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城忆旧

Samuel Gao

虽然我在海外多年，但口音始终未变。常有人问我是否北方人，甚至北京人。其实北京口音与天津有很大区别，因为天津方言源于安徽。当年燕王朱棣扫北，带了一支安徽军队从天津大沽口登岸进京。不仅留下了口音，也留下了这座城（当然，最初只是一个卫的建制）的名字，“筑城浚池，赐名天津”，取天子津渡之意。

天津和北京这两座仅相距125公里的城市的区别不止在于口音的明显差异。在北京问路，答案大都以“东西南北”为导向，而在天津，回答却多会用“前后左右”。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天津有一条海河。人们常说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而在我的生活里，这条河既近又远。言其近，是因为我家老屋离河不过一箭之地；言其远，是因为河堤很高，又有围栏，因此人与河并不亲近。我在孩提时代更喜欢去附近的公园玩，那时它的名字是“市委花园”，得名于与它比邻的天津市政府。后来，我才知道公园的本名是“维多利亚公园”，是当年英租界的一部分

当时天津号称有九国租界，其实只有八国占地，比利时只得一间电车公司。英租界东临海河，原本是一片荒地，却是租界中开拓最早也最繁荣的一片区域。公园所在的维多利亚道（今天的解放北路）曾是天津乃至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汇丰、渣打、花旗、盐业、交通等银行都曾坐落在这条街上。

花园于1887年6月21日，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纪念日时正式开放。后来我有幸看到花园原貌的彩色照片，比“市委花园”时期更典雅些，但结构并未太走样。孩提时代每次游园，都带给我一种旅行感。从正门进去，先看到一处花坛和带池塘的照壁，山墙上贴有瓷砖，其实并不是很雅致。花坛左侧是一排布局疏朗的树木，以及和绿皮火车一个颜色的长椅，直通到花园后墙。每天清晨，玩鸟者都在那里聚会。他们提着鸟笼一路走来，途中笼子不能垂直静止，而要随着人的步伐摆动，大多数人都是双手各执一只鸟笼前后摆动，这叫遛鸟，也叫哨哨。笼中的鸟多是黄雀、紫背儿这些鸣声动听的小鸟。我常常在园中驻足，静静地听一会儿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后来我喜欢上了京剧，据说人称“十全大净”的京剧名家金少山老板当年就是靠听鸟叫体会了“嗖音”的技法。

听鸟叫并不是我去公园的主要目的，而大象滑梯、蹦床等儿童游艺项目也并非我的兴趣所在。我来这里是为了公园里的习武者。一般来说，每天清晨会有两批习武者固定来到公园练武。一批人在花园正后方的一片假山旁，是练外家拳的。另一批人则是在公园右侧的两个凉亭间活动，他们是练内家拳的。当年我也跟老师傅们学了一些皮毛，久不习练已经生疏，而那样的练武场景也早已荡然无存。多年后，我客居在巴黎六区卢森堡公园附近，在公园内晨跑时见到几批习练不同武术门派的人，让我凝望了许久。

听评书则是我孩提时代的另一项爱好。天津的大小书馆一度曾极其兴盛，即便是在1990年代初，评书爱好者依然有书馆可去，其中之一便是位于南市的“燕乐”。在有租界之前，天津的中心是更靠北一些的老城，如今的东西南北四条马路便是曾经的老城墙所在。最早的大户人家都居住在老城中，后来才迁入租界。南市便位于这座老城的南面，长久以来，那里是小手艺人和苦力的聚居地，清末开始，那里被称为“三不管”。有人说这个名字是因为此处与法租界、日租界及天津老城毗邻，却不属于任何一处，因此无人管理之故。长期以来，鱼龙混杂。

