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忆|法国秘密军组织：以恐怖对恐怖，几次暗杀戴高乐都失败

2016年1月7日，是法国《查理周刊》遇袭一周年纪念日。在过去的一年中，只有5%的法国人肯定政府应对恐怖主义的措施。而回首历史，在60多年前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法国秘密军组织（OAS）与法国政府上演过一场恐怖与反恐怖的混战。

被恐袭改变的人生

Delphine Renard清楚地记得，很多年前当炸弹爆炸的时候，她只有4岁。那是1962年的2月7日，一颗炸弹在她家窗户前爆炸。炸弹原本的袭击目标是住在同一幢房子内的法国作家、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但那天马尔罗恰巧出门了，逃过了一劫。炸弹是由法国秘密军组织（OAS）安放的。同一天，他们在各处放置了10枚炸弹，分别对准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政客、记者和知识分子。

1962年，法国秘密军组织（OAS）的标志。视觉中国  资料

此前，不甘心失去阿尔及利亚的一群法国前军官，组成了秘密军组织（OAS）。他们的目标是所有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人，不管是致力于民族解放的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FLN），还是法国政府本身。

在恐袭事件中受伤的Delphine Renard被送往纽约治疗，失去右眼的她戴上了眼镜。

这次炸弹事件造成7人受伤。小小的Delphine Renard成了这场仇恨的牺牲品，她失去了右眼。第二天，当她满脸是血的照片出现在《巴黎竞赛画报》上时，人们的心被击中了。而Delphine Renard的人生从此被永远地改变了，她的整个童年都被同一个噩梦纠缠着：身后一个巨大的白色雪人蹒跚着追逐她。很多年以后，因为那场爆炸的后遗症，她的左眼也彻底失明了。

Delphine Renard的不幸，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被恐怖手段无端伤害的普通人的缩影。而在她背后，牵扯的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曾以爆炸等极端手段追求民族解放，法国殖民当局以酷刑进行回应、法国秘密军组织（OAS）则以爱国之名实行恐怖活动之实的以暴制暴的混战。

以恐怖对恐怖

1960年12月12日，阿尔及尔，一名穆斯林妇女被严格盘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反殖民运动正风起云涌。彼时，法国刚刚失去了前殖民地突尼斯和摩洛哥。而在阿尔及利亚，自法国1830年建立殖民统治以来，大量欧洲人移民到此，他们被称为“黑脚”。殖民统治之下，阿尔及利亚人无论在当地还是法国本土，都受到歧视。二战胜利后，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的决心也日益坚定。

1945年5月8日的二战胜利日，阿尔及利亚人在Sétif游行庆祝，并借机表达政治诉求。游行人群中有人高举着阿尔及利亚旗帜并高喊要求独立的口号，示威很快演变成一场暴乱，当地欧洲人被当成“法国存在的象征”而遭到屠杀。对此，法国殖民当局以扫荡政策加以回应。根据法国官方的统计，Sétif事件造成了103个欧洲人和1500个穆斯林的死亡。但许多阿尔及利亚历史学家通常认为真实数字要远高于1500。 事后来看，Sétif事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民族解放阵线（FLN）成员的Mohammed Harbi 后来写到：“阿尔及利亚战争始于Sétif”。

1956年9月30日，民族解放阵线（FLN）派年轻的Zohra Drif在一家咖啡馆安放了炸弹，导致3个法国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她被法国殖民当局判入狱20年，1962年被戴高乐释放。

1954年11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正式起义。在早期，该组织严格遵守不伤害平民的原则。但慢慢地，他们也使用起了爆炸等极端手段，袭击对象也不再限于法国的设施和警察，而是包括了与法国当局有联系的穆斯林。1955年6月，他们宣布对“所有法国人实行全面战争”。

直到1955年8月的菲利普维尔事件爆发5个月后，法国《快报》才在头版报道了此事。

1955年8月，在菲利普维尔（Philippeville），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个分支组织袭击了26个“黑脚”集聚地，并造成123人死亡。怒火中烧的法国殖民当局随即处决了1273名阿尔及利亚囚犯加以报复。

除了铁丝网，莫里斯线上还布满了地雷和巡查士兵。

之后，法国政府为将普通老百姓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隔绝开来，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边境修建了莫里斯线（Morice Line），甚至一度将阿尔及利亚人转移安顿，集中居住。然而，因为集中居住的条件恶劣，结果招致了阿尔及利亚人更多的怨恨。

1958年6月6日，戴高乐到达阿尔及尔后接见雅克•马絮。右边的萨朗将军在后来发动了政变。

为稳定阿尔及利亚局势，1957年1月，雅克•马絮 （Jacques Massu）被派往当地。但他当政时期，殖民当局被指使用了酷刑和非法审讯手段。因为有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记忆，法国民众对使用酷刑敏感且反感。此后，Roger Wuillaume被责令调查此事。他的报告表明，酷刑确实被广泛使用，比如残酷的水刑和电刑。1971年，马絮也在自己的书中承认，他的手下们当时使用了酷刑。但他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与那些使用恐怖手段的叛军相比，使用酷刑来消灭恐怖主义的法国军人简直就是唱诗班男孩。“我们遵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法则”，马絮如此辩解。当时的情况，正如后来有人总结的：爆炸成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对付欧洲人的策略，而酷刑则成了法国人为获得情报使用的手段和策略。直到90多岁高龄后，马絮在一次采访中对使用酷刑表达了遗憾，他说：“当时的情况下，酷刑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应该可以找到其他的方法。”

