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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教材“恐同”起诉教育部中大女生撤诉:基本诉求已经达到
已获得申请公开告知书和投诉渠道
秋白告诉澎湃新闻,之所以起诉教育部,是因为她去年5月向教育部申请公开对“恐同”教材的监管信息,而后者未能在法定期限内给予答复。
8月14日,秋白向北京二中院递交起诉状,立即获得了立案,她坦言自己也很惊讶,“抱着不立案的心情去的,拿到代表立案的受理通知书时,我还问王律师,受理是什么意思?”
如今,教育部已于去年9月给秋白寄了一份关于延迟公开的答复信,在去年11月24日的庭前谈话中,教育部相关人员也给予了反映问题的途径——教育部监督举报受理中心的电话,“基本诉求已经达到,胜诉没有大的意义。”
5月向教育部申请公开“恐同”教材监管信息,8月14日提起诉讼,回头再看与教育部打交道的近10个月,秋白自言经历了诸多第一次:第一次被校方约谈,第一次遇到“恐同”教师的当面指责、第一次在性取向上直面家人,第一次被带去医院就诊。
她的第一个感受是很累,“起诉教育部,北京与广州两边跑得很辛苦,还要花很多精力与人打交道,学校作业也很多。”
常有不好的声音传入她耳中。对于网上的负面消息,朋友通常会告诫她不要看,担心她会受伤,但她似乎有了免疫力,“只是一些没用的声音,我挺乐观,比较坚强,那些人只是‘键盘侠’”。
让她激动的是,很多在人撑着她。支持她的网友找到了她的公众微信号甚至手机号,给她发去上百条留言。
庭前谈话时妈妈给朋友发去短信:感谢你们一直陪着她
在秋白的起诉路上,她的同性恋身份于去年9月意外被父母知晓。之后父母一度坚持同性恋是不正常的,带她去广州治病,让她一度觉得“身陷囹圄而不得解”。
而如今,妈妈会偷偷看关于秋白的新闻、评论,态度没有那么强烈,有一回她告诉秋白,“虽然你们做的事情有意义,但社会还不接受,你们还是低调点。” 在去年11月底与教育部庭前谈话前,秋白的朋友突然接到了其母亲发来的短信:感谢你们一直陪着她。这样的转变让秋白感到有些突然,有些感动,她决定一定要让父母完全接纳她的身份,如此心里的槛才能过去。
作为一名中山大学的大二女生,秋白并不打算放弃学业,在热衷公益的同时,她高效利用时间,“这次考试挺好的,原本能更好,但公益事情太多,只能努力在公益与学业中找到平衡。”
2016年,秋白自言已经孕育着更多行动的可能:例如跟进教育部的举报纠错机制、游说学者发声支持、与教材的编者及出版面进行面谈。
秋白告诉澎湃新闻,自己想继续推动社会改变,她甚至想过毕业后做一名调查记者,“我对性少数领域了解得很深,这条路会继续走下去,坚持久了,才会有改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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