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专题︱马婧：《陈书》点校本出版始末

1963年10月25日，吴则虞、顾颉刚、卢振华、唐长孺、汪绍楹、王永兴、孙毓棠、刘节、刘迺和、罗继祖、邓广铭、冯家昇、傅乐焕、翁独健、郑天挺等诸先生，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离开熟悉的办公桌，齐聚北京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开始了共同点校“二十四史”的“翠微校史”时光。这其中，并没有《陈书》点校者张维华先生。系统整理“二十四史”，是1958年2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7月《资治通鉴》标点工作完成之后，以国家意志支持进行的重要项目。中华书局具体负责总其事，组织学界人士共同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其中的“普通本”供一般读者使用，成果即今之标点本。在《标点“二十四史”（普通本）约稿计划》中，宋齐梁陈四史及《南史》，“预计完成标点整理时间”为1959年，标点整理者为“拟约上海史学会”，并经粘贴改为“山东大学历史系”。由此，《陈书》等各史早在1958年即订下计划，预计次年由山东大学完成。

然而受制于各方条件，实际进度远远落后于计划。1961年5月，赵守俨先生赴武汉、济南调研，南朝五史不同于他史，“人力安排上是一人专搞一史，不是集体搞。王仲荦担任《南齐书》、卢振华担任《梁书》。明年华山、韩连琪也可参加《宋书》、《南史》的校点工作”。《陈书》作为“二十四史”中部头最小的一部，未明确提及承担者，只说“《陈书》明年上半年可完成”。正是在这次调研中，承担整理工作的王仲荦、卢振华二先生自己提出，“两史（《南齐书》《梁书》）校点工作大致就绪后，最好能到北京和我们共同工作一个时期，以便于统一双方意见、及时解决问题”（中华书局总编室《业务情况》1961年第10号），成为日后调京工作的开端。此后，随着书局给齐燕铭、周扬《关于建议将参加点校者调京集中工作的报告》落地，1963年秋，多位学者借调进京，成就翠微校史佳话。

不过在1963年9、10月间的这次借调中，日后承担《陈书》点校工作的张维华先生并未到京。张维华先生（1902—1987），号西山，山东寿光人，家境贫寒。小学中学在教会学校就读，娴习外语。1928年齐鲁大学毕业，曾留校工作，两年后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所撰毕业论文《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传注释》得洪业先生赏识，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任教于齐鲁大学，受顾颉刚先生之邀参加禹贡学会，协助编辑《禹贡》杂志，后在成都与顾颉刚共同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工作。解放初担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国学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长期任教于山东大学，在山东大学八大教授中唯一具有硕士学位。曾任中国古代史研究室主任，后经营设立中西交通研究室，指导有关方向研究生。作为一位专业与行政兼长的知名学者，考虑当时的一些特殊情况，张先生并不在首先借调之列。

张维华先生

1963年10月前，教育部曾两次发文，借调山东大学有关先生。一次是“62教人师调字第30号”，时在1962年1月，“来函商借你校王仲荦教授和卢振华付教授去该局工作半年”，第二次是“63教二蒋旭字第1148号”，时在1963年7月，借调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来京校点，“三人可不必同时来京”，两次借调都没有强调张维华先生立即到岗。张维华先生于1962年1月尚为右派身份，1963年6月则刚摘帽不久。从金灿然、赵守俨1962年8月向周扬、齐燕铭提交的《对于“二十四史”工作安排的建议》可知，当时已确定《南齐书》“王仲荦负责”、《梁书》“卢振华负责”，“以上两史原定在63年暑假完成，希望如期交稿”。《陈书》“张维华负责”，强调“原定63年秋完成，希望如期交稿”。到1963年5月6日，更进一步确定了《陈书》等“南朝五史”的校点编辑团队，“南朝五史”的校点负责人为“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责任编辑为“吴翊如、贺次君”，五史计划“64年完成”，而《陈书》“未动”。

金灿然《关于“二十四史”的工作安排谈话纪要》（1963.5.6)