1961年10月17日，巴黎附近一个警察局，被逮捕的示威者在警察的监视下。一场由FLN组织的游行示威遭到警察镇压，导致40人死亡。但实际人数可能多的多。

如果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为争取民族独立而采取的爆炸等手段，是当时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弱者的武器”，那么法国的秘密军组织(OAS) 以极端的方式对之的回应，则完全要另当别论了。

1958年6月，戴高乐重新执掌政权后试图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1958年10月3日， 他在一次讲话中呼吁：“为什么要杀人呢？应该让人们活下去！为什么要仇恨呢？……停止这些荒谬的争斗吧。”戴高乐在讲话结束时高呼：“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万岁”。这似乎暗示着，很多法国人坚持的“阿尔及利亚属于法国”的期望行将破灭。

1961年4月23日，参加政变的三名将军儒奥、萨朗和夏尔。

然而，一些法国人并不甘心于此。1961年4月22日，为阻挠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前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总司令萨朗同另外三名将军泽勒、夏尔和儒奥，一起发动了军事政变。面对叛乱者的威胁，戴高乐在电视上强烈谴责了这“四位退役将军”的政变行为。该行动不久就以失败而告终。

1961年4月26日，人们聚集在一起等待聆听发动政变的萨朗等人讲话。

萨朗(中)与戴高乐(左)。视觉中国 资料

萨朗曾参加过印度支那战争，于1956年晋升上将，后被任命为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总司令。萨朗与戴高乐的渊源颇深。他曾在1958年戴高乐的再次上台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那一次，正是他在阳台高喊“戴高乐万岁”，让已经隐居科隆贝的戴高乐顺势出山。萨朗的军队有这样一个宣传口号：“地中海穿过法国就像塞纳河穿过巴黎。”但这一次，坚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萨朗，与已打算让阿尔及利亚自己选择前途的戴高乐分道扬镳了。

1961年11月1日，巴黎，法国消防员赶到秘密军组织进行的恐怖袭击现场。由萨特等人参加的反种族歧视游行队伍刚刚经过这里。

政变失败后，萨朗逃到了西班牙，并与Pierre Lagaillarde等人成立了法国秘密军组织（OAS）。OAS的支持者主要是来自阿尔及尔和奥兰等地的贫穷白人。当地错综复杂的地形给了OAS犹如FLN在山区作战同样的优势。据当时《世界报》的统计，从1961年5月到1962年1月，秘密军队组织在阿尔及利亚共进行了5862次袭击，造成了269人死亡。

1962年3月5日，阿尔及尔，属于犹太人和欧洲人的店铺也遭到秘密军组织的恐怖袭击。

秘密军队组织下设三个机构，分别是专门从事暗杀、爆破的“作战行动”组织，负责宣传的心理作战组织，以及负责筹款联络的组织。除此之外，OAS在法国本土还有一个专门从事恐怖活动的行动团。在比利时，OAS有自己的印刷厂和武器库。对暗杀对象的选择，OAS遵循着能引发的效应大小的原则。1962年3月15日，他们暗杀了包括作家Mouloud Feraoun在内的六名教育界人士。Mouloud Feraoun身中数弹而亡。OAS将暗杀的地点选在了社会教育中心这一公共场所。当时，距离埃韦昂协议的签署还有几天。Mouloud Feraoun是作家加缪的朋友，和希望休战的加缪不同，Mouloud Feraoun将战争归因于殖民者的利己主义，尽管对双方的暴力行为都不满，但他还是选择了支持独立的一方。

法国秘密军在阿尔及尔街头留下的涂鸦，大棒在戴高乐头上砸出一个包。

为了达到更好的威慑效果，OAS有时还会在暗杀场所留下签名。OAS采取的“焦土政策”，意在表明哪怕失去阿尔及利亚，也要留给阿尔及利亚人一个法国殖民者到来之前的阿尔及利亚。为此，他们也恐吓当地的欧洲人，要把他们吓走。OAS给出“箱子或者棺材”的极端选择，即要么走人要么被杀。

1962年3月23日，就在埃韦昂和平协议签订后不久，一名阿尔及利亚妇女在阳台上愤怒抗议。法国殖民当局和秘密军组织的交火在她的阳台上留下痕迹。

OAS甚至将戴高乐也列入了暗杀名单。1961年9月8日晚，戴高乐的专车行驶到塞纳河桥镇附近时，突然“轰隆”一声巨响，炸弹爆炸了。然而，戴高乐的车从火球中穿了过去却安然无恙，原来是炸弹提前爆炸了。根据爆破专家的看法，是当时引爆装置安装不当让这次暗杀失败了。

