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汉字是何时起源的

这是一篇读书笔记。近二十年，不知为什么，国际学术界对汉字起源和汉字性质的讨论突然热闹起来。前不久，郑也夫教授以新作《文明是副产品》见赠，邀我就他的书和汉字起源问题写点感想。我说，您谈的问题，我很有兴趣，但我得把有关材料找来读一读，比较一下，再发议论，于是找了一些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书和文章，匆匆浏览后，写了下面这些字。

李约瑟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人说，何止四大，几十种上百种都打不住（如华觉明先生）。不过，跟文明探源有关，考古学家说，文字、冶金、城市才最重要。汉字对中华文明的塑造，确实很重要。

文字，人类交流的重要手段

动物和动物交流，手段非常多。鸟有鸟言，兽有兽语，我们听不懂。

它们的眼睛，有些是千里眼，特别尖。

它们的耳朵，有些是顺风耳，特别灵。

它们的鼻子，往往可以代替眼睛和耳朵，即使黑咕隆咚，悄无声息，也能嗅出一切。

它们的眼神脸色和肢体语言，也远比人类发达。

它们还会做记号，比如在树上蹭蹭，留下气味，拿爪子挠挠，留几个印儿，或者朝它撒泡尿，好像如今的小广告。

它们还会收发信号，有些简直是高科技（如远红外、超声波、电磁波）。

这些本事，人类比不了。

人和人交流靠什么？一靠听觉信号（如语言），二靠视觉信号（如符号、图象和文字）。

古代没有电话、电报，更没有手机、电脑，口说，耳听，只能面对面。远距离交流靠什么？主要靠文字。

仓颉，传说的文字发明者

中国古代有本书叫《世本》，内容是讲中国贵族的世系，属于刨根问底的书。这书的后面有个《作篇》，“作”的意思是发明。中国古代有哪些发明，这些发明的发明者是谁，古代没有专利局，这是最早“注册”的地方。

《作篇》佚文说，“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容成造历”、“隶首作数”、“史皇作图”、“仓颉作书”。宋衷注说，他们都是“黄帝史”。仓颉是传说的文字发明者，秦代字书《仓颉篇》就是托他的大名。

仓颉何许人？实在虚无缥缈。我们只知道，他是古人心目中最最聪明的人。《汉书·古今人表》把人分为九等，圣人上上，仁人上中，智人上下。仓颉是智人中的头一位。

古人讲仓颉，汉代皆曰黄帝史，魏晋却说古帝王。上博楚简《容成氏》证明，后一说法战国就有。古人所谓“黄帝史”，只是强调文字的发明与史官有关。

仓颉不过是汉字发明者的代名词。

仓颉，古文字学家的祖师爷

中国，三百六十行，各行有各行的祖师爷。祖师爷，当然有人祭拜。

中国各地有很多仓颉庙（或仓圣祠）、仓颉陵（或仓颉墓），年代最早要数陕西白水县史官镇的仓颉庙和仓颉陵。此庙有汉延熹五年（162年）《仓颉庙碑》，现藏碑林博物馆，我特意看过这通碑。《续汉书·郡国志》、《皇览·冢墓记》说，仓颉葬于衙县利阳亭南。衙县即今白水县。这类古迹，其实是为了填补“前不见古人”的遗憾，从“敬爱上穿凿出来”（《红楼梦》第五十一回贾宝玉语），让后人有个凭吊之处。

古人说“昔者蒼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仓颉四目”（《仓颉庙碑》《论衡·骨相》），今人听了，一笑置之，但文字发明确实是惊天地泣鬼神了不得不得了的大事。

研究古文字，旧称许学，许是许慎，“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说文解字》之前，《史籀》、《仓颉》最有名。古人相信，仓颉比史籀早，他才是发明古文字的第一人。

当年，王国维从日本回来，在上海哈同花园为哈同夫妇打工，受聘于他们办的仓圣明智大学，为广仓学宭编《学术丛编》，研究甲骨金文。哈同夫妇崇拜的仓圣就是我们这行的祖师爷。

