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塔利班有可能变温和，但遏制极端组织挑衅是难题

伴随阿富汗塔利班以无法预料的摧枯拉朽之势占领喀布尔，阿富汗局势的发展并未因塔利班的速战速决而变得明朗。阿富汗形势也一如既往地考验着世界的智慧，因为它再次把一系列难以解释和判断的谜团抛给了世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的仓皇败退、阿富汗政府和军队溃不成军、塔利班多重面孔的重重迷雾、国际舆论对塔利班认知的观念分裂，都使得21世纪的世界政治充满了魔幻色彩。

在此过程中，笔者作为长期从事中东研究尤其是伊斯兰问题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在和媒体频繁互动的过程中，不仅在如何解释塔利班问题上不断遭逢“知识赤字”的挑战，也遭遇了如何评价塔利班及其对国际体系影响的政治伦理困惑。

所以作者在这里主要从伊斯兰政治思潮的角度对阿富汗塔利班进行讨论，但并不把这些思考作为一种成熟的定论。希望这种讨论有助于认识塔利班的复杂性及其未来走向。

塔利班卷土重来、二次入主喀布尔，一方面重申“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国家定位，一方面不断展现包容、温和的形象改变。这些到底是塔利班“新瓶装旧酒”的权宜之计，还是会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现行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世俗化的国际体系又该如何接纳“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这种特殊国家？这是否西方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世俗化的民族国家体系已经被撕开了缺口？这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

当代的伊斯兰政治思潮基本可以划分为伊斯兰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教派主义，这里主要结合这些思潮对塔利班进行认识和讨论。

塔利班的伊斯兰主义本色很难改变

伊斯兰主义是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底色，塔利班的温和化不会超出坚持伊斯兰主义立场的底线，阿富汗国家建设的定位也取决于此。

就以往学界形成的共识而言，塔利班首先是伊斯兰主义（Islamism）组织，西方也称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其基本宗旨是反对西方化、反对世俗化，主张返回伊斯兰教的原初教旨、变革现存的世界秩序、推翻现存的世俗政权，建立由宗教领袖或教法学者统治的、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和秩序。在政治上主张建立体现“真主意志”的伊斯兰国家；在经济上主张实行社会公正、平等和正义，反对西方的经济制度；在法律上主张以伊斯兰教法替代受西方影响制定的世俗法律体系；在文化上反对西方化、世俗化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

在1996—2001年塔利班统治时期，阿富汗全面推行所谓的“伊斯兰化政策”，在宗教上严格遵循一神论，反对多神论和偶像崇拜；在政治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政体。在社会文化领域，塔利班宣布取消各种文化和娱乐活动；男子必须留胡子，妇女出门要戴面纱、穿大袍；妇女不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更被取消参加工作和接受教育的权利。在法律领域，塔利班以严刑峻法处置违反伊斯兰教法者。在宗教生活中，塔利班极力贯彻一整套刻板的清规戒律，强调遵循宗教教条，反对一切形式的科学技术及世俗文化和教育。塔利班这些政策的基础都是伊斯兰主义，只不过它在坚持这些主张和政策方面，比穆斯林兄弟会等传统伊斯兰主义组织更保守、极端，进而走向了下文要讨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伊斯兰主义是塔利班的基本底色，它不会在这一意识形态定位上后退和妥协，这是它把国家名称定位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原因所在。在其最近的政策宣示中，塔利班多次强调要实行伊斯兰统治、不会采纳西方民主、强调在伊斯兰教法框架内赋予妇女权利，都是对伊斯兰主义这一核心意识形态的坚持。

塔利班可能转向温和化，也面临严峻挑战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伊斯兰极端主义”争议性在于它往往被视为含有歧视倾向的意识形态术语，容易引起误解尤其是穆斯林的不满。尽管伊斯兰极端主义绝非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但它确实又与伊斯兰教存在着曲折的关联性，即伊斯兰极端主义是扭曲和滥用伊斯兰教的一种宗教极端主义。因此，除了使用“伊斯兰极端主义”这一并不合适的术语外，又实在没有其他更合适的术语。需要说明的是，使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概念，绝没有对伊斯兰教、伊斯兰文明以及穆斯林群体的任何偏见。

伊斯兰主义有温和派与极端派之分，尽管两者的共同目标都是重建伊斯兰教法统治下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社会与伊斯兰秩序。但二者的区别在于在实现路径不同，温和派主张采取合法斗争的和平方式，极端派主张采取合法斗争与暴力斗争相结合的方式，甚至滑向恐怖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当代伊斯兰主义中持激进或极端主张的思想观点、政治与社会主张的总称，背离宗教的和平本质，以宗教名义进行暴力恐怖活动，构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本质特征。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联系也在于此，即通过扭曲伊斯兰教教义以及伊斯兰政治思潮为恐怖主义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和社会动员手段。

