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女性的力量：孵化城市的母体

正如《汤姆叔叔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所说的那样，女性是社会的建筑师。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女性在深圳的城市化、国际化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这一巨大贡献，却没有获得应有的社会承认，本应绽放光芒的女性精神，在城市高速发展所致的社会离心力之下四散飘落。

这是“城市母体”这个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UABB2015）外围展的策展立意。

但这个展最初的灵感，并非直接来自女性艺术家或她们的作品本身，而是来自于在深圳这个城市中，我所见到的各类不同领域的女性，在城市空间的真实生存状态。

在深圳，单身女性往往只能通过感情顺利、事业成功来界定价值。但在这个快速发展的城市，感情起伏不定，事业又遥不可及，稍微有一点感情和事业上的波动，缺少家庭或其他关系网络支持的年轻女子，就容易否定自己的价值。

另一方面，关于深圳城市的发展，女性在其中的参与和贡献，并未得到完全的记录与再现。几年前，我曾在深圳的一档电视节目中，看到该节目组邀请了当年创造了深圳速度——三天盖起一层楼——的国贸大厦建筑女工班组，她们用自己的汗水促成了深圳速度，但大多返回老家居住。除了那次电视节目介绍了她们的事迹之外，我在互联网上难以找到任何相关资料，就连当时节目的视频也很难查到。唯有优酷上一个名为“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速度创造者）”的视频中有一两张模糊照片，可以看到她们的身影。其余为深圳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普通女性，其故事也是七零八落。

如果说深圳是一座创客之城，那么这些女性便是创客之城的创造者，她们不仅用自己的劳动参与深圳城市的建设，其家务劳动也为建设深圳的丈夫或孩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然而，在这座城市的35年辉煌历史的记忆中，她们的身影却缺失了。

作为一个城市研究者，我希望通过某个契机，能够更加深入了解深圳女性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再现这种关系，并让城市中的年轻女性，从深圳发展的历史脉络中，看到女性在感情和事业之外、作为城市发展参与者和推动者的价值。

与此同时，得益于深圳的多元与包容，近年来，深圳女性当代艺术家逐渐崭露头角，她们以其独特的阴性视角，通过丰富的艺术形式，冷静地观察反思呈现深圳的方方面面。

恰逢UABB2015招募外围展项目，我便和朋友徐媛媛讨论，希望借助深圳本地女性艺术家的艺术话语力量，让大众透过女艺术家的作品，看到女性的状态，也能让女性艺术家通过这个展览，更多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女性处境。这也算是在深圳发展的女性艺术家介入社会的一种尝试。

然而，这一美好的愿望在实施阶段并不顺利。“女性艺术展”的提法，让很多艺评人以“现在都是当代艺术了，男女都平等了，还需要什么女性艺术？”的理由不屑一顾。

在展览开幕前的一个半月，我们原先联系好的场地方，因为不接受我们把女性看作城市和空间的创造者，而放弃了对我们的场地支持。

我们邀请的致敬艺术家，也由于各种原因，在开幕前一个月，退出了这个展览。

在越来越多的接洽和联系之后，广州、美国、澳大利亚的几位女艺术家，纷纷表示愿意参与。由此，最初的“深圳本土女艺术家”的概念，不断被刷新和改写。对深圳是否存在本土女性艺术家的质疑，也成为很多人不看好这个展览的原因。

短短五天时间里，策展团队接洽了深圳的37个艺术空间，但场地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无处安放的女体，是“城市母体”这个展览在深圳四处找场地的窘迫处境，也是一个漂泊在深圳的单身女人的切身感受。我在一篇文章里描述了这样一种体验：

“我们如同2个怀揣着城市珍宝进城的护送者，不断叩响各处艺术人家的大门，寻问、离开；再叩门、再询问、再离开；再叩门、再询问、再离开……

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在过去5天里，或许也是一种自我的修行。

我们怀揣着梦想而来，努力工作着，经历过各种迭宕的性情生活，我们渴望理解，渴望认同，渴望被爱，渴望被宠爱，渴望成功……

无处安放的女体，无处安放的青春。

或许，‘城市母体’的寻址之旅，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被称为‘无处安放的女体’的行为艺术。”

