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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锡瑞：国共两党政权更迭在1943年已露端倪？

周锡瑞李皓天

2016-01-16 17:20

来源：澎湃新闻

在中国现代史的主流叙事中，1943这个年份通常被一笔带过。获得极大关注的往往是那些爆发决定性历史事件的年份，例如辛亥革命与帝制崩溃的1911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192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的1949年，以及毛泽东去世后改革开放展开前的1976-1978年。

在本书构思之初，我的同事们的反应是，“为什么写1943？”很少有人能说出1943年有何重要的事情发生。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被遗忘的年份上，我们将会发现什么？通过分析1943年一系列的事件、趋势和矛盾，我们能否更好地理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次变化？国共两党的政权更迭，是否在早先岁月的政治和社会中就已露端倪？这些都是《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一书所要探讨的问题。

本书的一个前提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经历了一些特别重要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是，战争削弱了中国人民对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的支持，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和规模。1937年抗战之初，蒋介石是中国当仁不让的领导人。全国上下团结在他坚决抗日的旗帜下。国际上，蒋是当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苏联也迅速地给予他包括枪炮、坦克和飞机在内的大批军援。

《时代周刊》1938年1月3日的封面，蒋介石夫妻被选为1937年度的风云人物。

与之相对，中共则是一群衣衫褴褛却精力充沛的长征幸存者，面对着陕北贫瘠的荒山，偏居在延安的窑洞里。但抗战结束时，中共却拥兵百万并且在敌后开辟了很多坚实的根据地，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则日益被视为一个腐败无能的自利型专制政体。其政权合法性不但受到来自中共的挑战，还遭到汪伪政府亲日派、知识分子，以及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的质疑。

抗战期间，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使得历史的潮流远离了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靠近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的某个时刻，中国政局到达了历史进程的一个“转折点”。目前大多数叙述都把这一焦点集中在1944年：蒋的部队在日军“一号作战”攻势面前节节败退；史迪威将军的撤换引发了美国对蒋介石政权的失望；知识分子在重组的民盟下开始活动；中共开始筹备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多年以来，战时中国的历史叙述深受三位美国记者作品的影响：白修德（Theodore White）、格莱姆·裴克（Graham Peck）和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其中当属白修德和贾安娜（Annalee Jacoby）合著的《中国的惊雷》影响最大。

《中国的惊雷》1946年初版

该书把中国抗战塑造为“蒋介石的悲剧故事”，蒋本人作为一个清廉自律的独裁者领导着一个充满“封建意识”、派系纷争和日益腐化的政权。美国外交官谢伟思（John S. Service）和戴维斯（John P. Davies）也有类似的对国民政府的大量批评。这些材料极大地影响了学术界对于战时中国的认识，这种影响在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曾以战时情报协调局官员的身份驻华）和易劳逸（Lloyd Eastman）的力作中都有体现。这种观点在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那本获得普利策奖的《史迪威和美国在华经验》一书中得到了发扬光大。该书写于20世纪70年代初越战的高峰时期，它明显地反思了美国20世纪对亚洲的外交政策；十分有力地描述了一位勇猛而直言的美国将军是如何徒劳地试图拯救一个腐化而保守的亚洲政权，而后者正面临着外敌入侵和内部共产党的挑战。

近年来，上述的观点——自负而独裁的蒋介石领导着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正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陶涵（Jay Taylor）近期出版的蒋介石传记广泛使用了蒋的日记，该书以极度同情的笔调把委员长塑造为一个“现代化的新儒家”和“拥有战略视野的国家领袖”。重要的是，陶涵对史迪威颇多批评，在书中除了恰当地批评史迪威“粗鲁无礼”，还认为重开滇缅公路的战役不过是史迪威一厢情愿地为自己1942年的失败复仇。

在中文方面，齐锡生的作品以详尽的细节描述了战时的中美同盟关系，对蒋给予了相当的同情，同时批评了史迪威在目前的作用以及马歇尔的总体战略。其中，在国外影响最大的是一批英国学者的研究著作，他们开始挑战“史迪威-白修德范式……（所描述的国民政府）军事无能、政治腐败、执着于打击中共、独裁主义，以及盲目拒绝抗日”，并且将关注点带回1944年。

剑桥大学的方德万（Hans van de Ven）重点研究了民国的军事史。方氏的《战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1925-1945》以“重访史迪威”为头一章标题，抛出了一个有力的论点：“美国的进攻性意识形态”和记者与军事领导人的轻视中华文明的“东方主义话语（Orientalist discourse）”，导致他们过分低估了蒋所执行的抗日战略。在方氏看来，独裁和腐败并不是研究国民党政治的有效概念。该书认为截至1944年，蒋介石在抗日方面做得相当不错，直到史迪威把所有的资源用于缅甸战役，使得中国中部防线在“一号作战”面前门户大开。

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Rana Mitter）也同样批评了“史迪威的错误战略”。他认为在盟军的全球战略中，中国战场“处在二等，甚至是三等的地位”。米特总结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在中国战场）的作为和不作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蒋介石政权的缺陷和衰退。”

陶涵、齐锡生、方德万和米特的研究的确摧毁了史迪威神话：后者绝非是一心为了中国而进行的一场英雄主义式的奋战。但是难道史迪威和缅甸战役是导致蒋介石政权衰落的主要因素吗？在我们看来，史迪威的错误似乎并不能证明蒋的长处。那种把对于国民党的批评看作是美国记者、政客和军人“东方主义”偏见的产物并加以摒弃的观点，也同样值得商榷。这样的偏见当然存在，在史迪威日记中也显露无遗。但是类似的对国民党的批评——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腐化、士气低落、逃避责任和官僚主义——在当时的中文资料中同样可见，甚至不乏出现在蒋的演讲和文稿中。

蒋介石与史迪威

最重要的是，本书的前提在于：1944年的危机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为了理解它，就要将眼光投向之前的一年。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的垮台和中共的胜利在1943年就已经成为定局。如果后来事态发展有变，历史完全可能再次倒向另一方。本书各章的意图在于提出一些新的历史转折点，而不是把历史的必然性重新放置在历史进程的某一特殊点。通过深入研究那些影响了国家历史叙事的事件，我们发现，很多历史人物如果做出了不同的决定，那么历史的进程很有可能改变。

本书同样表明，一旦把关注点集中在特定的一年，我们就能发现该年发生的很多事件，都对后来的历史发展起了作用。1943年，不平等条约被废除，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并且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会晤，蒋夫人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了历史性的演说，新疆脱离了苏联长达十年的控制回归中央，河南遭遇了灾难性的饥荒，中共正在经历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通过研究上述和其他事件，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一年，我们试图在本书中对一些特定时刻进行史实重建，在我们看来，这是超越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狭隘的抗战研究的最好办法，由此得以理解那些决定中国命运的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发展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