《陈书》未动然而又未借调张维华先生的个中缘由，可从1963年10月25日《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的人员情况》（仅供领导参考）中窥见：

张维华：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划为右派，已摘帽子。治两汉史和明史，著有《中国长城建置考》（排印中）、《论汉武帝》等书。现在校点《陈书》，因该史篇幅较少（约20万字），且本人有教学任务，暂时没有来京，在学校里以业余时间从事校点。

《陈书》：即可着手校点，明年之内可付排。

《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的人员情况》（仅供领导参考）（1963.10.25）

然而经权衡，书局在三天之后报中宣部干部处留底的《校点“二十四史”借调人员名单》草稿中，终于划去了“不来京在校工作”的备注，改为“或于明年下半年来京”，并按当前实际情形圈去了借调时间“64年7月”。

《校点“二十四史”借调人员名单》草稿（1963.10.28）

于是从1963年摘帽后到1964年上半年，张维华先生一直仍在山东大学任教，教学任务是接续童书业先生的先秦史课讲秦汉史，1963年10月到1964年4月间，为历史系毕业班学生系统讲授“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史”。据邹逸麟先生回忆张先生的课堂风采：

张先生讲课底气十足，声音响亮，一口山东普通话，乡音很重，上课时嘴上香烟不断，一支接着一支，一进课堂，就不必再用火柴。烟灰落在前胸，也不掸去，思想高度集中。课程内容丰富，听来很有收获，所以有一时我很想搞明清史，在校时曾注意过明代的朝贡贸易问题，这完全是受张先生课的影响。（《“八马同槽”时代的山东大学历史系》）

张维华先生实际赴京，并未晚到1964年7月，而是在4月的毕业班课程结束后，便立即动身，于是参加了5月5日上午于中华书局召开的《陈书》座谈会。此次小型专题会，由萧项平、赵守俨召集，王仲荦、卢振华也参加，讨论了《陈书》点校的底本选择、异体字避讳字处理等问题。赵守俨先生并且简略介绍了“二十四史”标点使用办法举例、校勘记撰写，谈了有关工作方法的意见。底本选择上，张先生最初主张用殿本，“后来决定仍用百衲本作底本，用殿本和金陵局本通校，而且张先生自愿担任殿本与百衲本的通校工作，以便摸清两种版本的优劣”。异文、异体字及避讳字是否需要统一和改正，需慎重，要查明情况及沿革。张维华先生对工作的感受，在1964年5月下半月书局有关人员的工作汇报中有详细记载：

张维华先生在谈话中曾一再表示，这一工作需要细致的搞，时间也需要从容一些。大有学校给他的时间不够之感。虽未明说，我有这样的感觉。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5月下半月）

6月中旬以来，《陈书》的工作情况则是：

张维华先生，在进行殿本版本对校后，即进行他校。截至目前为止，对前人成果的摘录条数已达数百，其中除张元济、张森楷等校记外，以《十七史商榷》为多。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6月中旬至下旬）

张先生对待点校工作的态度也有一变化的过程。起初，虽然“曾说这种琐细的校点工作‘丈夫不为’”，但一旦接手，仍然认真从事。他关注的是学术问题的解决，工作了几月之后，甚至认为“应该不限于校点，还要搞注释，以求彻底解决问题”。对校点工作的认识有大幅改变：

他一再说这一工作非常细致，与教书不同，不作这一工作不能体会其中甘苦，前人校史也没有这样逐字逐句的做过，他说他半生以来读书，没有这两个月来的读书之细致，收获相当大。（《“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7.8）

这样到1964年7月8日，经历两个月的集中工作，《陈书》点校进展显著：

张维华现在与《南史》对校，他已校完的有殿本《陈书》、《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张元济张森楷等校勘记、《魏晋南北朝百三家集》，以及现在进行的《南史》等，打算再校《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约十种书也就差不多了。（《“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7.8）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7.8）

时已暑假，“因为抽调的人都来自学校，所以，仍然执行寒暑假休假制度，每逢放假，组内同人回家前，中华书局都代为购好车票，并一一送上火车”，日后罗继祖先生这样回忆（《翠微校史的日子里——罗继祖谈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不过张维华先生没走，继续集中精力工作，直至十月返校上课前：

