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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为正味?——谈谈天津饮食中的“老味”
根据我在天津的观察,加以“老味”的食品主要以天津特色的饮食为主。例如老味锅巴菜、老味豆腐脑、老味三鲜包子、老味猪肉包子、老味素什锦、老味煎饼果子、老味云吞、老味茶汤、老味熏排骨等,几乎都是十分具有天津特色的饮食品种。但是,也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老味”一词运用的扩展,如在河西区广东路附近有一家卖炸货的店子,也提出类似于“老味炸串”的菜单。然而,炸串这种食品虽然在天津有广泛的受众,但也很难说是天津传统饮食项目。
“老味”作为天津饮食的一种标签,往往被用在招揽顾客的招牌上。如果招牌上用了“老味”两个字,显然是给本地食客营造一种好感。近来网络上有一种戏谑的说法,说天津人认为煎饼果子加香肠是一种“邪教”。煎饼果子是京津地区特色的早餐食品,尤其以天津为著名,后来随着传媒的发展逐渐为全国人民所熟知。天津以外的城市也有煎饼果子,一般会打出“天津煎饼”的招牌,以显示其正宗。笔者曾在武汉、成都、北京等城市购买过煎饼果子,味道确实与天津的有所不同,并且武汉等地的煎饼果子也确实会加入香肠等其他食材。对于外地操作者对煎饼果子的改造,天津网友因其“不正宗”而戏称为“邪教”。由此可以看出,天津饮食文化中对具有本地特色的饮食多抱有“本质主义”的态度,在招牌上标识出“老味”可以看作是对这种态度的迎合。
作为饮食文化中标签的“老味”,也反映着天津本地食客对食物的分类。人类学家指出,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或种,使之各有归属。与“老味”相对应的自然是“新味”。在天津的饮食中,确实存在着这样对立的名目。例如,天津有道著名的地方特色菜叫“老爆三”,即将猪里脊、猪肝、猪腰三种食材一起爆炒;同时天津还有一道特色菜叫“新爆三”,则是清真菜馆对“老爆三”的改造。再如,天津饮食中有“老味素什锦”,同时还有新派的“素什锦”。可见,在天津的饮食文化中,“老味”与“新味”是两种不同的类属。
根据人类学的理论,事物的分类再现了人的分类。“老味”与“新味”相对应,也就形成老年人、老天津人和年轻人、新天津人之间的对应。当前餐饮市场普遍呈现融合菜的趋势,一些全国连锁的餐饮品牌进入天津餐饮市场,掀动了天津人的“味觉革命”。比如西贝莜面村、青年餐厅、外婆家等新式连锁餐厅进驻各大商业场所,拓宽了天津人民的餐饮种类。特别是年轻人和外来的新天津人更青睐于这些流行餐饮文化,而对“老爆三”等传统菜肴热情减弱。回溯历史,与“新味”相等的,或许是“洋味”。天津作为早期开埠通商的城市,一直是近代文明的窗口,也是西洋餐饮传入中国的重要门户。随着西洋文化的传入以及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西洋餐馆逐渐被天津人接受。那么以西洋菜系为代表的“洋味”,自然也与天津本地的饮食成为相对的类属。于是,热衷“老味”的人与热衷“洋味”的人,也相应地划分为本土守旧与洋气时髦。
2019年9月3日《中国食品报》上有一篇题为《天津月饼市场老味、津味仍将挑大梁》的报道。在这个语境中,“老味”与“津味”是等同的。“老味”代表天津的饮食文化,也就意味着“洋味”和“新味”无法体现出天津饮食的地域特征。以全国各地均有的豆腐脑为例,且不说北咸南甜这一基本格局,单就北方不同地域的豆腐脑来说,也都各具风格、自成一派。比如西安豆腐脑与济南豆腐脑、北京豆腐脑与天津豆腐脑,虽然都是北方风格,但是在卤汁的炮制、配料的择用等方面皆有差异。既然各地的豆腐脑都是传统风味的小吃,那么天津的“老味豆腐脑”实际就是“津味豆腐脑”。但是,相关调查显示,对于天津小吃有多少,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只能知道一部分,很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天津味儿”是什么,半数年迈的受访者认为“天津味儿”已经不存在。
天津风味的豆腐脑
然而,什么是正宗的“老味”、正宗的“津味”呢?再以煎饼果子为例,民俗学者谭汝为称,煎饼原是山东产物,与果子结合的制法,来源于杭州的葱包烩,天津人妙在把二者拿来,进行改造创新。绿豆面煎饼与油炸果子结合,并极富智慧地加上一枚鸡蛋,成为风格独特的饮食名牌,这就是多元包容、海纳百川,显示出善于吸纳,善于综合,善于创新的特点。也就是说,煎饼果子本来就是一种将不同地域小吃结合在一起的食物,是在综合、改造和创新的过程中出现的,本身不存在任何本质主义的特征。但是,今天天津人提倡的“老味煎饼果子”,反对加香肠的“邪教”,与煎饼果子形成的历史发生矛盾。或许根本不存在“老味”的煎饼果子,而“老味”作为食品的标签则是出于人们的建构。
2.“老味”的建构逻辑
