佛家的观点,蒋维乔所描述的由静坐而得的神奇境界,兴妖作怪之事,实际都是妄相的反应。不过,蒋维乔颇沉迷于此种精神体验,并且希望更上一层楼,于54岁时开始学习密宗。他对修习密宗“开顶”的描述,更令人匪夷所思。据其记述,1937年4月1日,他到南京毗卢寺跟随所谓上师研习开顶术。修习之前,每人剃去头顶之发,留出一小圆形空地。修习为闭门,需十数日,念诵数十万遍金刚咒。念咒结束,上师引导到修行者到讲坛修法。这个修法主要是调动气息,想象头顶有“无量寿佛”,身体从下身到头顶有一脉管,丹田内有一明珠,用意念将其提升,从顶门冲出。在上师的引导下,修行者喊叫声嘶力竭,大汗淋漓,呼唤所谓明珠出顶。据称第十几日后,感觉头骨涨裂,颈部开裂,全身经脉已经打通。到第十五日,感觉顶门已有空隙。上师在明亮处,传唤蒋维乔前去开顶,在头顶插草棍,瞬间被吸入脑中,头皮却不破,即所谓实现开顶。开顶之后,蒋维乔经历了更严重的幻觉体验:“入静后,全身放光甚明,自觉好像没有头部,只是透明的光。入境后,全身放光,更为白亮,上下四围,彻底通明,有如探海灯之四射,神识游行空中。”
如果说蒋维乔这些发表在公开出版物上的静坐报告,真实性有待检验,那么他在私人日记中也详细记载了这些现象。翻阅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十卷本《蒋维乔日记》可知,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神秘体验的记载,甚至达到经年累月的程度。蒋维乔的日记,属于流水账形式,并非胡适日记那种专门用来写给后人看的作品。按理说他没必要造假,也不可能不厌其烦经年累月地写假日记。只是这些记录太过诡异,难以验证。不过,好在蒋维乔是一个只追求个人精神幻象的人,并不建议其他人模仿,教他人静坐仅止于强身健体。这就使蒋维乔与后来1980年代形形色色的气功大师们,有了本质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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