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鲍伊与柏林墙

鲍伊帮助推倒了柏林墙？这样的赞誉是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一年多前就提到的。2014年，柏林墙倒下的25周年，大卫·鲍伊国际巡展在柏林展出，吸引了多达十五万访客。施泰因迈尔部长特地前往致开幕辞，提到了他这个世代的德国人对鲍伊这位摇滚巨星的疯狂迷恋。除了音乐上的影响力，施泰因迈尔特别提到鲍伊的摇滚乐在冷战背景下的政治意义。

1987年，鲍伊在柏林帝国大厦前举行大型露天演唱会，有些音箱向着一墙之隔东柏林的方向，在唱《英雄》一曲时鲍伊还特地用德语向墙的另一头的粉丝送上祝福。东柏林的上千粉丝涌入勃兰登堡门，想隔着柏林墙凑着听鲍伊的摇滚乐。演唱会到第三天，东德的人民警察开始镇压聚集群众，抓捕了200多余人。因此，早在1987年，而不是1989年，就有鲍伊的粉丝就开始高呼：“这墙必须推倒！”

摇滚乐给予人心力量和对自由的向往，间接地让1989年的和平示威和柏林墙的倒塌成为可能，说帮助推倒了柏林墙恐怕是种过誉，但也表达了施泰因迈尔和这个世代的德国人对鲍伊的摇滚乐的热爱和特殊感情。

后来，鲍伊回忆起这段柏林墙倒下两年前的演唱会，认为这是他最情绪化的演出之一，当时他的眼眶都湿了：“我们听说会有一些东柏林人可以听到演唱会，但我们不知道确切有多少。有成千的人在墙的另一头可以听。所以这就像是一个双重演唱会，而墙是个屏障。我们可以听到传自墙的另一头的欢呼和歌唱。这让我心碎。我以后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了，我肯定不会了。”

鲍伊的柏林岁月

不过，鲍伊并不是因为宏大的政治话题来到柏林的。1976年，他和美国庞克音乐先驱伊基·波普（Iggy Pop）一起来到柏林住下，首要原因是为了离开纸醉金迷的美国西岸洛杉矶，戒掉可卡因，同时也希望在柏林寻找音乐上的新突破。当然，也有逸闻说鲍伊是因为一个德国女明星哈格（Romy Haag）来的柏林。

鲍伊在柏林的岁月留下了一些有趣的轶事。他和波普租在舒讷贝格区（Schöneberg）一栋极不起眼、颇为老旧的公寓楼里。一开始，他和波普还住同一个套房，后来波普被鲍伊赶了出去，住在了隔壁套房，可能原因是波普有女朋友。但鲍伊的说法是，他总是出去采购的那个人，而波普则习惯从冰箱里拿到什么就吃什么、一眨眼就一扫而光——包括鲍伊特地跑去高大上的西方百货（KaDeWe）搞来的食物，这让他气坏了。

为什么是柏林？鲍伊对柏林的感受是什么？在当时，鲍伊是红遍世界的摇滚巨星，他的美国和世界巡演都备受瞩目，华丽的舞台和视觉设计更是耗资巨大。

在美国，他受盛名所累，过着高压的生活，深受可卡因毒品折磨，经济上更几近破产。选择柏林这座依然带着战争伤痕的城市，似乎是因为它是纸醉金迷的美国西岸生活的极端反面。

鲍伊说，柏林给了他惬意的自由和匿名感，这座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人们不在乎你在干什么，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大隐隐于市，他喜欢这种夹杂着波希米亚风的匿名感，后来他在纽约市生活了十几年，也是因为类似的感觉。

当然，1970年代的柏林是有自己特殊氛围的。柏林墙把这座城市一分为二，给它带来了巨大张力和冲突感，西柏林的四周又被东德封锁，这让这座城市有着独一无二的氛围。鲍伊说，后来也有其他英美的音乐人喜欢他柏林时期的作品，想依循他的足迹，感受他感受到的柏林。但过去的时光是不可能重新找回的，时过境迁，氛围是不会一样的，比如U2跑来柏林就对这座城市很失望。

在德国，给鲍伊带来艺术上丰富灵感的，一方面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表现主义艺术，他常常去桥社博物馆（Brücke Museum）朝圣；另一方面是当时的德国先锋音乐，尤其是电子音乐先驱团体如橘梦乐团（Tangerine Dream）、发电厂乐团（Kraftwerk）、新乐团（Neu！）等。橘梦乐团的佛洛斯（Edgar Froese）最一开始接待鲍伊来的柏林，并帮助他摆脱毒瘾的折磨。1978年，他还参与演出了他很崇拜的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的最后一部电影《漂亮的舞男，可怜的舞男》（Schöner Gigolo, armer Gigolo）。

