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者之宿命

每一个人文学者，每当处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口，他们都会感到非常的无力，非常的愤怒，非常的绝望，也非常的软弱。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具体的力量来扭转历史的方向，却只能被裹挟着拖进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世界中。事实上，他们对于自己无力愤怒绝望软弱的清醒认知，却是一种最为持久的情感的力量；虽然不是物质的力量，但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情感的力量。正是这种情感的力量首先确保他们自己不会沉沦。个体力量总是渺小的，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能确保自己不沉沦，那么整个世界怎么会沉沦呢？

所以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口，人文学者可以本能地觉察到自己的无力、愤怒、绝望和软弱；但越是在这种重要的历史时刻，就越是要更加清醒、更加勇敢、更加坚定和更加自信地做自己，因为做好了自己，就是做好了世界。人文学者的身体可以被环境所裹挟，不得不进入一个他所不愿意进入的世界；但是即使进入一个不愿进入的物质世界，人文学者也必须确保自己的心灵是自由的，是高贵的，是独立的，是自我的。任何处于具体时空中的人，都有其身不由己的一面；但是作为人文学者的人，在任何时空中都有心必由己的一面。这一颗自由的、高贵的、独立的、自我的心灵，就是一块反抗的根据地，培育着不屈服的种子；就是一盏不灭的灯塔，照出了内心的光明。如果交出去这一块根据地，就是彻底的投降，就是全身心的屈服，不仅是人文学者自己，且连带着整个社会，都将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但只要保存这一块心灵的根据地，反抗的大本营，人文学者就没有也不会投降，就有剥极必复、贞下起元的希望，就存在着文明战胜野蛮的可能。每每在历史上能遭遇这样的时刻，即剥极必复、贞下起元需要的时间，有时是三五年，有时是三五十年，有时是在当事人自己身上见证，有时是在当事人身后出现；但无论剥极必复、贞下起元所需要的时间有多长，剥极必复、贞下起元的现象必将实现，剥极必复、贞下起元的可能性必将成为现实性。

司马迁的《史记》是写给他自己的。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而且是历史的裁判者，而且把自己也写进了历史。他为失败的项羽作本纪，为牟利的商贾作货殖列传，为犯禁的侠客作游侠列传，为他自己作太史公自序，简直担当了索尔仁尼琴所说的作为“第二个政府”的作家角色。意大利的但丁在流亡中创作《神曲》，他是为自己而写的。但丁把当时活着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写进地狱的第六层火窟，他俨然以最终的审判者自居，他自觉比教皇更具有宗教的权威。陶渊明的桃花源是写给他自己的。作为个体，他不能不生活在暴秦之后，处于魏晋的末世，但是他让自己的心灵居住在桃花源中，逃避暴秦的乱世，生活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乌托邦中。这就是身不由己但心必由己的人文主义者的本领。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是为他自己而写的。他要向柳如是致敬，他要为钱谦益辩诬，而这种致敬和辩诬中隐藏着他自己的深悲遗恨。如果不是一股巨大的无法抑制的情感的力量，他不可能在失明膑足的风烛残年，撰写这部近百万字的巨著，如他自己诗中所谓的“拟就罪言盈百万”；而他之所以活下来，也正如他诗中所说，“草间偷活欲何为，圣籍神皋寄所思”。正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们保住了自己心灵的根据地，保住了反抗的大本营，保住了一线自由的灯塔，从而也就保住了人类文明的种子。虽然他们的著作在当时只是帮助他们保住了自己，然而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后，他们的著作却给后来的心灵以力量和勇气，使后来者的心灵经受住了环境的重创打击，从而坚守了他们的内心世界的完整，那么那些原本是写给自己一个人的文章，就超越了个体的力量，就不仅是孤光自照，更是照亮了千万人。为自己所写，也就是为人类而写。

勇敢。人文学者的勇敢，不是无知地以肉体对抗枪炮子弹，而是智慧地用心灵保持自由的种子，是在黑暗中坚持点燃不屈的灯火，是在孤独中拥有群体的力量，是坚定拥有剥极必复贞下起元的逻辑信念，是对文明战胜野蛮的人类未来的乐观智慧。这是最大的勇敢，这是人文学者的宿命。当然，从人文自觉的角度而言，这是最高的哲学，这是人文学者的使命。

                                                                  2021年1月10日 沪上蒋家河畔攻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