伊斯兰极端主义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明显的政治性。伊斯兰极端主义绝不是宗教，它在本质上具有反宗教的特征，完全背离伊斯兰教的和平与中正精神，因此它是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极端政治思想、政治组织和实践运动。

其次，强烈的排他性和暴力性。宗教极端主义的排他性是绝对的，一切不符合其主张的都绝对地排斥，并采取一切手段予以摧毁或消灭。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仅排斥所谓非伊斯兰的文化、社会制度，而且对不同意其极端主张的穆斯林也视为“叛教者”加以无情杀戮，这种非此即彼、排斥异己的思想和做法完全背离了伊斯兰教的“中道精神”。

最后，极强的欺骗性。伊斯兰极端主义为进行社会动员，争取宗教信众支持，往往以净化信仰、正本清源和复兴伊斯兰教为名进行欺骗性宣传，使不明是非的宗教群众成为其实现政治目的工具和牺牲品。

塔利班在1996—2001年的政策实践，基本上在坚持伊斯兰主义的基础上走向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尤其是塔利班采取的炸毁巴米扬大佛、频繁发动暴力恐怖袭击、施行残酷的伊斯兰刑罚、袒护“基地”组织并与其合流等做法。

当前，塔利班的温和化主要是改变过去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即有可能放弃过去的一些极端做法，但也面临如何在内部统一共识，弥合强硬派和温和派分歧的挑战。在外部，塔利班则面临与极端组织切割（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基地”组织），遏制极端组织挑衅和扩张（如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挑战。

当前有关阿富汗塔利班的舆论呈现分裂态势，一种认为塔利班正在发生变化，朝着温和化方向改变，已经不再是20年前的塔利班；另外一种认为塔利班在本质上很难改变，当前他们所做的承诺更多是一种策略上的选择。这种舆论恰恰反映了当前塔利班所面临的困境——它在本质上是否发生了改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

最近，新闻报道也反映了塔利班内部存在分歧，一方面主流的塔利班不断强调温和、包容、宽恕、赦免等政治话语和政策主张；另一方面，塔利班侵害妇女权利、清算前政权官员、用残忍手段杀害世俗化人士等报道仍时有出现，这不仅反映了其内部强硬派和温和派的分歧，也反映了塔利班如何在维护既有伊斯兰主义底色和去除极端主义之间进行平衡的困境。

塔利班很难摒弃教派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产生于近代，其核心主张是所有的穆斯林都属于一个“穆斯林共同体”——乌玛，号召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拥戴一位共同的哈里发，建立一个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伊斯兰国家。

在近代，以重建“乌玛”为目标的泛伊斯兰主义构成了穆斯林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思想武器，并号召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圣战”。当代的泛伊斯兰主义已基本上放弃重建哈里发制度的目标，而主要致力于加强伊斯兰国家联合。从伊斯兰文明历史演进角度看，重建“乌玛”的实践是一个逐步弱化的过程，尤其是近代以来奥斯曼帝国瓦解和哈里发制度废除后，经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殖民化进程建立的穆斯林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泛伊斯兰主义在内的各种伊斯兰思潮均把重建乌玛作为其政治理想。但是，残酷的现实是，以宗教政治共同体取代现行的民族国家已不具现实可能性，伊斯兰世界已分化为57个国家（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一个阿拉伯民族建立了22个民族国家的现实，伊斯兰世界内部复杂的教派矛盾和领土边界矛盾，也决定了重建伊斯兰乌玛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更加复杂的现实是，重建“乌玛”往往是某些伊斯兰国家或伊斯兰势力，为给自身利益诉求赋予宗教合法性而加以滥用的工具性口号。伊斯兰极端主义尤其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都强调重建“乌玛”，但重建“乌玛”只是极端组织确立自身宗教合法性和进行政治动员的旗号，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重建“乌玛”这一乌托邦式的幻想吸引穆斯林加入极端组织，它关心的并非穆斯林共同体的重建。

泛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目标，在许多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极端组织那里表现为重建“哈里发国家”，但在思想认识和重视程度上却存在明显差异。例如，穆斯林兄弟会认为建立“哈里发国家”是一个长期目标而非近期目标，因此它在实践方面对重建哈里发国家的态度“相对淡漠”。本·拉登把“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视为建立“哈里发国家”的前奏，但他同时却悲观地认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无法看到这个国家。