张维华先生的《陈书》工作，暑假期间校完了《南史》和《梁书》，《通鉴》也快完了，他说《通鉴》完了已进行了七种书的校勘工作，差不多了，至于罗振玉的《五史校议》以北朝为主，不打算再校了。他计划明年来时再用一个月时间校《册府元龟》，校勘工作就算完了。写校记工作打算用三个月时间，最多明年九月前可以完成。至于标点工作他已通看了一遍，提行分段问题也搞好了，他建议再买一部百衲本《陈书》准备作过录用。（《“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9.5）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9.5）

点校者张维华先生的工作集中而高效，责任编辑的工作也渐次展开。此前曾有安排，责任编辑为吴翊如、贺次君两位先生，惜所做工作不可详考，只能从宋云彬先生1965年12月31日日记的只言片语中略窥一二：“此校样（《陈书》）曾经贺次君校过，相当精细。”而宋云彬先生的责编工作，从1965年7月开始。《宋云彬日记》明确记载：“二日，晴。开始看张维华校点之《陈书》。”此后，时见《宋云彬日记》中的有关记录。除第一卷始于7月2日，毕于12日，其后以每卷一两天的速度推进，皆先看校点稿，后写定校勘记，进展颇速：

（七月）三日，阴，时有阵雨，天气转凉。上午，开始把前已改定的《陈书》点校稿及校勘记重新看一遍。

（八月）二十六日，晴。复看《陈书》点校稿已近全书百分之六十矣。

（八月）三十日，阴转晴。上下午均在局工作。将已加工完毕的《陈书》二十二卷面交张维华。

（九月）十六日 阴转晴。上下午均在局工作。《陈书》点校稿后一部分已审阅完毕，面交张维华。

（九月）十八日，晴。上午，在局工作。张维华交回《陈书》点校稿八卷。

（十月）五日，晴。照常在局工作。《陈书》点校稿已全部看毕，即付发付排校矣。

（十月）十一日，晴。下午，与王仲荦、张维华商讨《南齐书》、《陈书》的排样格式及校点方面诸问题。

1965年8月30日和9月16日，宋云彬先生向张维华先生先后两次返回了稿件，而《陈书》点校本全稿的发排，在10月5日宋云彬先生加工完毕后。《宋云彬日记》中再往后涉及《陈书》的内容，便是始于1965年12月31日的看校样的记载了。其间工作组织，仍是宋云彬先生看完校样后，请张维华先生再校一遍。至1966年6月9日，“晴，《陈书》正文全部校样由宋茂华复校毕，付型”，成为《宋云彬日记》中有关“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最后一条记录。可知除张维华、宋云彬两先生外，校对过《陈书》的还有贺次君、宋茂华两位。至此，宋云彬先生的《陈书》编辑工作，共历时十一月有余。工作之余，校点同人也曾互访或携手畅游。宋云彬先生1965年9月23日记：“晚，赴西北楼看张维华。”10月3日记：“下午，与张维华、唐长孺、王仲荦等游陶然亭。晚上，张维华等在丰泽园请客，饮陈绍酒，极好。”

《陈书》总计三十六卷，在6月日渐喧闹的时局中，正文全部付型，张维华先生由学校电召返回，此外还有出版说明未定，更多由书局统筹处理了。早在1965年9月9日，王仲荦先生曾撰成《陈书》出版说明，交宋云彬先生。1966年4月29日、30日，宋云彬先生曾两度“准备改写《陈书》出版说明”，然终于还是放下。1966年5、6月间，中华书局在上级有关精神指示下，宣布停止业务工作，进行政治学习，借调来局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专家陆续返回原单位。《陈书》和《南齐书》等几史皆处于正文付型未印并缺出版说明的状态，“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暂且搁置。但在1967年，工作有短暂恢复，按照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的戚本禹的指示，中华书局可以继续点校“二十四史”，并开始督促各史出版进度。5月10日书局制订了《关于组织出版“二十四史”的工作计划》，“已付型三种（《南齐书》、《陈书》、《周书》），尚缺序言，预计八月完成，年内出版”，12月书局向戚本禹及中央文革小组递交的《“二十四史”整理校点工作进度表》“陈书”栏备注“已付型，补写出版说明后即可付印”。然而有关工作随戚本禹被隔离审查而中止。