1962年8月22日，戴高乐的专车上是OAS分子留下的弹痕。

即使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OAS的暗杀活动也没有收手。1962年8月22日，在戴高乐从巴黎前往Villacoublay军用机场的路上，在帕蒂-克拉玛（Petit-Clamart），OAS分子朝他的专车开枪，但OAS分子的枪法并不准，凭借司机的高超技巧，戴高乐和夫人甚至他们车上携带的活鸡都毫发无损。

1961年12月1日，法国巴黎，人们在街头抗议秘密军的恐怖行动，将他们称作“杀人犯”。

1962年2月8日，Delphine Renard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大量民众举行抗议OAS的游行示威。警察的镇压引发了混乱，导致数人死亡。

如果说早期的OAS还能得到一部分军官和一些普通民众的支持，随着时间推移，当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而OAS还继续频频制造着暴力事件，如此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则明显不得人心了。尤其类似Delphine Renard这样的事件。于是，法国政府针对OAS的行动开始了。

充当雇佣兵的密探们

为对付秘密军组织，戴高乐动用了密探（Barbouzes），他们从各个领域被招募进来，比如投靠法国的越南人，街头混混等。同时，警察头目Michel Hacq成立了对付秘密军组织的C小组（la Mission « C »），专门从事反恐活动。虽然充当雇佣军的密探们被秘密军组织的行动团打得落花流水，但多亏了他们的情报，Michel Hacq旗下的警察在三个月时间里就逮捕了600多名OAS成员，其中包括69名杀手和62名负责投弹的恐怖分子。萨朗本人也于1962年4月被捕。

1962年4月20日，法国秘密军组织(OAS)头目萨朗在阿尔及尔被捕，他被判终身监禁。1968年五月风暴时，萨朗被戴高乐特赦。

恐怖分子还是爱国者？

前来旁听萨朗案的警察穿着统一的制服。视觉中国  资料

当然，萨朗不会承认自己是恐怖分子。1962年5月23日，萨朗案在法国本土宣判。当日，法院的台阶上，是一批批前来听审的警察和军人。当萨朗被法官宣布判以终身监禁时，他松了一口气大笑起来。原本，众人以为萨朗会因为政变和领导秘密军组织而被判死刑，但法官却宣称本案有“可使罪行减轻的情况”。然而没有人再去关心所谓情况是什么，此时大厅中的人已经乱成一团，人们高唱马赛曲或者高喊着“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口号。

案子宣判后，萨朗与他的律师拥抱庆祝。东方IC 资料

萨朗案法庭上的气氛，某种程度上正是法国社会对秘密军组织态度的折射。在法国国内尤其是军队中，有很多OAS的同情者。甚至一些政客也公开支持它。萨朗的律师也将他描绘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为了法国利益而奋斗的受人尊敬的将军。若干年后，戴高乐释放了一批秘密军成员，对此他评价道：“爱国主义有时候是盲目的”。

有趣的是，一些法国秘密军组织（OAS）成员，会和民族解放阵线（FLN）的成员被关押在同一个监狱。OAS分子Edmond Jouhaud在审判时曾辩解道：“我的行为和立场只有在具体背景中才能解释。当然，假如没有FLN，就不会有OAS。因为有了FLN，才会有OAS”。然而在FLN和他的支持者看来，FLN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先有了法国的殖民统治。于是，一方眼中的自由战士，在另一方眼中成了叛乱分子，而自诩为爱国分子的，则被自己的国家视为恐怖分子。就两者的命运而言，随着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民族解放阵线通过选举成为合法政党，而法国秘密军组织则溃散了。

人们为死于法国秘密军组织的遇难者默哀。视觉中国 资料

很多年后，当记者问起Delphine Renard，假如有机会与伤害她的恐怖分子见面，她到时会说些什么。Delphine Renard是这样回答的：“我想问他们是否后悔。我试图去理解，他们如何能为了一个口号而忘记自己的人性。我也想问问那个在窗口安放炸弹的人，是否看到了，在房间里，一个小女孩正躺在地上阅读。但我很害怕会听到他们说完全不后悔，除了让马尔罗逃过一劫。”

Delphine Renard可能不会与他们见面了。时过境迁，当年的恐怖分子也许已经去世，即便活着，也很难说会替多年前那场流血事件负责。她本可以期待另外一个结局么？历史无从假设，但文学可以表达善意人性的期许。加谬的五幕剧《正义者》就取材于现实。在其中一幕戏中，社会革命党成员卡利亚耶夫原本要去暗杀大公，但在扔炸弹的瞬间，他看到马车上还坐着两个孩子，卡利亚耶夫下不了手。面对同伴的质疑，卡利亚耶夫回答：“如果为了一个我没有把握的遥远国度，我不会迎面打击我的兄弟们。我不能为一种不复存在的正义，再增添活生生的非正义。”

参考资料：《戴高乐传》

A Policy of Violence: The Case of Algeria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