而“伊斯兰国”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追求实现建立“哈里发国家”的目标，并强调立即付诸实施。“伊斯兰国”的三代领导人都把建立“哈里发国家”作为其最高目标。“伊斯兰国”的创始人多次宣称建立哈里发国家是“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战略目标。即使在2006年前后“伊拉克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的前身）发展严重受挫的情况下，它依然毫不动摇地坚持其“建国”目标。因此，在追求“建国”方面，“伊斯兰国”的坚定性远远超过了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其他极端组织。

当前，阿富汗塔利班称自己的国家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这个名称有明显的宗教定位，但这不是伊斯兰历史上的哈里发国家。在伊斯兰传统中，酋长国等于是统一的伊斯兰哈里发国家的地方政权。就目前而言，塔利班对“伊斯兰酋长国”的性质主要是基于前述伊斯兰主义的定位，即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但对于“伊斯兰酋长国”与“哈里发国家”或“穆斯林共同体”（乌玛）的关系，塔利班并无清楚的认识。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在于塔利班领导层的宗教层阶（多为较低的毛拉），加之受到普什图地方部落文化的影响，塔利班对伊斯兰共同体的事业并无多少关心。

从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塔利班对什叶派的排斥来看，塔利班的思想和行为还涉及教派主义。教派主义泛指宗教和教派认同被政治化的过程，中东政治中的教派主义在于许多政治行为体（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基于教派关系进行战略决策，通过塑造教派认同、强化教派矛盾、制造教派冲突实现政治利益。

“基地”组织一直提倡所谓的“泛伊斯兰”团结，强调其圣战的对象是“叛教者”、腐败变质的阿拉伯政权以及美国及其盟友。本·拉登一直强调穆斯林应当共同行动，避免教派内部的互相残杀，打击共同的西方敌人。但“伊斯兰国”特别强调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对立，主张其首要攻击目标是作为“叛教者”的什叶派穆斯林。在“伊斯兰国”的奠基者扎卡维看来，什叶派对逊尼派的仇恨无法消除，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战斗赢得对什叶派的胜利。扎卡维的反什叶派思想构成了“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其继任者所继承。

总之，对待什叶派态度和行动策略的不同，构成了“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分歧。对待什叶派的极端态度和激进立场，煽动教派矛盾和教派冲突，构成“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典型特征。在当今中东教派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伊斯兰国”刻意强调教派对立和教派仇恨的做法，一方面反映了它利用教派冲突争取逊尼派支持，进而扩大其社会基础的机会主义图谋，另一方面也对恶化教派关系、加剧教派冲突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就塔利班而言，塔利班对阿富汗国内的教派政策应该介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之间。在教派问题上，塔利班对以哈扎拉族为主体的什叶派，过去曾有过极端排斥和滥施暴力的做法，但塔利班对在宗教礼仪方面相对自由的苏菲派并不过分反对。

从塔利班未来转型的角度看，为了扩大民意基础，尤其是争取信奉什叶派的哈扎拉族的支持，有利于其塑造谋求教派和民族和解的温和形象，所以塔利班有望在对待什叶派的问题上转向温和。但是，在阿富汗活动的“伊斯兰国”不断制造针对什叶派的暴力恐怖袭击，既有通过制造教派冲突进行政治扩张的诉求，也不利于阿富汗的教派、民族和解。这显然也是塔利班必须面对的难题。

塔利班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面临的挑战

综合前文所述，从伊斯兰政治思潮的角度看，塔利班将继续坚持其伊斯兰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底色；弃绝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此基础上实现温和化，可能是塔利班在主客观因素推动下的选择，但仍面临内外压力和挑战；对于泛伊斯兰主义而言，塔利班没有什么抱负，它作为“伊斯兰酋长国”这一地方性伊斯兰政权，并无建立“哈里发国家”的政治宏愿；在教派主义方面，塔利班有望软化教派主义，但也面对“伊斯兰国”的挑战和内部分歧。

伊斯兰主义的核心思想是重建“伊斯兰国家”，其基本内涵是反对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主张重建政教合一、贯彻伊斯兰教法、体现“真主主权”的国家。在现行联合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下，国际体系和主权国家的世俗化、民族化是近代以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基本特征。但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就对现行国际体系发起了挑战，而塔利班建立的“伊斯兰酋长国”再次凸显了伊斯兰主义国家观及其实践对国际体系的冲击，“伊斯兰酋长国”的内部国家身份是伊斯兰主义主张的“伊斯兰国家”，而其外在国家身份在联合国框架内即民族国家体系内如何确定，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字游戏，这在当前的困惑便是国际社会如何承认塔利班，以及在塔利班改造到何种制度状况才具备联合国成员国的国际身份。这在本质上是西方建构的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际体系与伊斯兰体系之间张力的表现。内部伊斯兰国家与外部“民族国家”的双重身份能否实现对接既是塔利班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的问题。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