王国维是仓学大师。

文字发明，从原始文字到成熟文字

中国，凡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多推黄帝时。考古学家说，那叫新石器时代。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距今上万年。各种新石器文化，历年出土的陶器，上面多有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哪些算文字，哪些不算，一向有争论。学者为了区别文字和文字的前身，发明两个词，一个叫“成熟文字”（full writing），一个叫“原始文字”（proto-writing）。

成熟文字，目前可以确认，年代最早是商代文字，如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刻辞。比安阳殷墟年代早，有小双桥遗址出土的朱书陶文，与殷墟文字写法相似，或许可以算殷墟文字的前身。但比小双桥陶文更早呢，因为材料不足，前后写法连不起来，就不好说了。我们并不知道，成熟文字的上限在哪里。

同样，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陶符，数量很大，哪些算原始文字，哪些不算，原始文字的上下限到底在哪里，我们也不清楚。

这种说不清也要说的问题，便是所谓“文字起源”问题。

汉字在世界文字中的位置

殖民时代，欧洲历史学以欧洲为中心，就像古代中国，我们也曾以我们为中心，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只能入于蛮夷列传、诸番志。欧洲的蛮夷列传、诸番志叫东方学、民族学和民族志，研究对象是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即所谓“他者”。

本来，情况明明是，欧洲受罗马影响，罗马受希腊影响，希腊受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小亚细亚和伊朗地区影响，但黑格尔说，东方只是铺垫，希腊、罗马、日尔曼才是世界历史的巅峰，属于最成熟、最健全的文明，其他文明都是早熟儿童，老人反而是小孩。这是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学的通病。

其实，讲文字起源，情况差不多。来国龙和郑也夫说，欧洲语言学，从亚里士多德到索绪尔，一直以拼音文字为出发点，把文字当口语（oral language）的附庸，带有重语轻文的严重偏颇，这是问题的要害。

世界四大古文字，苏美尔楔形字最早（说法不一，约前3200年），埃及圣书字其次（说法不一，约前3150年），安阳甲骨文（约前1200年）又其次，美洲玛雅文最晚（约前500年，或说公元前650年、公元前800年）。

过去，受拼音文字优越论和文字单线进化论影响，很多人都以表音水平为文字发展定高下，认为拼音文字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出路和最后归宿，上述古文字只是拼音文字的史前史和化外史，汉字保存至今，属于误入进化死胡同，变成活化石。

这是所有误解的出发点。

汉字和“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

文字起源是多源还是一源？盖尔布（Ignace J. Gelb）有“激发扩散”说，以为世界文字同出一源，俱出美索不达米亚。这种一源说，早被证明是误解。

汉字是独立起源，但不是孤立发展。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有“五大发现”。它们除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卷子和大内档案，还有一项是“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

王国维说的“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主要指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古文字，如梵文、佉卢文、焉耆文、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藏文。此外，中国北方还有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八思巴文、蒙古文、察合台文、满文，南方还有彝文、傣文、东巴文。这些文字，多半是拼音文字，少数是方块字。

中国有两个古文字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研究汉字系统的甲骨、金文和简帛，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研究汉字系统以外的古文字。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十五：“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

这是翻译佛经遇到的三种文字。它是以佛经写本和译本的先后为早晚。

梵文从左往右写，佉卢文从右往左写，都是横着写。汉字不同，竖着写。释道世把汉字排在梵文和佉卢文之后是不对的。梵文和佉卢文并不比汉字早。

汉字与上述文字一直有来往，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是个多元一体的文化圈。

突发说和过程说

研究汉字起源，有突发说和过程说。

突发说是语言学家从语言学定义出发，也可以叫定义说。此说强调，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不经人为设计，制定听说读写的规则，不成其为文字；不经人为传授，不可能成为交流工具。这就像打牌，光有牌，我们无法知道它的玩法，必须有人告你怎么玩，你才知道怎么玩。因此，文字发明不可能集思广益、约定俗成。相反，它只能由一个权威机构，指派少数人或一个人，比如仓颉类的聪明人，在短时间内突然发明，一次性发明。

