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的街角，历史的“三峡”

原创 侯健 中拉智讯 收录于话题#书评42个

《五个街角》是西班牙-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于2016年推出的小说。继《卑微的英雄》之后，作者再次将目光移向了自己的祖国秘鲁，刻画出了藤森政府末期被恐怖主义、腐败、暴力和道德沦丧所笼罩的秘鲁社会。

书名《五个街角》，实际上指的是真实存在于利马巴里奥斯·阿尔托斯区的一片名为“五个街角”的社区。在过去，这里曾是利马城中最繁华高雅的区域之一，甚至连澳大利亚、比利时、日本、法国和美国的使馆也曾坐落于此，可是后来却衰败了下去，成为了利马犯罪率最高、最危险的区域。关于这一书名的由来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巴尔加斯·略萨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在写小说之前先确定好书名，他认为这样有助于他来组织和串联故事，要知道在《城市与狗》正式出版前，它甚至还有过《骗子们》、《英雄之所》等多个不同的名字，可是在写《五个街角》时，他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令他满意的书名，这是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于是他决定走上街头去寻找灵感：他戴上太阳镜、披上大衣，甚至还用帽子遮住半边脸，像个侦探那样出了门。在五个街角，一位负责照看停放车辆的大妈对他说：“您肯定不是我们这儿的人，这个区里太危险了，只有一直住在这里、彼此认识的人才会安全。”这话并没有吓倒巴尔加斯·略萨，反而使他回想起了此地往日的繁华，再看着眼前一片衰败的景象，他突然觉得书中两位最主要的人物就应该生活在这里。在五个街角，五条街道从一个中心点上延伸出去、通向远方，这不就像是书中人物、利马、或者说秘鲁的历史和命运一样，充满未知、让人琢磨不透吗？在多次走访这片区域、并和当时还是作家妻子的帕特丽西娅（不久巴尔加斯·略萨和西班牙菲律宾裔名媛、被称作“马尼拉珍珠”的伊莎贝尔·普瑞斯勒走到了一起，也如书中人物般深受八卦媒体纠缠之苦）以及女儿莫尔加娜交流之后，巴尔加斯·略萨终于决定就以《五个街角》来命名自己的这部小说。

2010年，瑞典文学院针对巴尔加斯·略萨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说其作品“对权力结构做了深入的描述，并对个体人物的反抗、反叛和挫败进行了犀利的刻画。”可以说，《五个街角》一书也完美契合了这句评语。

首先是对权力的描写：这部小说的背景虽然是藤森政府时期，可是政府的实际掌权者已经成为了总统顾问、国家情报部门主管弗拉迪米罗·蒙特西诺斯。此君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间接造成了巴尔加斯·略萨在总统竞选中的败北。在接受关于这本小说的采访时巴尔加斯·略萨曾坦言，在当年总统竞选过程中，曾经有一些高层军官对他说他们有证据表明藤森的出生证明是伪造的，说他实际上出生在日本而非秘鲁。可后来那些证据都被蒙特西诺斯销毁了，他收买或勒索军方人员，甚至一手遮天地在教区注册了藤森的秘鲁出生证明，并把出生日期别有用心地选在了秘鲁国庆日，这一轶事也被作者写入到了这部小说之中。随着藤森当选总统，蒙特西诺斯在秘鲁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蒙特西诺斯收买记者、律师、政要、工会领袖，对包括藤森在内的重要人物进行着秘密监控。在小说中，蒙特西诺斯毫不留情地派人暗杀了虽然已为他工作多年、可是却胆敢违抗他命令的《大曝光》杂志主编罗兰多·加洛，负责杀害加洛的则是从属于政府的秘密警察们。类似的暗杀恐怕多如牛毛，而在杀人之后只需将责任甩给秘鲁境内的恐怖组织就可以一了百了，杀人的成本竟低到了这种程度！换个角度去想，恐怖组织竟然和政府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依存关系，不得不令人冷汗直冒。在小说中，蒙特西诺斯最终将加洛之死的罪过强加到了一位患上老年痴呆症的无辜之人身上，这是不是又比拉恐怖主义来顶罪更让人心生恐惧呢？