燕乐的名字始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名叫“燕乐昇平”，49年后几经易名，最后改成了“燕乐歌舞厅”，楼下是曲艺演出，楼上则是歌舞厅。很遗憾，我从未在那里听过书，但却听过几次相声。狭小而落败的长方形房间中可容20至30人，最前端是一方小舞台。票价8元，赠送茶水：一个白色搪瓷杯里泡的花茶。两个座位共用一个暖瓶用以续水。这间屋子里主要演出相声和大鼓书，对面一间更小的屋子里演出评书，票价2元，赠送茶水、萝卜干和瓜子。我记得那时茶杯上印着某间私立医院的广告。后来得知院长是一位忠实观众，每次看演出时都会送上许多花篮，尤其是给唱大鼓的女演员。送花篮是观众给演员额外收入的方法，据说这种模式是演员张子健的父亲、快板书演员张志宽从歌舞厅借鉴来的。每个花篮价值10元，后来上涨到了20元。溥仪的族弟溥佐每次听相声都要送上好几十只花篮，直到他临终前不久。

评书为何票价更低？因为一部评书得讲上许久才能完结。听去过那里听书的朋友讲，燕乐的说书人除了讲一些传统书目，还说一些民国时期的天津时事，还有一部受欢迎的书是《基督山恩仇记》。说这部书的老先生一再强调，在水牌子 （剧场门口的演出海报）上一定要写这个名字，而非《基督山伯爵》，因为他的改编源自林语堂的译本。

当然，现在燕乐已经没有了，整个南市已经没有了。说书的老先生有的已不在人世，有的休养在家。消失的又岂止是这些？张学良的旧居成了婚纱影楼，吉鸿昌遇刺的国民饭店变成了快捷酒店，袁世凯的居所成了餐厅，英国人建造的民园体育场也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我家老宅也几经变迁，它坐落于维多利亚道，是这条街上为数不多的民居。曾祖父从北平迁来后便在这里落户，后来将院子的一半租给了荣姓广东人。听我奶奶说，他们常在家中举办舞会、沙龙。49年后，房屋被拆，新建起了一栋“干打垒”结构的五层楼房，所谓“干打垒”，是两片水泥薄墙、中间灌浆的结构。里面分割成小单元房，每间二三十平米。我家分到两间屋子，与另一户人家共用厨卫。在唐山大地震中，这幢楼是为数不多的幸存下来的四九年后建筑。

最后，连这座楼也被拆除，盖起了一栋号称是欧式风格的大楼。花园对面的利顺德饭店倒是保留了下来，小时候我从公园回家时，经常会从利顺德后门入口进去，走到转门转上一圈，再从另一面出来。现在装修之后，它的模样也大变了。

姨姥姥家的老宅被拆让我倍为感伤。它也在租界，是一栋四层楼的漂亮哥特式建筑。在那里，儿时的我听舅舅们说了许多老天津的掌故，比如唐韵笙在天津唱戏时不愿降低身价，要与马连良卖同样票价以至于叫好不叫座，比如裘盛戎每次来天津演戏便要与他们在新华路体育场踢球，比如当年南开学校和女校的联谊会，耀华中学（原英国公学）的校服……

舅舅们曾婉拒了我和他们去起士林西餐厅聚餐的邀请，因为“已经不是那个味道了”。我倒还保留着小时候和母亲去那里吃点心的记忆：一楼是烘焙坊和咖啡厅，售卖马蹄酥、拿破仑、巧克力以及生日蛋糕。咖啡厅让人想起它远在维也纳那些恢宏典雅的同伴们，大厅中还留有乐队的位置，以便举办舞会。后来，这里改为了肯德基。

说起西餐，母亲常带我去的是一家名叫“苏易士”的西餐厅，它位于成都道，是座四层洋房。主人是袁世凯的孙女，民国四大公子之一袁寒云的小女儿。老太太烟不离手，但身体很好。大掌柜白白胖胖，很符合传统勤行儿（旧时对旅店饭馆仆役通称）“响堂闹灶老虎柜”的讲法，每次都会送我冰淇淋或苹果派。苹果派不是麦当劳那种美式苹果派，而是德式的Apfelstrudel。

现在我回到天津时一般都只是待在家中，有时上街也觉得陌生，好像哪里都不认识。去年某个假期，我与一位友人通电话，他说他已经坚持临帖很长一段时间，“今天我临的还挺应景，是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有晋崩离，维倾柱折；礼亡学废，风颓雅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