过程说，认为文字是复杂系统，不可能从无到有，一蹴而就，总得有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准备过程。此说比较投合考古学家的口味。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大时段的历史过程。他们希望从成熟文字往前追，找到更古老的文字，叫什么无所谓，反正文字得有个前身，不可能无中生有。

现在，这两种说法，突发说主于成熟文字，过程说主于原始文字。成熟文字是安阳甲骨文，前面只有陶符。陶符和甲骨文不一样，陶符和陶符也不一样，时间拉得很长。

郑也夫说，陶符不是文字，但文字起源是渐变加突变。

问题是，文字起源的源有多早？渐变的渐有多长？突变和渐变，界限在哪里？陶符如果都不算文字，那什么算原始文字？成熟文字还有没有前身？

定义是一把刀，历史是一条河

过程说遭遇定义说，语言学家说，你们找到的那些符号，再多也没用，再早也没用，那都是符号，并不是文字。文字的定义很清楚，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是个系统。记录语言的文字，不可能一个一个发明，或按指事-象形-会意-假借-形声一类顺序，分期分批创造。尽管考古学家搜集了很多资料，通过比较，说某些符号和某些符号像，某些符号和某些文字像，样子很像，但持定义说者一棍子就把它打死了。他们说，符号不等于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只有音节、词义固定，有词序和文法，可以读出来讲明白，这样的符号才能叫文字。陶符，别说单个不算，就是写成几行也未必是，只要不表音，读不出来，没有连贯的思路和文义可寻，就不是文字。

考古有个难以摆脱的困境：语言学家刻意追寻的是声音的痕迹，而考古学家面临的却是无声世界，他们只能“用眼睛阅读”。

现在，我们要想找到早期文字的过硬证据，只能从已知的文字体系，反向逆推——用饶宗颐的话讲，就是“以后证前”。但反向逆推的结果是什么？走着走着，线索就断了，前途非常渺茫。殷墟文字相当成熟，前面没有文字，后面一旦有了，就一应俱全。定义说是个要么全无要么全有的创世说，很像孙悟空出世，文字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符号是哑巴，只要找不到它和成熟文字的联系，它就不会开口讲话。而不会开口讲话的文字当然也就不能证明是文字。

可以证明的无须证明，不能证明的也无法证明，大家很尴尬。

定义是一把刀，符号、文字，一刀两断。历史是一条河，抽刀断水水更流。

定义说批判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定义，从理论上讲，似乎天衣无缝，颠扑不破，但对文字起源的探讨，几乎是废话。如果说，成熟的文字才是文字，不成熟的文字就不是文字，说了等于没说。定义是概念，不是历史。与其削足适履，不如量体裁衣。

其实，研究汉字起源，我们不光需要一个定义，还需要理解其社会功能。我们更希望知道的是，它是因何种需要被发明，用什么样的文字记录什么样的语言，文字演化进程的线索到底在哪里。

2004年，来国龙专门批判过文字起源研究中的“语言学眼光”，“一是在文字起源研究中以是否表音作为界定成熟文字的唯一标准；二是在西方广为流传的单源单线的文字进化论和字母文字优越论”。他认为，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考古学。

最近，郑也夫再次提起这个话题，则以哲学思考为切入点。他以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为武器，批判“亚里士多德-卢梭-黑格尔-索绪尔”的语言中心主义，指出上述定义是以拼音文字为背景，并未参考世界四大古文字，特别是中国古文字，带有重语轻文的严重偏颇。

他说，他想不到，定义说在中国比西方更有市场。

文字跟语言是什么关系

文字有三要素，形、音、义。世界上的文字分两大系统，一个以形为主，如上述四大古文字；一个以声为主，如源出迦南字母的拼音文字。两者都表音，两者都表意。问题不在有什么要素没什么要素，而在要素组合的形式不一样。

这两大系统的差异，不完全是由造字方法的不同所造成。技术上的差异，背后有文化上的差异。关键还是语言系统不同，国家形态不同，不同文化对文字的需求不同。

汉字是早期文字的嫡传，和苏美尔、埃及、玛雅等系统的文字类似，是以符号类或图形类的构形要素，通过排列组合，用字形变化表达语音、语义的变化，视觉效果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拼音文字不一样，它用字母记音，主要靠音位、音节的排列组合来表意，语言变化主要靠听觉效果。字母，形体简单，数量有限，只起记音符号的作用，视觉效果被降到最低。