蒙特西诺斯对国家进行掌控的另一件利器就是媒体。在科技不断进步发展的现代社会，媒体在人民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个新闻（无论真假）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扩散，而蒙特西诺斯恰恰看中了这一点。他的手中掌握着包括《大曝光》在内的诸多媒体资源，如果某个人或团体是对他有助益的，他掌握的媒体就会积极地正面宣传他们，而反之，这些媒体就会对蒙特西诺斯的敌对者们进行细致入微的调查，然后进行大肆的攻击，如果调查无果呢？那么就无中生有地抹黑吧。

故事的转折点恰恰就是一次“违反命令的”抹黑。《大曝光》主编罗兰多·加洛手中得到了一些拍摄于数年前的当地富商恩里克·卡尔德纳斯的淫乱照片，他以此为要挟试图获得恩里克对《大曝光》的资助。恩里克的拒绝及对其的羞辱惹恼了罗兰多·加洛，后者不顾蒙特西诺斯的反对将照片全都发布了出来，这也给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蒙特西诺斯在书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知道该选择谁当我的敌人”。这位掌权者的心中永远都有一杆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重量，无论一个人曾经怎样为蒙特西诺斯卖命，一旦他的重量轻于与之比较的另一侧的重量，那么他就会遭到无情的消灭。

但是蒙特西诺斯的失败也恰恰源自于他对“扒皮女”的低估，在他认为“扒皮女”已经因为对他心生恐惧而全心全意为自己卖命的时候，他亲口承认是自己杀害了加洛，不料早就在暗中录音的“扒皮女”却毅然决定公开录音，最终造成了蒙特西诺斯的垮台。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最后，《大曝光》这样的八卦媒体竟成了悬在蒙特西诺斯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所以，媒体本身不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虽说无良的媒体可以造成社会的混乱，可是有良知的媒体也同样能起到重要的社会监督作用，这一点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书中最复杂的人物之一无疑是“扒皮女”胡丽叶塔·莱吉萨蒙，由于她“无比骄傲”地专注于自己在八卦媒体的工作，我们很容易武断地认为这是一个反面人物，可是巴尔加斯·略萨笔下的小人物往往要比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更为复杂和深刻。“扒皮女”是一个很有勇气的女人，在遭到性骚扰时会挺身反抗，在学校上学时就敢于用板报的形式起底爆料……她一直在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小说最后她对蒙特西诺斯的揭发是本书的一大高潮，书中有意无意地在暗示“扒皮女”对罗兰多·加洛的隐秘感情，这也许是推动她做出揭发决定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却绝非是唯一的原因，她矮小身躯中那强大的勇气无疑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一言以蔽之，“扒皮女”也许不能算是一个道德观正确的人，但却是一个让人钦佩的女性。

位于蒙特西诺斯所代表的最高权力阶层和加洛、“扒皮女”（都住在五个街角）等人所代表的社会底层之间的是两对精英阶层的夫妻：恩里克与玛丽萨、卢西亚诺和恰贝拉。作者用“性”将这四个人串联了起来。在巴尔加斯·略萨笔下，性从来都不单纯是吸引读者的工具，作家本人早就公开表示过：“没有情爱，就没有伟大的文学”。在权力结构中，性往往是权力阶层施行统治的武器，也是被压迫阶层进行反抗和逾越的手段。如在《城市与狗》中，士官生们通过兽交、嫖妓等行为体现自己的男子气概，用要求低年级士官生互相舔舐等淫乱动作来羞辱他们，而在小说最后，尽管主人公阿尔贝托也曾和周围人一起违反过诸多纪律，军校却恰恰选择用他曾撰写黄色小说的行为来威胁其隐瞒“奴隶”的真正死因（在《五个街角》中，被用来敲诈恩里克的也恰恰是其淫乱的照片），不正表现出“性”的破坏力吗？再如在《公羊的节日》中，垂垂老矣的独裁者特鲁希略展现他“还能行”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同年轻女性发生关系，哪怕自己已经失去了性能力也要用手撕毁女性的处女膜来证明自己，与此同时，高官要员们迎合领袖的方式就是献上女人，哪怕是自己的女儿也在所不惜，权力的斗争也浓缩在了性方面，更不必说《坏女孩的恶作剧》中主人公“坏女孩”的种种行径了，她不也是以性为武器，来与不公平的社会和命运作斗争吗？情爱描写在《五个街角》中的作用也同样复杂，我们不应将之单纯看作为追求感官快感而进行的描写。巴尔加斯·略萨曾经说道：“全书的第一章恰恰是为了突出独裁统治下的社会氛围。试想，如果没有宵禁，那么可能玛丽萨和恰贝拉就不会一起过夜，也就不会发生性关系了。没有那种恐怖的氛围，大概她们永远都不会试图用性来逃避内心的紧张情绪。宵禁把一切都禁锢了起来，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如果大家一起吃了晚餐，那么除了睡在一个屋檐下就别无他法了。引发这种病态的不安全感的是恐怖主义，也是反恐行为和其他犯罪活动。你甚至不会知道杀死你的到底是哪一伙人。这种氛围改变了一切，包括性方面的关系。”在这种氛围中，连属于精英阶层的人们也都在恐惧的阴影下生活着，他们需要逃离这种压迫感，玛丽萨是这样，恰贝拉也是这样，被敲诈并投入监狱的（在狱中还被狱霸强迫为其手淫）恩里克也是如此。