然而,熟悉天津的人会发现另外一种现象。天津人普遍认为自己“会吃”,也讲究吃。这与外界对天津饮食的看法颇为不同。笔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老天津人认为俗语中说的“卫嘴子”是吃出来的。这种认识是历史的建构。
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天津地理位置优越,既是交通要津,又临河面海,物产丰富。天津不仅能够汇集南来北往的多种食材,而且本地亦产河海两鲜。有人指出:“津门人处五方,其食欲虽性有所不能强同,但津门究有其特殊之食品。春有蚬、蛏、河豚、海蟹,秋有螃蟹,冬有铁雀、银鱼、黄芽、白菜等,至青鲫、白虾则四时皆有,盖地域使然也。”因此,在天津有“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吃鱼吃虾,天津为家”等俗语。这种自然环境确实要比华北其他地区优越太多了,食材的丰富是造就“津味”的基本条件。
其次,在食材丰富的基础上,也出现了各大菜系融入津门的局面。研究者发现,在旧时代天津每家饭庄门口都悬挂着“满汉全席”“南北大菜”“山珍海馐”等牌匾,经营范围从满汉全席到鸭翅席再到海参鸡席,在饭庄所提供的菜系中,有广东菜系、江苏菜系、山东菜系、四川菜系,也有宫廷菜系,在集百家之所长的基础上形成了天津菜系,并形成天津独特的饮食民俗文化。而民间家常饮食,虽然没有那么多名目,但也品种丰富。《天津风俗诗》云:“数到珍馐是食羊,西瓠饺子酸辣汤。今朝供客添佳味,烙饼加摊韭菜黄。”
最后,历史上天津商业发达,餐饮业也出现过繁盛的局面。天津有喜欢到饭庄就餐的风俗,俗称“下馆子”,就是到饭庄摆宴席请客吃饭。有学者指出:“康熙元年,天津八大成饭庄的第一家——聚庆成饭庄开张营业,它标志着津菜的正式形成。那时,商人为了洽谈生意,经常要在饭庄宴请外地来津的客商。凡来津的各地客商到自己的商号后,都得先派人陪同去饭庄用餐,热情款待一番。”胡朴安在《中华全国风俗通志》中记载:“天津商肆之多且盛者,首推酒席馆,茶叶店、鞋店次之。北京名公巨卿,遇有大宴会,辄苦拘束,不能畅所欲为。乃群趋于津埠,呼卢喝雉,任意挥霍。风会所趋,而酒席馆遂应时大兴。”可见,在清末民初时期天津商业最火爆的当为餐饮业,特别是京城贵族频频光顾天津的餐馆,自然会给人一种天津饮食饶有优势的感觉。然而,也要注意到北京的“名公巨卿”来天津吃饭并非因为天津饮食的吸引,而是因在京城这样的政治中心“辄苦拘束”,天津作为商埠则相对自由宽松很多。
天津嘎巴菜
人类的饮食行为,绝不是“纯粹生物性”的行为,而是“生理活动加上了社会意义”。饮食也是活跃的文化活动,由人们建构并赋予新的结构与意义。天津人对本地饮食的优越感,即所谓的“会吃”,是根据历史上饮食行业繁盛的印象所建构的。这种优越感背后,也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历史上天津商业发达、物质繁荣,既是“会吃”的基础条件,也是饮食优越感背后的“文化自豪”。“老味”饮食正是这种“文化自豪”的传承,也是“会吃”最好的证明。
但是,很多所谓的“老味”饮食并非天津地区本生的饮食。如前面所言的煎饼果子,即是融合了山东煎饼和杭州葱包烩之长。再如前引的“老味”月饼和“津味”月饼,其实也并非天津地区独有的月饼品种。这是因为现在所吃到的月饼基本上是广式、苏式、京式等几大品种的流变,天津本地没有特殊的月饼品种。另外,在饮食现代化的进程中,“老味”实际上已经很难满足现代人的口味了。不少“老味”也做了改良,却仍打着“老味”的标签。一个天津著名的包子铺的例子,2008年12月5日的《每日新报》刊登了一篇《天津卫老味包子》的文章,文章是讲老永胜包子铺经过对馅料的改良,重新赢得市场的事情。文章中作者提到,老永胜的经理透露其对包子肉馅的肥瘦比例、油盐比例都做了改良,符合现在老百姓的口味。由这件事可以看出,所谓的“老味”也未必因循老技法、老配方,而是随着时代做出相应改变的。改良之后的包子,依然被称作“老味猪肉包”,似乎有些名不副实。但是,其中的“老味”已经并不意味着正宗传统配方,而是成为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符号:一方面标志其独特性,一方面彰显饮食背后的文化内涵。
尝试言之,天津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交通位置使其拥有丰富的物产,再伴随历史上商业的发达,天津餐饮行业相当繁盛。在这种印象之下,天津人拥有了饮食优越感,即认为自己“会吃”。因为“会吃”,所以天津人对天津本地的饮食尤为推崇,与其他饮食分类区别,于是建构了“老味”“津味”的符号。然而,实际上很多“老味”正是在全国各地的饮食基础上融合而来,也有很多“老味”在日新月异地改良。这些也都无一例外地被赋予了“老味”的标签,所以可以认为“老味”一词已经不仅仅是用于味道的分类,更是文化上的分类。“老味”作为饮食文化的特殊标签和符号,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应该是天津地区的社会心态。
天津老味儿黄汤拉面
3.“老味”与社会心态
