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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故事

李辉

2016-01-11 11:42

来源：澎湃新闻

2015年秋高气爽时节，忙于撰写“封面中国”的最后一篇《“新的长征”》。这一篇，写邓小平被美国《时代》评选为1978年的年度人物，后来被傅高义称作的“邓小平时代”，也是在这一年拉开帷幕。文章完成，合上电脑，长长舒一口气。历时十多年的《收获》专栏写作，说结束就结束，颇有些依依不舍。

萌生写作“封面中国”想法，源自2001年的美国之行。七月下旬，坐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我借出《时代》周刊翻阅。《时代》于1923年创刊，被誉为“时代之父”的Henry Luce （亨利·鲁斯），是一位在华美国传教士的后代，1898年3月出生于山东蓬莱。生于斯长于斯，中国情结一直令鲁斯剪不断，理还乱。归国之后，遥远的中国，也是鲁斯“美国世纪”的重要场景。鲁斯以他的方式，延续着传教士父辈与中国的特殊关联，也正是因为有这种个人渊源，《时代》与中国的故事延续至今。

1967年，被称作“《时代》之父”的鲁斯去世后成为《时代》封面人物。

新创办的《时代》有一大特色，每期封面主要以人物为主。我借出1927、1943年《时代》，前有蒋介石，后有宋美龄，分别成为封面人物。翻阅时，我产生一种好奇：从创刊到二十世纪末，80年间，到底有哪些中国人物上过《时代》封面。时间匆匆，来不及在国会图书馆求证这种好奇，我只带回这两年刊物上关于中国报道的复印件。几个月后，同事袁晞先生送给我一本画册，顿时让我眼睛一亮：《历史的面孔——〈时代〉杂志的封面(1923—1994)》，70年里的几千个封面悉数汇集，正是我想看到的!

70年间，陆续成为封面中国人物的有：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溥仪、宋美龄、宋子文、陈立夫、陈诚、吴国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罗瑞卿、陈毅、李富春、林彪、江青、邓小平等。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几位依次是毛泽东、蒋介石、邓小平、周恩来、宋美龄，其他均为一次。另有几位封面人物虽是外国人，但与中国有关，故也可归于此列，如抗战期间的美国将军史迪威、陈纳德，国共内战初期负责停战调解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六十年代初中印战争时期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七十年代初访华的尼克松、基辛格……

1934年溥仪。

一位研究《时代》周刊的美国学者说得好：“那些经常出现在《时代》封面上的人物，必将被收入历史课本。”当我排列上面这些封面人物时，脑海里浮现的正是风云变幻、潮起潮落、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画卷，渐次铺开。我忽发奇想，何不以《时代》封面中国人物为线索，按照编年体脉络，写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演变？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上海《收获》杂志的认可和敦促。于是，我开始请远在美国的万树平兄四处购买旧杂志，搜集资料。一年多之后，准备就绪，率先进入翻译《时代》关于中国报道的阶段，专栏名称也确定为“封面中国”，副题为“美国《时代》讲述的故事”。

“封面中国”，这是一个美国刊物与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之间的故事。更大程度上，它也是中国自身的故事，一个如何被外面的世界关注和描述的故事，一个别人的描述如何补充历史细节的故事。封面人物什么时候出现？为什么选择？如何被描述？甚至，在我看来，有哪些重要遗漏？这些，都将是解读与叙述过程中应有的话题。我很欣赏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其实，历史在我们大家身上。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我们的胸仅是一个熔炉。”（《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

一个描述历史的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采取何种角度，他的笔就应是一个熔炉，史料和人物命运被融化而出，凝固成历史。虽非全部，却应是自己独有的一种。相对于慷慨激昂和纵横天下的那些宏大评判，我更倾心于做一位不露声色的历史叙述者。

2004年，适逢新的猴年来临，白岩松请来四位属猴者，在央视做一个关于猴年记忆与猴年展望的谈话节目。四人分别为：1944年，李谷一；1956年，李辉；1968年，白岩松；1980年，金铭。节目中，我谈到新的猴年有两个愿望：学会滑雪和开始写“封面中国”。高兴的是，两个愿望，都在猴年实现。第一篇“封面中国”于2004年11月完成，发表于《收获》2005年第一期，此时，猴年走向尾声。

1982年作者（左）第一次拜访李谷一（中）。

在完成“封面中国”1923——1952年历史阶段的写作之后，考虑再三，我决定提前叙述1965至1978年之间的中国，即从“文革”爆发到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起步。历史叙述中，“文革”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在此期间，美国《时代》周刊，虽无驻华记者，但关于中国的报道一直与“文革”结伴同行：林彪、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青……相继成为封面人物，串联起历史的大起大落。

1966年林彪。

1977年江青。

1965年岁末，“文革”拉开帷幕时，我刚过九岁，年龄未到可以直接投身其中当一名红卫兵，却可以目击和亲历。1965—1978，一年又一年走过，小学—中学—下乡知青—参加高考进入大学……我从九岁长至二十一岁，其间的青春记忆，正与“文革”结伴同行。与以往《封面中国》的篇章有所不同，在新系列的写作中，我希望个人的亲历记忆，或许可使叙述框架里多一些斑驳质感与鲜活气息。

1966年“文革”爆发，10岁的我。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一直喜欢黄庭坚的这句诗。我的同龄人，如果挖掘各自的“文革”记忆，更多的恐怕不是“桃李春风”中的杯酒微醺，而是被“江湖夜雨”浸透的诧异、困惑、思索，一旦将之拾起，依旧滚烫，沉重。

《封面中国》一共写了三卷，前两卷已先后出版，第三卷结束于1978年。不再续写的原因自然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从1978年开始，封闭的中国已经向世界打开大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使中国不再与世界隔膜。从此，中国的每一步行程，每一次的风起云涌潮起潮落，海外均有及时报道和反馈，国人很快对之知晓，这与闭关锁国时代大为不同。这种情形下，继续写之后的“封面中国”，也就显得不再那么紧要了。