“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再出发，是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进行的。1971年2月，周恩来总理向出版口提出了恢复出书的要求，特别提到“‘二十四史’还要修改吗”。4月2日，姚文元在请示毛泽东主席并获批示同意后，致信周恩来总理，重提“二十四史”点校事宜，指出“二十四史”只出版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种，其他都未印出，此次出版会议可否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资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此事已请示过主席，主席批示同意”。周恩来总理当天即批示，“二十四史”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4月25日，中华书局汇总此前多方了解的情况，撰成《整理校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初步设想（供讨论参考）》，提出再行借调，由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工进行。5月3日，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根据中华书局上报的有关材料，向中央提交了《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5月14日，这一报告得到周总理亲自审阅修改，毛泽东主席批示“同意”，由此开启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二次大规模整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工作。

《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1971.5.14）

按照这一报告，《陈书》准备在1971年年内付印出版。据当年的一份“北京各史进度”档案，《陈书》出版时间进一步明确为“71年底出书（最迟明年一月）”。《陈书》等三史正文早在1966年即已付型，1971年8月28日书局给出版口领导小组的进度汇报云：“年内付印，为了利用原来纸型，可改可不改的，不改。”纸型，是用特制的纸覆盖在排好的铅版上，压制成的阴文纸质模型，以供印刷。如果内容有较大变动，需重新捡活字、排版、制型，成本和出版进度必然大受影响。当时形势对出版物内容的要求，更多体现在了《出版说明》上。《出版说明》的撰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当时的形势下，尤其体现了工作的政治倾向性，“二十四史”甚至一度准备采用统一撰写的一份《出版说明》，后又改为分史撰写。《陈书》和《梁书》皆署唐姚思廉撰，准备使用同一份《出版说明》。1月7日，赵守俨先生曾向出版领导小组汇报：《陈书》“原定在七一年年底印出。由于‘出版说明’反复修改，至今才大体定下来，所以延误了一些时间。二月份可以出版”。工作的实际完成，在1972年的3月。《陈书》终于成为“二十四史”中继“前四史”之后，较早出版的一种。

在1967年以及1971年开始的“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中，大量点校任务亟待完成，与张维华先生曾共事的诸位先生，曾在中华书局组织筹划下，先后两次借调至京，在扰攘的时局中拥有一方书桌。张维华先生业已完成《陈书》，又学殖深厚，素习中西交通史、秦汉史、历史地理，复踏实肯干，一直是此中人选。在六十年代初的档案里，张维华先生的名字后，所列专长一般是“两汉史”或“陈书”。在1967年5月“各史安排情况”的材料里，《陈书》后括注“张维华”，《南史》后复括注“卢振华、张维华”。1967年6月的“晋、南北朝名单”中，张维华先生又被列入，并括注“也可以参加《明史》工作”。1971年点校工作重启，6月10日的借调人员名单里，有关张维华先生的记录则是“山大，辽金元史（摘帽右派）曲阜”。然而张维华先生一直没有成行。王仲荦先生事后回忆，“第二次点校工作，是在1967年，北京来电话并派人招我们，系里的临时负责人，说我和张维华都是反革命分子，罪行严重，不准前去，只准卢振华一人前往，不到几个月，卢振华也回来了。第三次点校工作，从1971年7月开始，到我1976年回来。卢振华教授大腿骨折，卧床不能行动，张维华教授已退休，只有我一个人前去”。张维华先生此后一直留居山东大学，长期经营中西交通史研究室，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研究生。有《中国长城建置考》《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汉史论集》《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晚学斋论文集》《清前期中俄关系》等出版，其中“二十四史”中的《陈书》点校本，至今已印行十五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