从文字上看,“老味”是一种熟悉的、固定的口味。研究饮食行为的西方学者曾指出:“从一方面来看,食物偏好一旦建立,通常不容易再改变。口味偏好深植于根本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下,而且绝对不仅是为了食物里的养分。但是这些口味,也要从另一个同样明显的现象来加以研究:这些偏好,即使已是饮食的一部分,有时候说戒也能戒得一干二净。在日常饮食里加入新的项目,比除去旧而熟悉的项目要更常发生。”这个观点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人类口味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会呈现相对固定的偏好;其二是在固定的偏好中加入新的东西,比除去某种熟悉的东西要容易发生。前者正好可以用来说明天津人对“老味”的执着,因为“老味”实际上是社会文化所浓缩的符号。然而,若从网上戏谑煎饼果子加香肠是“邪教”这件事来看,与上述观点中的第二层含义则产生了矛盾:天津人对于部分“老味”食品,不允许添加新的项目。不过,这些持“邪教”观的人却没有意识到,当下即便是对传统煎饼果子不增不减,也不可能是旧时的味道。这是因为从原料的生产和加工操作,都已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改变。而这种“邪教”观则反映了天津人在追求“老味”时更为刻意,或者说“老味”的符号意义更受重视。
对旧食物的忠诚,基于对旧日生活的记忆。社会变革与发展使得人们对食材认识发生改变,人们重新划分它们的意义类别,食用不同的食物或饮料。在近代史上,天津长期处于中国与西洋二元结构之下,因此在食物的分类上呈现土著和洋化两种。将土著食物视为“老味”反映了味觉上的忠诚,也反映了对土洋不相侵的稳定局势的渴望。而在今天社会结构再次发生变化,首先是时代迅速发展,使天津人呈现新、旧二元结构。新,是指能够跟上时代发展,接受新鲜事物的人,他们乐于接受天津本地饮食之外的各种食物。旧,是指安于过去时代的稳定,不太愿改变自己对食物喜好的人。直观上看,旧结构中的人多岁数较大,这可以从一些主打“老味”菜肴的餐馆中以上年纪的老顾客为主的事实中看出。除新、旧二元结构之外,在人口流动中还形成了天津本地与外地的二元结构。本地人多对“老味”食物感觉良好,但外地人则更喜欢多样的饮食。在这种结构下,天津本地人也不断尝试和接受新鲜的饮食文化,但对“老味”的良好感觉很少能够消除。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老味”反映了天津人对熟悉、稳定状态的追求。虽然食物食材都在随着时代发生变化,但“老味”长期受到追捧,实际是对背后文化的追捧。这种文化的追捧,首先是对天津历史文化的优越感,其次是对物质文化的优越感。这些优越感塑就了天津人对天津的依恋。这种依恋和“老味”一样,也反映了天津人对熟悉、稳定的追求。在网络上流传着对天津人的评价,最集中的是恋家和不进取。这当然不能概括所有天津人,但也确实反映了不少天津人的心态:希望永远处于熟悉的环境之中,不希望有太过显著的改变。这种对熟悉、稳定状态的追求,是和“老味”这个符号相表里的。
换个角度来看,当评价“老味”菜肴是否烹制成功时,老天津人往往会提到一个词“味正”。“味正”,意味着这道菜符合食客对味道的期待,这种期待则来源于熟悉的味道。天津人评价饮食口味时用到“正”,令人联想到儒家所言的“饮食之正”。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孟子·尽心上》)
“老味”作为天津地区的饮食文化民俗发挥了维系功能。它将人们的味觉进行分类,维持了结构的稳定,也反映了社会心态的稳定。同时,“老味”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文化意义,对天津人也有文化上的凝聚效应。正如钟敬文所说,民俗文化协调民众心理,满足民众的审美需要,具有维系功能。但与“老味”相应的社会心态,自然有其合理性的方面,也有需要随着时代进步必须革新的方面。这一点非本文所关切,不多赘言。
有学者提出,风俗虽属俗事,却经久性地养成积习;风俗虽日常、琐碎,却是人们实践的基础。通过对天津饮食文化中“老味”风俗的介绍和探讨,可以发现味觉与社会的关系。人类的味觉,不仅仅是对食物酸甜苦辣的感受,也有社会和历史的体验与记忆。天津“老味”承载着天津人记忆中熟悉的印象,也反映了天津人在熟悉的环境中寻求稳定的心态。“老味”的构建是在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当“老味”成为天津饮食文化符号时其又涵括了更多的历史、社会文化。或许,在对天津文化的研究中,“老味”并不是最起眼的,但却是老百姓每天都会碰到的,是日用而不知的,也是最能反映城市社会文化特质的。
老味儿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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