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李宗勋：中韩为何在历史文化问题上纷争不断

近年来，韩国在文化遗产申报上动作积极，宫廷宗庙祭祀礼乐、江陵端午祭等先后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古代韩国处于中华文明圈，中韩两国传统物质文化颇有相似之处，故而，韩国传统文化成功申遗的消息传至国内便引发了国人热议，不少网友认为韩国是在“偷抢”中国传统文明成果。就在2015年底，韩国“拔河”成功申遗的消息又一次受到网友关注。

其实，在“申遗事件”之外，高句丽历史问题更是中韩之间在历史认知方面存在分歧的关键问题。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朝鲜历史文化专家、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李宗勋，讨论中韩之间引发摩擦的相关历史问题，以期对读者了解纷争的现状有所裨益。

澎湃新闻：近年来，韩国多起“申遗事件”受到国内媒体、网民的极大关注，并因此产生了不少文化方面的“口水仗”，网友纷纷吐槽中国的端午、中医、印刷术等文明成果被韩国抢走。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宗勋：在韩国申遗中医、印刷术、端午等问题上，中国网民反应非常敏感，谩骂韩国人善于“偷抢”中国古代文化。对此，中国人其实不必那么大惊小怪，问题也不像有些中国人想象得那么简单。传统时代，朝鲜半岛一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并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汉字文化圈中发展壮大，成为东北亚区域的主要国家之一，历史上誉称之为“礼仪之邦”、“小中华”。因此，二千多年来自中国大陆的包括汉字在内的中国文化也成为朝鲜半岛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具有超越国家、民族向四周传播、交流的属性，越是先进的文化越容易传播，被其他民族所吸引。同时，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交流、受容、变异、本土化等诸多变化，于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文化在朝鲜半岛经历长期的变异过程后，在内容上与原来的文化不完全一样，而且形成鲜明的本地特色，甚至还有名同义异的现象。就像起源于印度次大陆的佛教传播至中国大陆后变成中国式的大乘佛教一样。

比如，韩国申遗成功的端午祭，是韩国江原道江陵一带民间祭拜吉岭大神的民俗活动，既不是全国性的传统节日，内容上类似萨满文化的成分多一些，与中国的端午节也完全不一样。韩国善于将传统文化中自认为有价值的、具有民族与地区特色的文化进行挖掘、整理、研究和保护，只是中国忽略了这些文化，还没有来得及整理而已。

中国人应以自然的心态对待这种问题。其实，中国文化向其他地区和国家传播并能发扬光大更能彰显古代中国文化魅力和影响力，更是体现中华文明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中国人应为之骄傲才是。

澎湃新闻：处于中华文明圈的韩国，其历史与中国有着诸多联系，除申遗事件之外，高句丽历史问题也是中韩两国在历史认知方面的一个分歧，特别是韩国方面，对此问题尤其敏感。请您介绍一下高句丽历史问题上中韩的分歧在哪里？

李宗勋：据史料记载，高句丽国始建于公元前37年，其疆域包括现今中国辽宁、吉林两省和朝鲜半岛北部，公元668年被唐罗联军所灭。中韩两国学界在高句丽问题上的分歧较大。中国学界大多学者认为，高句丽自始至终是中国东北少数民族政权，是中国中原王朝的地方政权，因此主张将高句丽史完全归属于中国史的范畴内。甚至有的学者反对将高句丽视为韩国史的一部分，强调高句丽史不应写进韩朝古代史中。韩国学界则认为，高句丽史是古代韩民族历史的主干，是政治军事上的独立强国，高句丽人是韩民族的直接祖先，强调中国学界对高句丽史的主流观点是对韩国历史的武断歪曲。

我个人对高句丽历史的定位是：高句丽史是古代东北亚的历史，不能简单地将高句丽的全部历史归属于中国史或韩国史。因为在古代东北亚，根本不存在明确的国境线，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国民国家，各王国内的民族大多也是复合性的征服民族，各族群、部族之间的相互移动、融合比较频繁。既然高句丽是东北亚历史，中国和朝韩应共享这种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残留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高句丽历史遗产共同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正是很好地体现了两国共同享有高句丽历史的精神和思维。如果中韩两国皆视高句丽为古代东北亚历史的话，两国之间不会就此产生文化冲突。

