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专栏：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1937年8月13日，中日在上海开战。日本人飞机很快光顾南京，炸弹乱扔，老百姓损失惨重，到处狼藉。一颗炸弹掉进第一模范监狱，屋顶炸飞了，正在服刑的陈独秀躲在桌下，逃过一劫。监狱桌子很结实，居然可以防空，也说明小日本炸弹还不怎么样。

现如今中学生，绝大多数不知道陈独秀何许人，不像我们读书那会，死记硬背党的路线斗争。你可能会不知道爷爷奶奶名字，不会不知道陈独秀和王明。作为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大佬，此时的陈穷途末路，国民政府不当回事，延安的共党也不当回事。当时金陵女子大学的中文系主任陈中凡先生有些担心，他是陈独秀学生，师恩难忘，专程跑去看望老师，又联系胡适等名流，希望能够保释。

国家到了这样的紧急关头，国民政府落得顺水人情，示意“只要本人具悔过书，立即释放”。陈独秀闻之大怒，说宁愿炸死在牢里，也不服软低头，用他的原话就是“实无过可悔”。 老人家脾气倔，故意让政府为难，确实有些为难，然而大敌当前，犯不着过多计较。你不悔过认错，政府可以故作宽大，假设已经认罪，8月21日，原本判处八年徒刑的陈独秀，服刑三年后，被下令减刑，中央日报上有报道：

国府明令，陈独秀减刑

陈独秀被释放是8月23日，淞沪开战的第十天。前去迎接出狱的除了家人，还有丁默村，电影《色戒》中梁朝伟扮演的那位狠角色。丁是中统局处长，希望陈独秀住中央党部招待所，陈一口拒绝。结果呢，住傅斯年家，很快又去陈中凡家，一住半个月，然后加入逃难大军，离开越来越危险的南京。与陈中凡一样，傅斯年也是陈独秀学生，他是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我所以特别关心当时的南京，会写一部《1937年的爱情》长篇小说，与陈中凡先生有点间接关系。说来荒唐，1982年大学毕业前，陈先生过世了，作为中文系学生，我们赶去火葬场送别。活人没见，死人见过这么一面。他老人家岁数太大，虽然大名鼎鼎古典文学的一级教授，从没给我们上过课。第二年，我考取叶子铭先生的研究生，攻读现代文学，叶是众所周知的茅盾专家，最喜欢讲茅盾故事，据说茅对自己有记不清楚的地方，就写信向他求救。叶老师还告诉我，他其实是陈中凡的研究生，致力古典文学，当年研究方向是苏东坡，后来阴差阳错，才改成研究现代文学，因此从师承来讲，陈中凡是我师父的师父。

叶子铭老师做学问，受导师影响，讲究读死书，死读书，他对我们的要求无非是多读。这让人受益匪浅，我本来就喜欢读书，读研期间，研究的是现代文学，治学方法不无古典，旧报纸旧期刊阅读无数。有段日子泡图书馆，看什么记不真切，能想起来的是脚冷，非常冷。过期报刊都藏在朝北房间，每当我看见陈中凡的名字，忍不住会心一笑，仿佛见到老熟人。现在想起来，总觉得冥冥之中有暗示，陈中凡作为陈独秀学生，学问上基本上没继承。叶子铭作为陈中凡弟子，也几乎没关系。我呢，更是不肖子弟，干脆连学问都不再继续。

扯得有些远，还是赶紧回到1937年的南京，这段日子，也就是陈独秀刚出狱那几天，我军还处于攻势，报纸上天天好消息。前方将士流血牺牲，胜利指日可待。一般民众盲目乐观状态之中，“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士抗战之责任”，“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大家都没体会到这些口号中包含的悲壮，没想到潜在危险。报纸上的文字很奇葩，“蒋委员长严令申儆”，“禁止非防空人员枪击敌机”。国难当头，发生任何事都可能，甚至还出过一篇“征婚救难”的文章：

昨阅上海某报，看见有一位女士发起“征婚救难”的消息，这真是一条崭新而有趣味的新闻，亟为转录事实，以告读者。

这位女士是河北新河县人，年在二十岁左右，芳名郭余名，现任上海新民小学教员，近因鉴于平津被敌蹂躏，为救济遭难同乡，特自动的来发起这“征婚救难”的办法，应征者须缴纳费五元，而且要能真爱国，真能为国牺牲者为标准。将来就用为笔应征费专以收养这次遭难而流亡的同乡。昨天上海有一位记者去采访过她，曾向她要一张照片，结果没有成功，据她说一切办法，俟河北旅沪同乡会决定后，即在各报刊上登广告，那时她的照片当然也要附刊着。读者不妨暂时等着，过几天留心在上海的广告栏里瞻仰她的芳容。

南京夏天很热，1937年8月的首都，最火热话题莫过于与日作战。按惯例，达官贵人应该去庐山避暑，那里是国民政府的“夏都”，然而仗已经打起来，不能再去清凉。一时间中央大员云集，都从庐山飞回来，封疆大吏也纷纷来南京共商国是。由田汉执笔的《卢沟桥》开始公演，差不多同一时间，上海排演了《保卫卢沟桥》，清一色名角参加，有周璇，有王人美，有金山，还有赵丹，南京的《卢沟桥》演员阵容没法与上海比拼，便出奇招用业余演员，邀请了上海的胡萍和王莹，其他让业余演员客串，每天演两场，场场爆满。

事实上，局势也是一张一弛，一度“和平空气笼罩，各地劳军运动之热烈情绪，顿形减低，以至几个中学生所发起之五万条毛巾运动，仅收到四十九条，离指定数目相差甚远”。这期间南京城里发生太多故事，常常虎头蛇尾，譬如《卢沟桥》演得足够火爆，总觉得还不尽兴。此时的国民政府，嘴上吆喝着“不留一个傀儡种子”，对战争究竟会发展到哪一步，仍然把握不准，是战是和两可之间，对田汉的《卢沟桥》态度很暧昧，一会支持，一会反对。

情况一直在恶化，比大家想的更要糟糕。战争不断升级，敌机狂轰乱炸，到12月4日，连续轰炸共计111次。淞沪战场一寸山河一寸血，和平希望越来越渺茫。政府机关开始撤离，有点身份的人都走了，有钱人走了，有名的人走了，大学走了，好的中学也走了，留下最普通老百姓，老人，孩子，妇女，还有那些前线退下来的军队。看那段日子报纸，心头一阵阵抽紧，好消息让人不敢相信，一看就知道是宣传，在掩盖真相，坏消息句句属实。一页页翻报纸，仿佛都能听到日本军队一步步逼过来的脚步声。

念念不忘无意中看到一条广告，整整一版，只剩下这么一条，其它全是战况报道：

梁章棣、张文卿结婚启事：我俩已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三十日在南京中正路三三四号举行结婚，时值国难时期，一切从简，所有亲朋诸希谅宥。

大时代的小人物命运向来不重要，残酷的战争机器面前，爱情算什么，婚约又算什么。多少年来，总是会忍不住想象，“启事”中的那对男女，后来会怎么样，会有一些什么故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几句诗本义一直存在争议，究竟描写士兵基情，还是表达男女爱情。争议往往是学问的一部分，我不喜欢钻牛角尖，内心来讲还是图省事，觉得更合适爱情。有时候，譬如1937年的危城南京，你会发现很难找到更好的词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