鲍伊录制新专辑的地方叫汉萨录音室（Hansa Studio），在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区，从窗口就可以看到水泥砌的柏林墙、东德瞭望塔，还有波茨坦广场。在墙的另一头，荷枪实弹的东德哨兵被授权可以射杀企图翻墙的人——仅在1977年就有两名东德人在穿越边境时被杀。在这里，鲍伊与伊诺（Brian Eno）和威斯康提（Tony Visconti）合作，诞生了著名的柏林三部曲（《Low》，《Heroes》，《Lodgers》），其中的《英雄》（Heroes）一曲写入了柏林墙的意象，是鲍伊最广为传唱的单曲之一。

从1977年到2013年：大卫·鲍伊歌曲中的柏林墙

在《英雄》（Heroes）一曲中，鲍伊描绘了一对被柏林墙分开的情侣，不顾东德警察的子弹，连死也不害怕，站在墙边拥吻，“我们可以做英雄，就这么一天”，在缠绵悱恻之余，又透露极度的绝望，“我们找不到方法可以在一起”。

我，我能记得/站立，在墙边（墙边）/而枪，就在我们头上开火（在我们头上）/然后我们就亲吻，好像一切都不会崩毁（一切不会崩毁）/而羞耻，早已在另一边/噢，我们能击败他们，永远永远/然后我们就能做英雄，就这么一天

关于《英雄》的意象灵感来源，有很多传说，莫衷一是。最传奇的说法是，鲍伊在离柏林墙不远的汉萨录音室亲眼看见窗外有对情侣在墙旁拥吻的场面，这当然太戏剧性，很难是真的。也有说法是在录音室，他的音乐制作人威斯康提和女友在他面前拥抱，而他们的身后正好是面向柏林墙的窗口。更有考据说，鲍伊受到了1920年代表现主义画家穆勒（Otto Mueller）一幅画《花园围墙旁的情侣》的启发。

鲍伊在《Heroes》的歌词中，用“站立墙边，子弹就在头上开火，而我们亲吻，好似一切不会崩毁，将羞耻抛给他们。我们能够击败那些，永远永远，我们将成为英雄，只为一天的不朽”来讽刺冷战。

在音乐上和生活上，柏林都是鲍伊一段重要的时光。在这里，他摸索了新的音乐形式，再攀高峰；生活上，他摆脱了毒品的折磨，重回轨道。2013年，暌违乐坛将近十年的鲍伊在他生日这天发行了单曲《我们现在在哪里？》（Where are we now？），回忆了他的柏林岁月。这单曲后来收录于专辑《下一日》（The next day），而其封面仅仅略微改编了1977年《英雄》的封面。

鲍伊的粉丝们很多都觉得《我们现在在哪里？》不够“劲”，不够牛掰，甚至，以标新立异著称的鲍伊居然怀旧了？！它节奏舒缓而感伤，像一个老人——当时66岁的鲍伊本来就是个老人了——絮絮叨叨他的岁月和过去，一上来就扔一堆柏林的地名，也不管小辈儿们听得懂几分。

这个单曲充斥了鲍伊极为私人的记忆，音乐录影带中出现大量1970年代的柏林场景，用黑白胶片的方式呈现，还有他的旧物散在各处；甚至，他的一件上衣上的文字更暗示了那时候离开他让他痛彻心扉的某位前女友。

在音乐录影带中，除了歌词中出现的那些柏林地标，他生活过的地方，更有其它柏林地标承载着鲍伊和柏林这座城市的记忆，例如勃兰登堡门（1987年，鲍伊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开演唱会）、柏林电视塔、国会大厦等，影片的最后定格于胜利纪念柱（胜利女神维多利亚雕像）的影像。

在《我们现在在哪里》一曲的前两段中，他对柏林的记忆用一些地标来表达：他曾经录制音乐的汉萨录音室位于波茨坦广场不远处，他可以从录音室的窗口眺望到柏林墙；他常去的迪斯科舞厅叫丛林（Dschungel），在纽伦堡大街；他曾去最时髦的西方百货（KaDeWe）购物。

不过，这首单曲又不仅仅是鲍伊对他1970年代在柏林生活过的追忆，而更写了他所感受到的柏林这座城市的今昔。在第三段，鲍伊把时光突然从过去拉回到了现在，问道：

“我们现在在哪儿？/我们现在在哪儿？/那个时刻，你知道的/你知道的，你知道的”

哪个时刻呢？在第四段，他写道，

“两万人/穿越博泽桥/祈祷着”

这一段描述的是1989年11月9日到10日的深夜，两万东德人冲破了博泽桥（Bösebrücke）——这是第一道非正式开放的东西柏林边境，穿破边境的人们涌向西柏林，并不知道是否真的安全。

对鲍伊以及很多他这样世代的人，眼看着柏林墙起、柏林墙倒，无论从大的社会和人类还是小的个体生命角度，都是刻骨铭心的时刻。摇滚乐和1970年代西方社会思想解放思潮以及冷战之间的关系密切，鲍伊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