从国史角度而言，高句丽史必然是中国东北古代历史的一部分，因高句丽及其先祖夫余都起源于现中国的辽宁、吉林地区，高句丽时期的大部分疆域也在现在的中国东北地区，在东北地区活动的时间大大多于朝鲜半岛，只是后期将政治中心迁到朝鲜半岛而已。

但我们还应承认，高句丽的历史文化后来主要由朝鲜半岛传承，并使之发扬光大，高句丽人是朝鲜民族形成的重要族源之一，因此朝鲜民族的英文名称仍然是KOREA（高句丽的谐音）。相对于高句丽史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小块部分而言，高句丽历史在整个朝鲜民族历史上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唐朝一样重要，韩国的高句丽历史情结比较强烈也是自然的。

中国改革开放前，中国和朝韩在高句丽历史问题上相互认知，基本上采取了共享高句丽历史和默认对方研究方法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太大的矛盾。

澎湃新闻：世纪之初，中国史学界启动的“东北工程”课题项目也曾引起韩方，包括学界、政界以及媒体的反对，韩国方面对相关历史问题如此敏感，有何历史背景？

李宗勋：世纪之初，中国学界实施“东北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简称“东北工程”）的本意是要加强中国东北诸问题的研究，因为东北地区历史文化及实状研究一直以来确实是我国学界的薄弱环节，以往研究大多受日本帝国主义时期日本学者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半岛学界影响。也就是说，在东北历史文化及现状研究上中国学界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体系和理论基础，启动“东北工程”这样的大型项目实现上述目标完全是有必要的。

但中国在实施“东北工程”过程中，在动员、组织形式及运作上带有一些政府的成分，学术上的政治倾向性有些明显，比如：“工程”有很一些政府高级官员参与，在研究尚未成熟前急于在党的机关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高句丽的文章，以明确表明中国的立场，中国外交部网站介绍韩国历史文化中的古代史部分突然被删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的观点发生180度转变等。这些情况，引起韩国学界和社会的高度警觉，认为中国以学术为幌子来实现对朝鲜半岛的政治目的。

韩国媒体在没有完全搞清事实原由的前提下，在国内大肆炒作高句丽等历史问题，对“东北工程”肆意夸大其词，使高句丽问题在整个韩国社会高度发酵；以民间学派为主的各学术团体纷纷组织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严厉抨击中国学界歪曲历史和搞文化霸权主义；更有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和战略研究者认为，中国实施“东北工程”实际是为在朝鲜内部发生突变时控制北朝鲜预作理论上的准备。韩国政府多次在外交场合都严正提出“东北工程”问题，要求中国政府预以妥善解决。

后来在中韩双方的外交努力，通过两国学者及研究机构间的直接交流，以及有关各方的相互克制，使中韩之间的文化冲突及外交摩擦暂时得到缓解。双方政府及学界在“反对学术问题政治化，历史问题现实化”的原则上达成共识，并共同强调不能因历史等学术问题影响中韩两国友好关系的大局。

但不得不说，经过“东北工程”及中韩之间引发文化冲突后，目前中韩两国学界在高句丽等历史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及观点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相互克制或谨慎而已，今后仍存在反复的可能性。因此，中韩两国只有在共同树立古代东北亚历史意识，真正采取历史共享的研究态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朝鲜王朝曾有“反清复明”计划，也存在对“大明衣冠”的继承，韩国历史上的王朝是否自认为是中原王朝的藩属，如何定位？另外，您怎样看待古代中韩之间的朝贡册封关系？

李宗勋：李成桂于1392年建立朝鲜王朝以后，一直奉行对明事大的政治外交策略，并以中国的性理学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壬辰倭乱时期明军出兵帮助朝鲜抗倭，更使朝鲜对明朝感恩戴德。但在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中后金（女真人建立的王朝，清朝前身）大胜明军以后，明朝大势已去，后金改国号为清，势如破竹，大有替代明朝入主中原之势。