并非所有的女性艺术展都具有激进目标，“城市母体”这个展，本来也只想安安静静展示城市与女性的故事。但场地的困境，使得我们不得不以一种在城市中漂流的状态，与这个城市进行一场别具一格的母体与空间的对话。

好在，深圳是一个对女性以及女性艺术持友好态度的城市，我们收到了70多位各界朋友的推荐，深圳东方美术馆、33艺术空间、之上艺术空间、圈子艺术空间等多个深圳的独立艺术空间，都向“城市母体”发出了盛情邀请。

其中，经由深圳福田图书馆馆长宇叶红介绍，我们得到了深圳文化创意园总经理董丹女士的支持。董丹认为，“当代艺术最大的特征就是对现实的关注”。由此，“城市母体”最终落在深圳市妇幼保健院附近的深圳文化创意园。

在这个坐落于全深圳母亲空间密度最高之处附近的艺术空间，平时在创意园中庭带孩子玩耍的母亲，可以和嬉闹的孩子一起看女性艺术展，哪怕是下班回家的父亲，也可以带着儿子路过展厅，像遛弯一样进来看看。这对我来说，颇有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仪式感。

我曾在展览期间，在展场遇到一位父亲，他看到门口的海报，急匆匆走进来，口音太重的他，好半天没有说清来意，后来我终于知道，他是问这里是否有什么讲座，他想为他的女儿问一问，好让女儿也来学一学。我拿给他几本“城市母体”的展刊，希望他带回去给女儿看看，也让他再带女儿一起来看展览，他欣喜地带着小册子离开。

在这短短16天“城市母体”女性艺术展之后，或许还是没有太多人知道什么是“女性艺术家的阴性视野”，不同的观众对作品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不过，在近1000平方米的当代艺术展场里，原本无处安放的展览，终究是以最容易到达的空间方式，在大型商住社区和城中村之间，给形形色色的普通人，带去女性主体的艺术表达。或许，这也不能说有多成功，但对于呈现女性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这一初衷，这个展览是实现了。

当然，在一个这么大的展场，仅放置九位艺术家的作品，难免让人觉得平淡和寂寞。于我而言，每一位参展艺术家在展场中都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一面墙或一扇门，如同伍尔夫说的“女人自己的房间”，这些房间又是开放的，能与观众形成直接的对话和交流。

她们的作品，一方面反映了她们对日常生活观察的艺术再现，或源于自身体会，或来自周遭故事；另一方面，每一个作品都是这些女性艺术家用自己的视角去体悟城市与女性的生命故事。

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的90后艺术家朱妙芬，用8座半裸上身的女性雕塑表达了“时间的谎言”的故事，其中一个雕塑的原型故事来自她的奶奶。她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奶奶的背从挺拔到弓驼，是时间的痕迹，也昭示了女性美丽容颜永驻的时间的谎言。

组织过爵士音乐节的贝尼的三件巨幅绘画作品，让人们对女性艺术的尺度有了一种文化冲击意义上的别样体验。在普通观众心目中，女性艺术家往往沉溺于个人的小情调，而贝尼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真实的新闻故事或宏阔的山川风貌，在大气磅礴的艺术叙事中，呈现深刻的社会反思。

曾经做过策展人的张妮，近年来在深圳潜心创作。她的《私生活》系列，从内心深处洞察女性生活的细部。经过从单身到母亲的生命变奏，她用细腻的笔触在女性本体、中性变奏及男性他者的不同叙事对象之间，描绘女性的如丝脉络。她的作品最打动观众的，是能用无声的色彩一语说穿观众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城市母体”在展场中所强调的“言说和倾听”的概念，被留英返深艺术家王诗荟的作品《耳语》非常贴切地放大了。她在三把电风扇上绑上代表女性言说的纸条，在风力的作用下，纸条飞舞所产生的凌乱声响意味着女性群体内部交流的繁杂、噪音和无效。三个不同方向的风吹动，则代表着不同对象的对话与互动，但在布展期间，放得太近的风扇上的纸条缠绕在了一起，更如隐喻一般再现了女性内部话语之间的冲突和权力纠结。