拼音文字既然以声为主，当然强调以语控文，把文字当语言的附庸，把文字学视为语言学的一部分。

汉字不同，文字、语言并不对等。不但不对等，还脱离语言，超越语言，反客为主，君临口语之上，成为控制语言的东西。中国传统小学，文字学是排在前面，我们的音韵学，我们的训诂学，都是附丽于文字学。

文字跟符号、图画是什么关系

文字是符号。符号有很多种，外延比文字大。文字只是符号之一种。

这里所谓符号（sign、signal、mark、logotype）是指视觉符号。可视符号，从实际使用看，可以读，也可以不读，相对独立，跟今天的符号没什么两样。可读符号只是可视符号中的一种。

符号和图画有关，但不等于图画。图画，状物图形、抒情写意、供人观赏，跟符号的功能不一样。

符号和图画的根本区别，不在描摹工细还是抽象写意，而在其指代性，即符号是一种代码。代码有数字码，有符号码，有图形码，早期文字兼而有之。

郭沫若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符号分成两大系统：刻划符号和图形符号。前者以半坡遗址的陶符为代表，多为点线式的几何形符号；后者以大汶口遗址的陶符为代表，多为用线条勾勒的图形符号（这两类符号，不尽出于刻，也有用毛笔硬笔书写者）。他把这两类符号称为指事、象形两大系统，分别当作汉字的两个源头。他认为，商代有两种族徽，一种是“刻划系统的族徽”（包括今所谓“数字卦”），一种是“图形系统的族徽”。这两种“族徽”即源自陶器上的这两类符号。这种类型学的划分对裘锡圭有重要影响，但裘先生更看重的是图形符号。

文字并非符号之全部。文字出现前有符号，文字出现后也有符号，文字外有符号，文字内也有符号，文字本身就是由符号组成，文字本身就是符号。

我们不能说，所有符号都是文字，但也不能说，文字与符号毫无关系。这就像人与猿有别，人、猿分手后，人是人，猿是猿，你说人与猿不同，这是对的，但不能说人与猿毫无关系。人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类人猿，上与猿，下与人都有关系。

汉字以形声字为主，形声字的形旁是符号，声旁也是符号。形符主形，以形别意，强调可视性，但单独使用，照样离不开声。声符主声，以声别意，强调可读性，但单独使用，照样离不开形。

声符和形符，其别不在于形，而在功能。声符多半与字义孳乳的连续性和同音假借的替代作用有关，形符多半起分类、区别和限定的作用。两者互为经纬。

他山之石和此山之玉

语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出《诗·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古人叫厝，字亦作错。

现在讲汉字起源，学者多借鉴苏美尔、埃及、玛雅的古文字，立说于比较研究。苏美尔楔形文字，进化分四阶段：陶符-陶筹-原始楔形文字-成熟楔形文字。受这一进化模式启发，有些学者认为，汉字的进化应与之相似，也是从陶符发展而来，所谓原始文字，主要功能是记数记名，不一定有固定读音，更没有固定的词序和文法，比如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就这么看。

葛英会认为，中国史前的刻划符号，记数符号是原始数字，记名符号是早期象形字，记数符号早于记名符号，汉字的发明可能与古人传说的结绳、契刻、筹策有关。此即所谓“先数后文”说。但另一方面，他强调说，通常所谓的几何形符号是象形符号或象形符号的抽象化，不应称为指事符号。他又把象形符号看作原始文字的主流。

现在，借鉴西亚模式，寻找王名表、习字表和簿书统计，似乎是探讨文字起源的几个主要途径。比较研究很重要，但不能代替汉字本身的研究。

陶符在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分属不同的文化类型，不能混为一谈。它的历史也很长，即使晚近，粗瓷大碗、砖头瓦片上照样有之。现在主张陶符是原始文字者，意见并不统一。