军事强势的后金分别在1627年与1636年两次征服朝鲜，朝鲜被迫向后金称臣纳贡，朝鲜史称“丁卯胡乱”和“丙子胡乱”。两次“胡乱”不但对当时朝鲜经济社会造成严重破坏，而且对朝鲜国的自尊心是极大摧残，认为这是民族历史上的奇耻大辱。因为朝鲜历来以“小中华”自居，鄙视汉族王朝以外的其他北方民族，始终视女真人为野蛮民族，特别是女真族曾长期向朝鲜王朝称臣纳贡，所以朝鲜从心理及文化上根本不认同被屈辱的事实。于是，朝鲜内部掀起“反清复明”的思潮，并欲寻机雪耻。特别是在朝鲜孝宗时期，将崇明反清确定为国策，整个17世纪一直存在反击清朝的“北伐派”，有时还使用明朝年号或衣冠制表示对正统大明的崇尚和怀念。但随着18世纪清帝国社会经济的隆盛和中华文明的复兴，朝鲜的反清复明意识逐步消失，代之以仰慕大清、努力向大清学习的北学思想。

在传统时代，中国与周边各王国的交聘关系主要以朝贡册封关系维系，特别是朝鲜半岛各国、琉球王国、古代越南与中国中原王朝关系尤为密切。日本时而朝贡和被册封，时而只贡不被封，但大多数时期“脱离”了与中国王朝的这种朝贡册封体制，这主要出于日本的自主意识较强，因海浪、造大船等风险和成本太大所致。

朝贡册封关系，在政治和礼仪上是一种不平等的主从关系，如朝贡国必须定期朝贺上国，向上国交纳“岁币”和“方物”，送“人质”，使用上国的年号，接受赐印和官服等，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必要再继续讨论这种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朝贡册封体制并不损害朝贡国基本的主权地位，上国对朝贡国一般不存在强制性要求和对内政的横加干涉。

因此，在研究古代东亚关系史中，不能轻易以双方的“朝贡册封关系”作为衡量二者间确立宗主国与属国的重要依据，“朝贡册封关系”更多体现基于华夷思想的礼仪和理念，即“以小事大，以大字小”。实际上，朝贡国通过主动的、频繁的朝贡，获取很多经济利益和“文物”以壮大自己的国力，并利用中国中原王朝的册封为其在国内及其周边赢得正统的政治地位。也就是说，朝贡国越是频繁地朝贡，越意味着对朝贡国更有利，相反，对上国的各种负担却相当繁重，从朝贡使节踏入中国开始，一切接待费用完全由上国负责，皇帝对朝贡国的“赐物”往往是“薄来厚往”现象居多。

当然，高丽朝与蒙元的关系、朝鲜与后金的关系较为特殊，是朝鲜半岛被外族武力征服以后确定的宗主国与属国关系，但这种关系与一般意义上的“朝贡册封”体制在性质上有较大不同。

澎湃新闻：近代兴起的民族自觉意识如何影响韩国人的历史认知？

李宗勋：韩国在历史上饱受战争、侵略、分裂的哀痛，因此在韩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具有较强的“怨恨”情结，这种恨文化在近现代韩国思想意识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具体反映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形式，也反映在表达深层情感的表现手法上，在国家精神层面上体现为极强的历史悲情、民族自觉意识、保守主义等。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传统民谣“阿里郎”，“阿里郎”一词本身既折射出韩国人的各种悲哀、忧伤、迷茫的惆怅，同时又喻示着韩民族坚韧不屈的精神。

在韩国人的文化心理中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所谓的“兴”文化。尽管韩国在历史上经历了无数磨难和艰辛，甚至是绝望，但他们善于以饮酒欢歌、舞蹈娱乐、野外活动等乐观的形式面对现实，即善于以简单而又粗俗的歌舞方式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以此抒发自嘲、慰藉、无畏的情感，进而寻求超越困境，扭转命运的自信。这种“兴”文化，自20世纪70年代创造“汉城奇迹”以来的韩国社会反映地得淋漓尽致。崛起的韩国不再迷恋于往日的列强和传统大国，而将历史悲情和怨恨情结珍视为发展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和创新动力，即善于发现和挖掘具有本民族特点、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并将此与现代艺术形式、时尚文化、科技产业巧妙地结合起来，打造具有输出性的、综合性的“韩流”文化。现今的韩国人很容易表露出“沾沾自喜”的自信，他们甚至坚信，韩国引领东亚或世界的时代终究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