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玛丽萨和恰贝拉的这种特殊的性关系最终把被视为“最传统保守的男人”的恩里克也吸引了进来，而在小说的最后，危机解除之时，在整个故事中一直以镇定、正直形象出现的卢西亚诺竟然也暗示自己要加入到这种性关系之中（全书以此结尾）。这恐怕也是巴尔加斯·略萨对秘鲁上层社会荒诞迷乱、麻木不仁的生活作风的反思吧。

巴尔加斯·略萨在这部政治惊悚小说中对于秘鲁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虽然有研究者认为本书并非是可与《酒吧长谈》、《世界末日之战》等代表作相媲美的巨著，但无疑也是一本寓意深刻的佳作。巴尔加斯·略萨曾经说过：“有很多人说诺贝尔文学奖会杀死一个作家，但是我仍然活着。”巴尔加斯·略萨不仅没有被诺贝尔文学奖“杀死”，反倒是佳作不断，丝毫未被诺奖束缚住手脚，在2019年又推出了被视为《公羊的节日》姐妹篇的《艰辛时刻》，讲述了被美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特鲁希略政权破坏的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改革的故事，这部小说甚至被许多评论家喻为作者在新世纪中写得最精彩的作品，这也无疑让我们对巴尔加斯·略萨接下来的创作计划又多了些期待。

我是在大学三年级第一次读到巴尔加斯·略萨作品的，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对这位作家的阅读改变了我的人生规划，我立志要研究他、研究拉美文学，此后的经历被我写到了《普林斯顿文学课》的译后记《我为什么热爱巴尔加斯·略萨？》中。我自然也想过翻译巴尔加斯·略萨的书，但我从未奢望这种机缘会如此快地到来。《五个街角》是由我翻译的第一本巴尔加斯·略萨作品，也因此对我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2019年10月，我有幸到作家位于马德里的家中（实际上是上文提到的“马尼拉珍珠”伊莎贝尔·普瑞斯勒的家）与作家本人进行交流，临别之际，我把当时已经译毕的《五个街角》和《普林斯顿文学课》的西语原版书从包里掏了出来，问巴尔加斯·略萨是否愿意给我在上面写点什么。他发现普林斯顿大学的鲁文·加略教授已经在《普林斯顿文学课》上写了些话，于是拿起了《五个街角》，开始思索。

这让我想到了2011年，我因为“追星”从西安跑到上海，只为见巴尔加斯·略萨一面时的情景。当时他在《凯尔特人之梦》上简单地写道：“来自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诚挚问候”。而这次，作家在《五个街角》上写的是：“深情地问候本书的中文译者，侯健，我认为他是我要好的朋友。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半年后，2020年5月初，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我写去邮件问候作家，5月7日即收到了作家的回信。巴尔加斯·略萨在信的最后写道：“如果你在翻译我的作品时碰到什么问题的话，我随时都愿意为你答疑解惑。虽然你的西班牙语水平很高，可如果突然有哪个‘秘鲁土话’让你感到困惑的话，我可以帮你揭开谜底”。我想：为什么不呢？只要巴尔加斯·略萨还依然在坚持创作，我们这些译者自然也愿意不断接受新的任务、新的挑战，管它是秘鲁土话，多米尼加土话，还是危地马拉土话呢！

侯健

2021年4月10日于西安

【本文系《五个街角》2021版译后记，原题“秘鲁，你将拐过哪个街角？”，作者：侯健，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西班牙语专业教师，文学翻译者。】

原标题：《秘鲁的街角，历史的“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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