事实上，陶符是个混沌。所谓原始文字，标准是什么，尺度宽一点还是窄一点，结果可能大不一样。

陶符的年代

来国龙、郑也夫批评语言中心主义，认为定义说和突变说不能解决汉字起源问题。现在受上述模式启发，很多学者相信，殷墟文字之前肯定有一个准备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长，有各种推测。过去，陈梦家说，至少得上推五百年，即至少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

中国史前的刻划符号，贾湖遗址所出（约前6000年）最早，是否为原始文字，争议比较大。半坡遗址所出（约前4500年），裘锡圭叫甲类符号。大汶口遗址所出（约前2700-2500年），裘锡圭叫乙类符号。郭沫若认为，甲类符号早于乙类符号，是最早的文字。裘锡圭相反，认为甲类符号不是文字，乙类符号记名物，才更接近语言学家定义的文字。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他曾一度把大汶口陶文的族名符号视为类似商代族徽的符号（1978年）。虽然后來他又放弃此说，认为两种符号都不是文字（1989年A、1993年）。他说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约在夏商之际（1978年）。他说的夏商之际，其实并非通常认为的夏商之际，而是约公元前第三千纪的中期（1989年A），也就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可见他是拿乙类符号作原始文字的下限，把成熟文字的出现放在这一时间后。

再晚，丁公遗址所出（约前2300-1800年）、龙虬庄遗址所出（约前2000年），属于广义的龙山时代。中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城市遍地开花，开始出现成行成片的符号。很多人说，这些总该是原始文字了吧，但裘锡圭说，这些符号是“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无法断定与作为成熟文字的甲骨文有关（1993年）。

中国人，心中往往有个潜台词，夏、商、周三代才是最早的文明。许宏把公元前2000年的“陶寺革命”视为中国文明的起点。1984年陶寺遗址出土陶扁壶上有两个符号，引发种种猜测。很多人都认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无论如何，中国应该有文字了。《史记》有夏世系，更加强了这类联想的信心。裘锡圭说，“夏代有完整的世系流传下来这件事，就是原始文字有了巨大改进的反映。这种改进为汉字在夏商之际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打下了基础。”（1978年）

商代，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文，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435-1412年。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400年，这段时间很关键。问题是，研究这一段，目前还缺乏线索，前后关系并不清楚。

礼仪说和管理说

文字是干什么用的？向有二说，一说为了宗教礼仪，比如祭祀、祷告、占卜、祈禳；一说为了国家管理，比如财会收支、商贸往来、政令颁行、史事记载。

表面看，埃及的圣书体偏于前者，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偏于后者；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偏于前者，秦汉以来的汉字偏于后者。其实，各国文字差不多都有这两种功能，僧侣用它通神，官吏用它管理，都是为了统治百姓。文字跟国家权力分不开。

礼仪说，从宗教着眼，说文字主要不是写给人看的，而是写给神看的，比如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展出的亚述石刻，本来文字朝里砌在墙上，从外边看，什么也看不见。它的文字就是写给神看的。

中国，甲骨文是占卜文字，当然是用来求取神喻。青铜器是礼器，也毫无问题。商周铜器，铭文多在内底，小口深腹的觚，不打光，朝里瞅，啥也看不见，拓时得拿个长长的镊子夹着很小的拓包，伸到里面拓，有人说，这肯定也是给神看的。

现在，罗泰强调礼仪，主张金文主要是写给神祖看的，属于宗教文书。波斯特盖特、汪涛、威尔金森、贝格利和王海成强调管理，认为古代书写材料的主体是简册一类软材料，甲骨文和金文是刻铸在硬材料上，前者易腐，早就烂掉，现在看不到。

其实，甲骨、金文只是商周文字的一部分。礼仪说和管理说只是各执一偏。

汉字和史官

上面提到，古人有“仓颉为黄帝史”一说，这个身份很重要。古人喜欢这么讲，主要是为了强调，文字和史官分不开。

史字，《说文》以为“从又持中”，或说此即“允执厥中”。但许慎所谓的这个中，和古文字的中不一样，中间不是圆圈，而是开口朝上的器物。其棍状物，有人说是简，有人说是笔。如果是简（只有一枚简），下面的器物可能是椟；如果是笔，下面的器物可能是砚。这个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学者有各种猜测。