资深建筑师余加，致力于深港两地的建筑事业多年。她用平日建筑工地中最常见的材料——脚手架的零部件，制成了一件高达1.5米的钢铁项链。站在这个巨型项链面前，你隐约可以看见一个城市女巨人从高耸的楼宇背后走来，这个曾经象征着奴隶身份、现在又以美丽和幸福的符码来定义女性价值的项链，在女巨人的脖颈间，闪耀出太阳般的光辉。赞美与反讽，普通与伟大，在这个作品中同时呈现，让观众在恍惚间有一种进入神话世界的幻觉。作为全场作品中最重的一件作品，女性艺术家视野中的空间质感再一次突破了人们对女性内心世界的幻想。

美籍华人艺术家郭桢，其作品曾在香港苏富比和北京苏富比拍卖。她这次以女性乳房为灵感，带来了一大一小两件作品。软雕塑“母亲”和综合材料作品“离心儿更近”一点，用不同的视觉张力，呈现出人们对母亲和乳房意像的不同感官。

郭桢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女艺术家和普通女性一样，同样具有妻子和母亲的社会身份，在完成自己的作品和追求事业的同时，这种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往往成为女性艺术家个人艺术成长的巨大挑战”。这一点恰恰指出了女性艺术必须存在的价值之所在。即便男女的法律地位相同，但不同的家庭属性带给男女艺术家的负担不同，所遭遇的机会和发展方向也有所不同，女性艺术家发展空间的局限和女性艺术作品的稀缺也都来自于此。女性艺术家通过对自身性别身份的内观和反思所创作的作品，具有与男性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完全不同的一种世界观和艺术观。

新西兰艺术家Angela Tiatia的影像作品《镶嵌与缝合》，由自己做缝纫女工的母亲，关联到珠三角纺织厂的女工，她们具有同样的工作身份，但因身处全球化产业链的不同阶段，Angla母亲面临全球化产业从新西兰向中国大陆的转移而带来的失业困境，也预示了珠三角纺织女工的职业未来。Tiatia的镜头扫过工厂，暗示着在两个劳动力国家之间的共性与分裂，提出两个关于动荡文化身份和全球资本流动的严峻现实。

来自荷兰的艺术家Riet，则以一些随手可得的包装盒作为创作原料，将平日里最多会流入废品回收站的纸盒，经过对材料纹理的梳理，借由艺术家的色彩搭配，让这些普通废弃物焕发出《平凡中的诗意》。

乔红是最早一批来深圳创作城市大型雕塑的女雕塑家中的一位。她的作品《琼州育鹿》和《钢琴之都》，都是以微缩装置的形式在展厅内展出，是全场体积最小的两件作品。从中，我们能看出老一辈的艺术家的创作题材和70后以降的艺术家之不同。乔红一代的艺术家，多以国家主题为创作内容，不论放置于大亚湾核电站前的《琼州育鹿》，还是在深圳艺术学校门前的《钢琴之都》，都具有官方叙事痕迹，而张妮等人的作品则更多关注个体本身。虽然奉献给国家的雕塑尺寸都不小，但留给自己做纪念的只是小小的微缩版本，从中也能看出老一辈的艺术家心目中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分量大小。

女工诗人邬霞、打工春晚女主持人丁丽、美国驻广州领事馆领事Maribel Vasquez在“城市母体”的开幕式上的出席和致辞，也使这个展览促成了深圳女工与深圳女艺术家在国际关注下的一次跨界交流。

到此，我们可以对“城市母体”这个UABB十年历史中第一个女性主题的外围展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且不论参展艺术作品在女性艺术史意义上的价值，这个展至少在深圳本地，促成了各个不同社群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以女性艺术作品为纽带，促成了更多人对深圳本土艺术、女性艺术，尤其是深圳女性当下的生存状态有了更多了解。

人类学家往往认为，女性在社会中虽不像男性那样占据绝对领导地位，但是其独到的沟通和连接能力，使得女性具有社会枢纽的核心价值，从而具有促成家庭、社会及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句著名的西方谚语说：“推动摇篮的手，推动世界”。“城市母体”艺术展，正是通过艺术，再现深圳以及南中国地区的女性推动城市发展、孵化城市进程的诸多故事，策展、布展及展览过程中的一系列动作，隐喻般复刻了女性作为城市母体促成城市内外的沟通、交流和合作，进而孵化城市的作用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