江永说“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把史与书联系在一起。中国所谓书，写字的行为叫书（书写），写下来的字叫书（文字），书于竹帛，成为阅读材料也叫书（竹书、帛书、纸书）。

王国维受他启发，作《释史》，说“周六官之属掌文书者”谓之“史”，“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其字所以从中，自当为盛策之器”。王氏以中为盛策之器，学者有不同意见，但史与书有关，与识文断字（literacy）有关，这个判断没有错。

历代官府收藏的档案文书是本来意义上的书，即狭义的史书。诸子尊奉的经典，如儒墨盛称的三大经典，《诗》《书》《易》，即来自史官的典藏。诸子拿这些古书说事，对当代政治发议论，成为今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宝库，也是一种特殊的史书。后世的史书更是层出不穷。

中华文明跟其他文明比，历史连贯史书多是一大特点，史官文化特别发达。

史官是干什么的

《国语·郑语》说，人类早期，家为巫史，巫史不分，后來绝地天通，通神要靠官，由管理宗教事务的官员代表他们与神灵交通，就像早期民主发展出代议制，得由大富大贵代表老百姓。

西周金文，官分天地：天官叫大史寮，分祝、宗、卜、史，主要掌宗教事务；地官叫卿事寮，分司土、司马、司工，主要掌世俗管理。《周礼》六官是从天地二官分化。

史官本来与宗教活动有关，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熟悉贵族世系和他们的礼仪，还擅长占卜，跟西方的僧侣差不多，也是垄断宗教和垄断知识的人。但中国历史，大趋势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史官与祝、宗、卜日益疏远，逐渐向世俗管理靠拢，以记载政事、政务为职事。世俗管理的日常工作也靠书史支撑。

甲骨文，史与吏，吏与事，本来就是一个字。

士文化来自史文化。士文化发展为官文化。官者，管理人员之谓也。

中国的官文化特别发达。

秦汉以来，读书才能做官，写字跟做官有关。帝国的运行靠文官政治。

谁来书写

治大地域国家，主要靠书（抄写文件）与数（财会审计）。写字和计数是两种最基本的管理功能。我跟汉学家交流，他们常问，中国写字的人是什么人？他们是僧侣或奴隶吗？我说不是，中国写字，早期靠祝、宗、卜、史，特别是书史。

下面是几个例子：

1．师旂鼎：“引以告中史书。”

2．■鼎：“史留受（授）王令（命）书。”

3．■鼎：“史黹受（授）王令（命）书。”

4．颂鼎、颂簋、颂壶：“尹氏受（授）王令（命）书。”

5．格伯簋：“厥书史戠、武，立■成■”。

书史是史官中的下级官员，负责用简册记录政令和抄写文件，早期归作冊管。铜器铭文虽然不是书写主体（甲骨文也不是），但会转引这类记录。秦汉以來，这类小吏叫书吏或刀笔吏，明清也叫刑名师爷。书史类似今之所谓书记员，写字是基本功。文人士大夫，准备当官或已经当官的人，都拿写字当看家本事。

许慎《说文解字序》引《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

张家山274号墓出土的汉律是公元前186年以前的汉律，年代比《说文》引《尉律》应当更早。其中《史律》规定，学童十七岁学史、卜、祝，考试各有要求。史科习史书（《史籀》）十五篇，能读能写五千字，方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课其最者以为尚书卒史：卜科也学史书，能读能写三千字，并以卜书三千字测试其预测能力，卜九中七，方得为卜；祝科习祝书十四章，能背祝书七千字以上，方得为祝。

拼音文字，认字简单，难在文法。我国不一样，字是个顶个，至少要背几千字，才勉强够用。

秦代，以吏为师，以法为书，光靠书史抄不过来。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说，书史有罪，罚为史隶。史隶是抄书的犯人。隶书叫隶书，就是这么来的。

敦煌出土释道经卷，不是主流。市场上，有人代写书信，更不是主流。

（本文原题《谁是仓颉——关于汉字起源问题的讨论（上）》，刊于1月1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此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